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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经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徐匡迪市长签字，建桥学院又破格列入国家计划内招生序列，成为上海市第四所列入计划内招生并有独立颁发大学文凭资格的民办大学。
“满天星斗总该有一颗是归我的吧？”
自称为“西进淘金者”的季中良在温州名气不算大，但在兰州甚至在大西北可是响当当的“服装大王”。其麾下的中美合资兰州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年产中高档西服2011万套，销售额几个亿。
十多年前，季中良可没想到自己会这么风光。
“每天拖着疲惫的双脚背着月亮回家，口袋里是哗哗作响的硬币。”季中良回忆说，“满天都是星斗，我想，总该有一颗是归我的吧？”
1986年，季中良借了700块钱，跑到市区妙果寺小商品市场当起了摊主，这是许多温州人都容易想到也容易进入的“致富启蒙教室”。他东奔西走，四处采购服装。为了看守货物，也为了省几个旅店钱，时常露宿车站、码头，遭蚊虫叮咬，被地痞敲诈。
后来，腰包鼓了一些，季中良办起了自己的永达纺织品公司。为了寻找好面料，他的目光盯上了中国最大的精毛纺企业兰州第三毛纺厂。1992年，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兰州三毛服装分厂由于连年经营不善，累计亏损200多万元，走投无路。领导们想起了与企业有几年业务往来的温州私营业主季中良。结果，季中良承包经营不到一年，这家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在这个“下岗工人”的手中翻了身：扭亏200万元，赢利100万元。这一“季中良现象”甚至引起了国务院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调查组的浓厚兴趣。
1993年5月，兰州大滩开发区鞭炮齐鸣。季中良出资1000万元，与美国田仁股份投资公司共同创办的当时整个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西服企业——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在这里破土动工。
挣大学生的钱
温州商人坚信，没人的地方，水草最丰美，回报最丰厚。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这是文化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温州苍南县的金乡人另有盘算：全国上百所大学招收新生，每所学校少则数百，多则成千上万，一下子需要多少校徽啊，这里面又该有多少利润！
临近开学，大学校长们的办公室门口几乎都出现了同样的场面：一个乃至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金乡人鱼贯而入，胸前勋章般挂满了待价而沽的各式校徽。
据说，当年金乡一个镇的校徽销售额就达100多万元，占了全国总量的50％。
香港回归、江泽民访美……大胆的温州人都视为商机，他们甚至把订制纪念章的业务信直接寄到了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
克林顿也是温州人的“盘中餐”
2000年7月，国内几大著名网站的首页上纷纷亮出了一条颇具轰动性的新闻：
中国温州某企业向白宫发出一封电子邮件，开价200万美元邀请克林顿总统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的形象大使。有消息说，美国主流媒体也迅速转发了这一新闻。毕竟，大选在即，政治炮弹十分稀缺。这里提及的某企业正是刚刚组建的以西服为主导产品的温州法派服饰有限公司。
以下是电子邮件的全文：
尊敬的克林顿总统：
我们是用真诚和敬意给您写信。这封信凝聚了数千名法派员工的心愿和梦想。
我们给您写信，就是希望您卸任后做我们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公司的情况在此信中就不一一赘述。总之，“法派”企业是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向世界靠拢的中国服饰企业。
而您——一定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吧。前些年您到过中国的西安、桂林，我们的一位员工曾亲眼目睹过您的风采。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媒体关注您。
我们“法派”是把最精致的服饰奉献给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们。而您的气质、风度及丰富的人生内涵不正是我们寻找的最佳选择吗？
我们欲高薪聘请您担任法派的形象代言人，我们是极其真诚地对您发出邀请。望我们的愿望能实现。
再一次对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法派服饰有限公司
2000年5月25日
几乎所有的同行都认为，即使用脚趾头想想也可以断定这纯属炒作，是一个“国际玩笑”。
此后，沉寂了大半年，许多人差不多已经淡忘这个“国际玩笑”。
然而，2001年3月，法派公司意外地接到了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电子邮件，明确表示已是自由身的夫君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并期待与公司方面就此事进一步洽谈面议。克林顿真的会为温州服装吆喝吗？
法派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出谨慎的乐观：
“为什么不呢？克林顿缺钱，为了莱温斯基的官司，前总统共欠下1100万美元的律师费，至今还有500万没买单。想当年，‘伟哥’正式上市时，克林顿曾半开玩笑说自己要给‘伟哥’做广告。法派是没有辉瑞（伟哥生产商）钱多，但总比蓝色小药丸多点品位吧？”
这就是温州人。没有什么他们不敢想的，没有什么他们做不到的。且不管克林顿最终是否成行，至少他已经成为法派西服的一道“新闻大餐”。
下岗是“转岗”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来自温州的一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温州国有及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难题不难，轻轻松松。
这可能吗？全国下岗职工有上千万，哪儿的地方官不是火烧眉毛？
温州市工商局的负责人证实了这则新闻的可靠性：“我们一直为难以贯彻执行国家和省里对下岗职工的诸多优惠政策而忧虑，原因是找不到下岗职工，几乎没有人来打听或申请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接着，这位负责人补充说：“在温州现在没有下岗一说，都说转岗。下岗就是没有工作了，而在温州只要你想工作，就会有工作。这个工作干不了，就去干另外的工作。所以说是转岗。”
是不是温州下岗职工为数寥寥？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当地国有经济历来羸弱，但加上个头不大、数量不少的城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也相当可观。据温州失业保险机构1996年对全市国有、城镇集体企业抽样调查，下岗职工总数约10万人，下岗比例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
那么，10万下岗职工究竟到哪里去了？原国家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前往温州实地考察后恍然大悟：民营经济、老百姓经济的繁荣，使温州市提供的现有就业岗位至少超过200万个，这使全国各地包括相同规模的经济发达地区望尘莫及。
从厕所里掏出黄金的人
王麟权的创业史，为我们真正理解这200万个就业岗位的来龙去脉作出了再清晰不过的注解。
几年前，这位壮实的汉子悄悄辞别了已被兼并的南山陶瓷厂。在家待久了，的确有点烦。一天，卫生坐便器堵了，排泄物怎么也下不去，急得他乱捅一气。
突然，王麟权来了灵感。他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小屋。多少个日夜之后，只有初中文化的王麟权竟然研制成功了专门用于厕所除垢、下水道疏通的化学制剂“洁厕精”与“塞通”。这属国内首创，还获得了技术专利。由于他家住在水心新村杏2栋406室，王麟权为自己的产品申报的商标也就叫“406”。
向妻子借了几万元私房钱，招了6名打工仔，一家像模像样的生产“洁厕精”和“塞通”的公司就算开张了。这些产品千家万户都离不了，却又很少有厂家关注，销路自然不成问题，还经常来不及生产。
“人家都说我是从厕所里掏出了黄金的人。”王麟权得意地哈哈大笑。
占领北京雅宝路
北京雅宝路，大名鼎鼎。
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如此有名的民间外贸市场竟然也是温州人在运作。
雅宝路地处北京使馆区，刚起步时是一条自发商业街，只有几个小贩在折腾，向老外卖些工艺品和服装。小贩会抬价，老外不大会砍价，因而也就特别赚钱。许多老外来北京，雅宝路成了必去之地，非买一些东西带回去不可。老外来做生意，也由“小倒倒”变成“大倒倒”。他们成了国际倒爷。
在雅宝路做生意最多的是温州人。温州人做的服装、皮鞋之类商品，最受国际倒爷欢迎。闯荡北京多年的温州老板，脑子特别精灵，哪能放过这些送上门的洋客户，也就在雅宝路设点接客。有了生意，不仅到“浙江村”投料下单，甚至还从老家组织大量货源，并提供所需要的配套服务。
看到客商纷至沓来，精明的温州人又灵机一动，离开马路“登堂入室”，包租路旁宾馆的标准房，在客房里挂上商品式样，专供老外们选购。一人包一间，一间就是一个公司。雅宝路一带的5个宾馆，雅宝大厦、吉利大厦、金盛鑫商厦、北斗星大厦和国兴大厦，全都给他们包光了。雅宝大厦有100多个房间，住的十有八九是温州人。温州人中，又以永嘉的占绝对多数。大家都说雅宝路的生意被温州人抢走了。
说雅宝路市场，就不能不说王伟坚。1994年，王伟坚发现雅宝路市场活跃，但站在马路上交易实在有些别扭，就动脑筋想如何开拓自己的商机。他找到地处雅宝路口的北斗星大厦，几经商谈，一让再让，以富有诱惑力的价格，终于把大厦承包了下来。他接手后，马上对大厦作了必要的改造，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出租给那些经营户。这可给经营户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北斗星大厦共有40多个房间，没几天就被争租一空。可以说，王伟坚是雅宝路市场入室的开创者。
说到雅宝路市场，也不能不提金玉森。金玉森，永嘉岩头人，1962年出生，金盛鑫大厦的老板，北京金盛鑫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他1985年到北京包柜台，自产自销服装。1991年到雅宝路，主要是做俄罗斯的服装生意。有一年曾把2万件羽绒衣运到苏联，卖掉后又放回好几车高级毛皮，好好地赚了一大把。他和几个人一起，包租雅宝大厦房间15年，把一座宾馆闹成了一个外贸市场。1997年，他抓住了一个商机，与中国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合作，在雅宝路3号位置建起了金盛鑫商厦，面积2000多平方米，共有70个房间，专营外贸服装批发。因地理位置极佳，前来租用的商贾如云，不过半年时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赚了好几百万元。
金玉森自己在雅宝路站住了脚，把老家的亲朋好友也都带了出去。到底带出了多少“老板”，他说自己也没个准数，但100多人肯定是有的，也有可能达200人之多。这些原本连普通话都说不上几句的山里人，如今个个都成了雅宝路上的风云人物，不仅在北京买了高级公寓，高级轿车，还迁进了北京户口。
雅宝路市场每年都为国家创下大量外汇，据称约有30亿美元之多。雅宝路长不过二三百米，周边走一圈也不需二十分钟。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能生出那么多钱财！
拿邓小平的讲话给执法部门看
谢炳桥，温州瑞安人，体重不到45公斤，故别人戏称他为“小不点”。他在商海里几下几上、几起几落，多少带有点传奇色彩。
他16岁闯天下，16岁破产，从万元户倒过来一下子负债20万元。
1991年，经过“八年抗战”的谢炳桥终于还清债务并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此后，他在北京、青岛等地开辟了食品加工、旅游用品和眼镜专柜等项目，但这些只能挂靠在别人的名下，生意运作十分不便。他一心想在北京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但那时，个体户这个字眼还没有被社会接受，尤其在首都，老百姓听到“个体户”就像听到“狼来了”一样，更何况一个来自“假冒骗”成风的温州的个体户，所以他频频受挫。
1992年春天。谢炳桥南下广州进货，正巧遇上邓小平南巡。平时爱读报纸的他在广州《羊城晚报》上看到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文章，读过之后，兴奋不已，将报纸装入口袋，掉头就回到北京。他的爱人问他从广州进了什么货，他掏出那张《羊城晚报》说：“你看，全在这儿。”
之后几天，谢炳桥就拿着这份报纸跑遍了崇文区有关批执照的职能部门，但还是被拒之门外。
当时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