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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掌柜陈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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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庐山会议重提反对右倾的危险,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陈云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但是,面对人民的苦难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陈云将个人荣辱利害置诸身后,直面严酷的现实,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为挽救危局呕心沥血,想尽了千方面计。    
    抱病到各地调查实际情况,灾难的严重程度使陈云寝食难安。    
    得知粮食实际状况比预想的稍好,陈云兴奋得喝了一杯葡萄酒。    
    “大跃进”和“反右倾”引发的灾难,很快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降临到亿万中国人民的身上。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首先出了大问题。    
    这场大灾难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和1961年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1960年5月,粮食问题开始尖锐化,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已经调度不灵。到6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市库存只够10天的销量,上海市粮食部门已经没有大米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工业基地辽宁有10个城市库存粮食只够销八九天。粮食调出大省江西,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四个主要城市也处于随调随销的危险境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拥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东北三省,都纷纷向中央告急:请给我们粮食!    
    收获季节的到来,并没有使粮食部门得到多少安慰,反而更增添了紧张气氛。1960年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入库只有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51亿斤,销售量却高达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再加上6月底以前库存剧减,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到11月底又进一步减少了300亿斤!    
    粮食调无可调,缺粮情况更加严重。华中重镇武汉缺粮,最紧张时候,粮食只够销3天。武汉钢铁厂在饥饿的阴影下,大厂小厂折腾“超声波”蒸食物,连蒸几次使体积胀大哄肠胃。就这样,粮食供应也不能保障了。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铁骨铮铮的汉子,此时也禁不住泪流满面:“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    
    陈云历来重视粮食,他把粮食问题当作重要的政治问题看待。粮食告急,他坐不住了,撑着病弱的身子,到各地调查。1960年10月,陈云到黄淮海地区调查农业和水利、化肥生产状况,亲自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全局性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陈云实在担心。如果不能准确估计,就会对真实情况产生错觉,影响决策的准确性。但那几年粮食“卫星”乱放,高估产,高征购,使经济统计数字如雾里看花,没个准头。    
    陈云想尽办法,要挤干数字中的水分。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的是7500亿斤,后改为5000亿斤,陈云经过计算和分析,认为大约只有4200亿斤,即使再多一点也有限。当然,陈云知道,到底多少,也没有人敢讲,怕被说成怀疑“大跃进”。但1960年的产量,不能虚估,必须估实,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依据。有人估计3700亿斤,陈云根本就不信。他算了算,估计顶多3100亿斤。600亿斤的差距,这可非同小可。陈云认为,要缓和粮食紧张的局面,1961年至少要比上年多收上四五百亿斤粮食才行。如果上年估为3700亿斤,新一年粮食产量就得4100亿斤,从农业受损程度来看,根本就没有可能。如果只有3100亿斤,增到3500亿斤还是大有希望的。    
    经过核实,有关部门报告陈云,实际产量确实只有3100斤。如果确实产量这样少,粮食困难程度的表现,以及大挖库存,就都说得过去。新一年只要有适当增产,就能够缓解形势,搞到粮食,事情大有可为。陈云得知消息的当天,极为兴奋,破例喝了一杯葡萄酒。    
    打破粮食“卫星”的虚幻光环,陈云建言进口粮食。    
    粮食状况核实以后,陈云看到了希望。但眼下的难关怎样渡过?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各地的告急书如雪片般地向中南海飞来,共和国的领袖们寝不安枕,食不甘味。现实是残酷的,从粮食似乎多得没法处理的梦幻天堂,掉到处处饥荒的人间地狱,他们没有多少思想准备。    
    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城乡粮食供应,加强粮食统一调度至关重要。在此期间,粮食调运任务十分繁重,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挂帅。由于粮食奇缺,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地区粮食脱销了,向中央告急,中央把原来确定发给另一地区的一列车粮食转向,紧急调给脱销地区。当时还搞了“以早济晚”和“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大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春季节里,将东北晚熟粮食返调给关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对保证军需民食起过积极作用。    
    粮食越来越少,调剂来调剂去,连原来的粮食主产区也开始告急了。中央到处想办法寻找粮食,主意甚至打到了边远地区粒粒可数的所谓“死角粮”。到处都缺粮,调剂余缺的路走不下去了。危机逼使中央把主意打到粮食以外的地方。196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由中央推荐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光靠这些,老百姓怎么活得下去呢?到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浮肿病大范围地出现,并迅速蔓延。估计到下一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周恩来、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    
    显然,国内的粮食潜力已经挖到了尽头,没有多少文章可做了。眼看着人民陷于这样悲惨的境地,陈云心里异常难过。1960年12月上旬,陈云根据在各地的考察了解的实际情况,约粮食部部长陈国栋谈话,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以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状况!    
    确定进口粮食后,陈云同周恩来一道,与粮食、外贸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多次商量进口粮食数量。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亲自领导下,还不到两个月,1961年2月,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陈云对进口粮食接运工作非常关注。2月7日至11日,陈云到天津,专门到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    
    虽然进口了大量粮食,但粮食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陈云还在想其他救急办法。    
    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提出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他算了一笔帐:1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30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1958年以前是190亿斤左右,这两年是120亿斤,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万人口中实行。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的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而1两大豆就含20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给水产部门增加一些捕渔船和捕鱼网具,以增加捕鱼量,给群众增加动物蛋白。他说:现在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可不可以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一年增产15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每人半斤鱼,再搞点高级馆子,有钱可以去吃。……增产鱼的指标和措施,必须从今年开始列入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只要切实安排,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部分 忍辱负重谋大局第15节 落实调整方针

    周恩来对这个主意当即表示赞成。他插话说:陈云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1两豆子的办法很好。但人的营养光有植物蛋白不行,还要有动物蛋白。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许就行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劳动量比我们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还需要有点动物蛋白。    
    陈云还提出,除了每人半斤鱼,到下一年年底,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每人每月应想办法增加供应半斤肉。这个办法,他也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想出来的。他曾听姚依林讲,1962年商业部门计划收购1200万头猪,每头按60斤净肉计算,共有7亿多斤。除开出口和其他必保的用途以外,平均每人每年可以有6斤。猪要保证收购到,收购到以后,还要合理分配,如压缩一部分出口。    
    陈云计算过,通过这些办法,鱼、肉两项,5口之家1个月就有5斤,对改善营养能起到很大作用。陈云对此看得很重。他告诫大家: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6000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陈云想出的这些应急办法,保证了群众生活的基本营养需要,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大量的生命。农业支撑不了过大规模的建设。陈云力主动员两千万城市人口下乡    
    要渡过难关,光在粮食来源上打主意是不够的,还必须想办法把粮食销量减下去,减轻国家粮食供应的压力。陈云当时计算,进口粮食超过100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力量。    
    农业欠收引起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城市人口增长过快更加剧了这一危机。“大跃进”以来,建设规模迅速膨胀,几年间增加了2000万职工。这么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一方面削弱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粮食负担。为此,陈云力主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工作问题。在会上,陈云就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陈云提出,面前摆着两条路: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陈云不主张再挖农民的口粮了。当时农民口粮已经挖得很苦,再挖下去,农业就没法恢复。    
    挤农民口粮的一条路走不通,那就只有下决心动员城镇人口下乡。但是,这个决心实在是很难下的。    
    陈云的这一主张,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不谋而合。中央迅速采纳了这一主张。6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并于18日发出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9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底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为此,中央成立了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小组,由安子文任组长。当年,就有1000万城镇职工告别城市,回到乡村。    
    陈云一直在呼吁抓紧这项工作不放松。他的一再呼吁与督促下,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中央作出精减城镇人口的决定以后,各地迅速行动起来。2000多万城镇人民,体谅国家困难,响应党的号召,打点起行李,扶老携幼,回到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重新拿起了锄头镰刀。他们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减少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上述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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