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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在经济恢复过程中百废俱兴。支持财政当铁公鸡难免得罪各路诸侯，陈云自有说法：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由于战争并不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进程未被中断。陈云领导财经部门在应付战争和稳定市场之余，也进行了一些急需又有可能的重点建设，而且这一部分 在朝鲜战局稳定后，比重逐渐增加。
为了保证建设有重点地进行，陈云领导中财委进行了投资管理体制建设。1950年12月1日，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重点建设，在当时主要是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在水利、交通和纺织这几个主要部门，首先是铁路交通。作这样的选择当然首先是从经济恢复的现实需要出发，同时又兼顾了国家“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规划。陈云指出，“要实现全国规模的恢复与发展中国工业，首先要创造一些基本条件。第一是恢复交通，尤其是铁路交通。这一方面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沟通全国城市与农村的需要，阻塞的交通，将永远使全国城乡经济处于瘫痪的局面，根本不可能进行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强调经济核算，严控财政开支，地方上当然会有一些不理解甚至批评，陈云就处在这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上。
陈云在第一线，矛盾更是集中在他身上。他深知财政部门要把住支出的口子是很困难的，来自方面的压力很大，因此他更加理解和支持属下的干部。他自己在处理问题时从不随意开财政的口子，遇事总是先同财政部门商量，要财政部门先提出意见。他曾诙谐地对人说：要钱不要找我，去找戎子和老板。财政部门遭到围攻，感到压力太多时，他都站出来支持说，财政工作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控制支出，不该花的钱就是要“一毛不拨”。有陈云在后面支持，财政部门执行起政策来感到腰杆硬多了，但财政部门“一毛不拨”的说法也在各部门和地方传开了。
管住人家用钱，首先得管住自己用钱，说话腰杆才硬。财经部门管钱管物，这对财经干部也是一个考验。陈云对财经干部的廉洁非常注意。他指出，过去市场出问题，“是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坏事正是出在政府手里”。“过去的‘公仆’不做好事，欺压人民，拿高薪而且贪污。现在人民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而努力，这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陈云以身作则。他执掌全国财经大权，丝毫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东北入关时他穿一件多年的旧大衣，中财委办公厅提出给他换件新的，以便会见外宾时用，他坚决不同意。中财委暖气烧得不好，冬天办公室很冷，行政部门看他经常感冒，给他配了电炉子，但他为节约用电，很少用，只在苏联顾问来办公室谈话时为他们开过几次。陈云夫人于若木在中财委研究室工作，总是骑车上下班，从不搭陈云的专车。那时候，中财委上下形成了很好的风气。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用了3年时间，到1952年底，就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全国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财经工作最高领导人，陈云功不可没。
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开矿山、办工厂，做着实业救国、富国强民的梦想。然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挤压之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始终难有大的作为。
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工业化梦想有了实现的希望。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作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陈云满怀信心地投入了这一伟大事业之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一边编制一边实施。
陈云呕心沥血，逐项落实项目
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编制切实可行的计划。陈云当时是中财委的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因此，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也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８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即再用22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等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在陈云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１９５１年试编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的纲要。这也就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次编制。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特别是还未能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进入１９５２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党中央决定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并决定，计划编制好后，８月份拿到苏联，征求老大哥的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5月21日至6月5日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再次进行了酝酿和讨论。
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７月，五年计划的第二次编制完成。尽管时间仓猝，经验和数据不足，这个计划还是包括了大量的内容。计划印出来以后，共有二十五本小册子，主要包括《关于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5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505亿元，拟请苏联援助我国工业建设项目91个。
８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３０多名专家访问苏联。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同意帮助我们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争取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是这次访问的最大成果。一个工业化的大国，全力帮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国际主义的无私体现，为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回国后，１９５２年底、１９５３年初，陈云根据苏方的建议，组织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成立，中央决定由高岗任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因此，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本应顺理成章的由高岗主持，但高岗对经济工作根本是个外行，由他来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是不可能的，高岗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因此，高岗上书毛泽东，请求在计委成立后，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仍由陈云主持。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重担仍旧没有从陈云肩上缺下来。
不久，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积劳成疾，陈云病倒了，并不得不从１９５３年３月起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外地休养。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也暂停了下来。五年计划未定，计划的第一年只能通过年度计划来体现。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确定制定五年计划的一些重大问题。
第二部分 排除万难恢复经济第9节 甘冒政治风险
１９５３年，中国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况，这也是当时缺乏资料、缺乏经验和缺乏人才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后来把这种具有浓厚的探索色彩的编制过程，形象地称为“五年计划，计划五年”。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但苏联对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的态度仍然十分积极。4月，苏联政府经过研究，就中国“一五”计划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答复意见。
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这一次，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未能参加。
但是，第四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而这时，按照预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了。特别是1953年7月朝鲜战争双方实现停战，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外在威胁宣告解除，全力加快国民经济建设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滞后成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重大制约因素。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非常着急。
１９５４年初，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决定，规定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进一步研究一五计划纲要的工业发展速度，苏联援助的141个建设项目，投资比例，农副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及稳定市场等问题。于是，陈云又投入了第五次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
计划初稿出来以后，１９５４年６月３０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这样，历时近四年，五易其稿，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拿出来的初稿。
１９５５年３月３１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６月，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党代会议提出的意见，对草案再次进行了修改。７月３０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对于一五建设各项目的实施，陈云极其重视。1952年初，一些项目开始设计的时候，陈云就主持中财委党组会议进行了讨论。鉴于建设新型工厂还没有经验，而过去的基本建设中已有很大浪费，中财委提出：对于每个工厂的建设计划及初步设计，应该认真地慎重地研究审核，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今后，各级工业交通等部门凡是建设新厂，都必须切实审查设计，决不可草率从事。这次会议决定：全国各地凡属举办价值50亿元（旧币）人民币以上的新工厂，均须呈报党中央。一切较大和大型工厂的初步设计议定书，均须经过中财委党组审核，分别呈请政务院党组和党中央核准。各有关部门对于设计和审核工作应该力避拖延，又必须切实认真。陈云还亲自为中财委党组起草了几份关于审查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56项工业建设项目，不少是由陈云亲自召集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干部认真审查后才决定具体方案的。
落后的农业不堪工业化之重，粮食恐慌有蔓延之势。
陈云甘冒政治风险，选择最激烈的统购统销政策。
吃饭问题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解放前饥荒不断，人民的死活没人管。建国后农业有所发展，但远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落后状态，粮食增产幅度远远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 ，导致供需失衡，市场仍然紧张。
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一年就增加了600多万城镇人口，都要靠国家供应粮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但挤占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还使吃商品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为了搞建设，国家还需要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农民过够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土改后生活好了，自己也要多吃些粮食。这一来，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到1953年上半年粮食紧张局势愈演愈烈，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河南省南阳市各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春天，在产粮大省江苏，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抢购囤积，一些农民也惜售待沽。
经济刚刚恢复，大规模建设又紧锣密鼓，国家财力捉襟见肘，既无力与投机商高价竞购粮食，也难以给城镇居民提供补贴。这样一来，即使在产粮区国家也收购不上粮食。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一些城市的粮食已开始严重不足，如北京、天津的面粉就到了不得不配售的地步。在受灾地区、小城镇已发生混乱现象。
1953年9月，陈云连续十几天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