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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陈云连续十几天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过去所提的征购办法，也被提出来讨论。大家原来考虑到这个方案的强制性，可能会超出农村干部以及农民的接受程度，所以粮食部原先提交给中央和财经会议讨论的方案中，都没有提到征购。
经过讨论，大家议出了八种方案：第一，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售，农村不征购。第二，只征不配。就是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第三，原封不动。就是继续采取自由买卖的办法。第四，“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搞征购。第五，动员认购。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然后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第六，合同预购。就是每年在春耕前由国家同农民签订预购合同，秋收时按合同交售。 第七，各行其是。就是不搞统一的办法，由各地根据情况制定办法。第八，又征又配。就是在农村里实行征购，在城市里实行配给。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权衡，陈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办法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
对于这个办法，陈云也不是没有顾虑的。这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刚刚因为新税制问题挨了批，但那只涉及国家与大批发商的关系，影响有限。粮食问题可是跟谁都有关系，万一出漏子，那后果不知比新税制要严重多少。陈云后来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
但是，舍此以外，别无他法。粮食不统购统销，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就没法保证。陈云抛弃了个人利害得失的顾虑，毅然挑起了统购统销这付危险的担子。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
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称不好听，希望改一个名称，当时的粮食部长章乃器想了一个名称，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会后，中共中央于10月1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于11月23日发布了相关命令。
粮食统购统销，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由于陈云充分考虑了粮食统购统销需要调节的几方面关系，它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影响和冲击。
然而，作为特殊时期实行的一项特殊政策，粮食统购统销后来持续之长，范围之广、措施之严格、对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之巨、时间之长，远远超乎陈云的意料之外。其原因，主要是长期“左”的经济政策，不从保证有吃有穿的基础出发，急躁冒进。粮食供求矛盾一直得不到缓解，统购统销政策长期未能调整，反而日益强化。这样虽然基本保证了国家的需要，但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是违背陈云设计这一政策的初衷的。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实行32年之久，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保障了城镇居民供给、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突破，每年还有大量粮食进口，粮食统购才逐步为粮棉合同定购制所代替，粮食统销制度也逐渐废止，但粮食生产和经营至今仍然是国家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商品，并在继续探索有效生产经营方法。
粮食统购统销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三大改造一起，被称为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战役”。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充分体现了陈云所倡导的“交换、比较、反复”的决策思想。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社会主义体制中可以发挥市场作用。
陈云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自己的道路。
经过几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初步积累了经济工作的经验，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共和国的建设道路。
第二部分 排除万难恢复经济第10节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经过改造后只剩下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对国营企业的直接计划、对合作社和私营企业的间接计划和对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的市场调节过渡到对社会生产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管理；国家市场和自由市场并存过渡到了对工农业产品流通实行国家垄断。
这种经济体制就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它适应建国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的需要。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中国搞工业化，必须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主要方面，只有实行高度集中才能做到。
但是，这个体制也暴露出很大的弊端，主要是管得过多、过死，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性，导致不少商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经营不灵活。
作为财经工作主要领导人，陈云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注意力更多放在经济方面。八大前后，他针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暴露出弊端，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深行了的探索。
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上发言，根据自己一段时间来对经济体制的思考，结合当时中央其他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探索，向大会提出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总体构想。这个构想在当时是富有创见性的，也是十分尖锐的。
在9月20日的发言中，陈云指出了经济体制中的弊端，提出要进行改革。改革原则，是从实际出发，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满足人民需要，而不是从教条出发，照搬外国模式。陈云指出：“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是说，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要把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在此基础上，陈云提出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总体构想：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工作中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在生产力水平低、底子薄的情况下必须集中财力物力，这种情况使市场作用扩大受到很大限制。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党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陈云这些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不相符的设想实际上已不可能付诸实施。
在陈云的探索中，最紧迫而又最艰难的，是关于经济运行的方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的经验都表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平衡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当然，有计划按比例平衡发展作为原则，在指导实践时，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贯彻，而不能教条地机械地搬用现成的结论。这个原则在中国运用时，也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考虑中国跨越式发展的需要，探索中国经济中一些突出的比例关系及其具体比例，确定适当的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
争取尽可能快地发展国民经济，改变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主观的愿望必须与客观条件相适应。当时国民经济的基础非常薄弱，特别是现代工业少得可怜。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主义阵营各国愿意、而且确实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无私援助，但因这些国家自身在战争中受创甚巨，因此这种援助虽然重要，但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可以争取外援，但不能依赖外援，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尽可能依靠自力更生。如何处理好快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愿望与新中国自身资金、技术、物质基础等资源局限不足的矛盾，制定合适的发展速度，是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
1954年6月30日，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同时，在陈云看来，这种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而是积极的平衡，是紧平衡。他说：“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
总的说来，这种平衡是紧张的，是积极的，但是总要有个限制，那就是保持平衡，不能使平衡破裂。因而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是紧平衡下的最大可能的规模和最快发展速度。
但对这样一种确定发展速度的方法，大家在探索中认识上并不一致。１９５５年７月，毛泽东感到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慢，因此，指责某些干部象“小脚女人”。 随即，他把对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扩大到了经济建设领域。他主张不要按常规走路，“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当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由于从指导思想上抛弃平衡观点，就使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思想在党内迅速膨胀起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各生产部门纷纷开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产计划。１９５６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大都要求把１５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十七条》中规定１２年或８年的任务，提前在５年甚至３年内完成。当时的形势正如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面对这股建设高潮，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几位副总理，虽然也为这种积极性所鼓舞。但由于他们职责所在，经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后，头脑最先冷静下来，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要防止和反对盲目冒进的问题。于是，1956年，在组织当年的生产建设中，在编制1957年的计划和“二五”计划草案中，进行了反冒进的努力。
后来，陈云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训时说：我当时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
在具体工作中削减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缩过大的建设规模后，陈云并没有就此满足。他通过总结了一五期间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这一阶段反冒进的思考，系统地提出了以“国力论”防止冒进的理论。
1957年1月18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将这一时期的思考作了系统整理和完善，在会上作了题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这篇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