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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暝庵杂识》记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些御史听了曹振镛的话，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得过且过了。《官场现形记》有一段华中堂向门生贾大少爷传授“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描写，华中堂极像曹振镛（据有人考，华中堂写的是荣禄，但此处关于官诀的描写，与曹振镛毫无二致）。书中写到贾大少爷向华中堂请教关于磕头的问题，华中堂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书中又写到黄大军机向贾大少爷称赞华中堂的秘诀：“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磕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箝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臣子们全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了。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对于曹振镛倡导的官诀给吏治、世风带来的恶劣影响，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揭露和抨击。朱克敬在抨击曹氏官诀时说：“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还有一位正直的无名氏做了四阕《一剪梅》词，讽刺曹振镛之流及恶劣的世风。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是说外官打探京城官场消息，贿赂京官）。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真是维妙维肖又入木三分！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0节 做官的秘诀（2）
二、圆滑趋避之术
封建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清代官场上这种做官诀窍甚为流行。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顾炎武曾引白居易题胡旋舞女的诗形容这种坏风气：“臣妾人人学圆转。”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刘光第曾感叹道：“宦途趋避闪烁，何止万端。”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典型。王文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他做官的诀窍就是遇事圆滑模棱，明于趋避。《清史稿•；王文韶传》说：“文韶更事久，明于趋避，亦往往被口语。”因其圆滑模棱至极，所以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清人何刚德说：王文韶“人极圆通，人以琉璃球目之”。郑逸梅说：“王文韶为人柔和宛转，有琉璃蛋之称。”《清朝野史大观》记云：“京师士大夫艳传文勤（王文韶）有油浸枇杷核子之徽称，盖甚言其滑也。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形容）者。”在清代官场上，类似王文韶这样的油滑官吏极多，因而该书又说：“清代官场，无论京官、外官、大官、小官，皆含有枇杷核子性质，未可专以此谥文勤也。”
王文韶圆滑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李伯元《南亭笔记》讲到一件事，很能说明王文韶的这一特点：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仍笑如前。王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深知其奥秘的清末大吏梁士诒在给其父的一封信里说：王文韶“有聋疾，而又遇事诈聋”。王文韶圆滑成性，素不与人争，而一旦遇到势大的权臣驳斥自己的意见便特别受不了。有一次在讨论对外政策的御前会议上，他的意见被某权臣驳斥后，竟吓得“汗流浃背，俯首不敢再言”。王文韶对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不但不羞愧，反而颇为得意，认为自己这样做与世无争，与人无仇，可以稳坐官位。他当军机大臣时，每天凌晨入宫值班，轿前都导以写有很大“王”字的灯笼，使人一望便知是他。有人以革命党正谋炸权贵劝他去掉灯上的字，他说：“我一向与人和平共处，没有仇人，正怕误伤。所以特地把灯上的姓字写得很大，以便人能看到。”可以看出，王文韶是很欣赏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的。
《官场现形记》“模棱人惯说模棱话”一节，写了个圆滑模棱的徐大军机，很像王文韶。这位徐大军机“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头听不见，只在地下乱碰头。……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王文韶是杭州人，曾作户部尚书，“有聋疾”，书里写的这个徐大军机也是杭州人，户部尚书，且“两耳重听”，从《官场现形记》的描写看，徐大军机当是以王文韶为原型的。
对王文韶这个靠圆滑趋避之术官运亨通的庸吏，正直之士是非常鄙视的，除讥为琉璃球之类以外，还有人在其死后撰“挽联”讥之：“承尘集，耳眚闻牛，聪明不愧琉璃，速死毋成覆巢卵；鹿友乘轩，猿公恋栈，相业惟堪伴食，攀髯去作素餐臣。”联中嘲讽王文韶不愧是个琉璃蛋，虽官居相位，但不过是个尸位素餐的“伴食宰相”（唐代卢怀慎与姚崇对掌枢密，自以吏道不及姚崇，故每事推让，人谓之“伴食宰相”）而已。此实乃盖棺之论。
清代官场上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官僚还有很多。下面再举翁同龢、李盛铎、善耆、徐世昌四人为例。翁同龢是个经过官场千锤百炼的老官僚，甚精趋避之术。在晚清政治风云中，他首鼠两端，既想替皇帝收回权力，又怕自己担当擅权的罪名，先是保荐康有为，继而又后悔。他所念念不忘的惟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唯恐承担半点责任。《续孽海花》里写梁启超评论他说：“龚师傅（影射翁同龢）太胆小，于官场中趋避之术太工，他只可以做承平良相，决不能做救时名相。”谭嗣同又分析说：“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来要迎合王爷的意思，二来要脱卸在小翁（指张荫桓）身上，不担责任；三来恐怕我（指康有为）不受羁勒。”可见翁同龢的圆滑狡黠。李盛铎也是个巧于趋避、见风使舵的官僚。他原曾签名参加了保国会，但后来感到对自己不利，便退了出来，并上书劾会，以求自免。他起先奔走的是极端守旧派徐桐之门，为了迎合徐桐厌恶洋货的心理，他砸了自己的鸦片烟枪。但徐桐死后，他又马上转而攀附好讲洋务的奕劻，并一改追随徐桐时砸烟枪的面孔，向奕劻吹嘘起自己“深通洋务”来了。曾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在清末亲贵中以圆滑见称，他对于光绪帝和慈禧两派，采取骑墙式的两面讨好做法，八面玲珑。清末民初屡任高官的徐世昌经过几十年宦海沉浮，总结出四条秘诀，并自吹靠了这四条在宦海中没有失败的。第一条即“圆通”。即讲话要留有余地，耐人寻味；做事要容可转圆，随机进退；待人要保持不即不离；干事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不致左支右绌。另外三条秘诀是“沉稳、柔韧、机警”。
在圆滑成风的清代官场上，一些本来是刚直耿介的有为官吏，也由于腐朽势力和腐朽风气的包围、浸染而奉行起了圆滑模棱的官诀，由“方”变“圆”，成为圆滑世故的庸俗官吏。张集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咸丰七年，张集馨出任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皇上特简外放的知遇之恩，使他任职后很有点勤政执法的锐气。但干了不到一年，他就给自己定下一条遇事要“不露圭角”的守则，并在衙署里挂上了一副自撰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棱角全无了。张集馨的棱角让谁磨去了呢？是让官场中的腐朽势力磨去的。这个腐朽势力，一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是他身边的关系网。张集馨的顶头上司是兼管甘肃巡抚事的陕甘总督乐斌。此人是个八旗子弟，不但昏庸无能，而且心术不正。张集馨在他手下任职，既难以秉公办事，更不能有所作为，还经常受到他的指责。张集馨为了制止省里一些官僚到官钱铺赊账不还的贪污行为，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就到乐斌面前告黑状。乐斌不但不判明是非，赏善罚恶，反而轻信诬告，指责张集馨。张集馨非常失望，锐气大挫。有的官员贪污被张集馨查出来了，但案子涉及乐斌，难以深究，张集馨“只好模棱”。张集馨身边的关系网，是以乐斌为中心的一群狐朋狗党纠结在一起织成的。什么结拜兄弟、姻亲同乡、门生故吏、心腹幸奴，好多复杂的封建关系，都在这张关系网上盘根错节地交织着。张集馨在处理公务时，经常能感到这张关系网的魔力：常常是办一件事，多方掣肘；触动一个人，群起而护之。张集馨不在这个圈子里，处境就非常孤立，而且时时受到这张关系网的威胁。他在日记里写道：“余孤立其间，刻刻危惧”，“决意引退，避其逆锋”。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他给自己定下了“不露圭角”的守则，挂起了那副“用黄老术，唾面自干”的对联。就这样，张集馨由一个正直耿介之士，逐渐变成一个平庸、圆滑的官吏。尽管这也是有违他的初衷的。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1节 做官的秘诀（3）
三、唯上是从
在封建官场上，上司对下僚的好恶对于下僚的升降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僚，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僚，则可能官位不保。就像《官场现形记》说的：“凡是做官的，能够博得上司称赞这们（么）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因而下僚对于上司的喜怒好恶极为看重，“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僚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唯上是从。即绝对听从上司的，以上司之是非好恶为自己的是非好恶。有不同看法也不说，而只需唯唯称是即可。清代官场上，这种唯上是从的风气是极盛的。光绪朝《月月小说•；序》云：“一言发于上，‘者者’之声哄然应于下，此官场也。”又有清人撰联云：“著著著（zhuó），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这种只知唯唯称是，应声虫式的官僚，充斥于清代官场。英国人威妥玛因久在中国，故对中国官场极为熟悉，他在日记中曾记述了自己所亲见的清朝官吏遇事不敢陈说己见，而只知附和上司，唯唯称是的情况。他写道，中国虽事权不归一，但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在总理衙门中，每当外国使臣发一议论，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的大臣又视旧在署的大臣。如果亲王发言，则众人轰然响应，如亲王不说话，诸大臣便不敢先发言。有一次，威妥玛自己到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宜，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无人敢应。有一姓沈的官吏忍不住应道：“今天天气确实好。”于是王大臣又说：“今天天气确实不错。”此时以下各官轰然响应。由于清朝官吏唯唯称是已成习惯，所以有时对上司所说的话根本不过脑子就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