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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军方面绿营兵搞训练最重虚文而不重实用，左宗棠说，他们教的都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官场现形记》讥为“比耍猴还要好看”。冯玉祥曾说到清末陆军摆样子、敷衍塞责的陋习，其状与绿营的“花法”一模一样，完全是绿营作风的复活。
交际方面官场中遇到不愿办的事常以打官腔敷衍推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道：“那姓傅的倒还圆通，不过是拿官场套语‘再商量’三个字来敷衍；那姓高的却摆出了一副办公事的面目，口口声声，只说‘公事公办’。”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3节 “他们都胡涂哇！”
满洲正蓝旗人、两广总督瑞麟识字很少，白字连篇，有一次市面上米价大涨，他问涨价原因，属员回答：“乃是市侩居奇。”瑞麟问：“四怪居奇？那四怪是什么人？”属员张口结舌，哭笑不得。
清代，特别是晚清的吏治之所以腐败，清朝之所以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任用了大量颟顸昏庸、愚昧无知的官员，由于他们颟顸昏庸，不仅不能做出政绩，而且误国误民。
旗人官员中的颟顸昏庸者尤多。旗人以马上得天下，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但享有天潢贵胄的特权，不学无术也照样可以做官，所以旗人官员中的颟顸昏庸者特别多。对此，清朝皇帝也不否认。光绪帝曾对一位将要做副都统的汉官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旗人官员中除文化较高者，大都承认自己的文才不如汉人。清何刚德《春明梦录》说，满人京官一涉文墨便甘心退让，平时交际，如有汉人在座，就有些拘谨，因自知才具不如汉人。蘧（ｑú）园《负曝闲谈》写到满军机乖乖受教于汉军机：“军机大臣里面，有两个满洲人，文理都不甚通透的，还得汉军机细细的讲给他听。”
满洲厢蓝旗人、当过刑部尚书和军机大臣的刚毅是个不学无术、缺文少才的典型。他读书甚少，文墨不通，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白字、闹笑话，引得旁人窃笑。如他读瘐（ｙǔ）死为瘦死，聊生为耶生，刚愎为刚复，刘（zī）（一道员名）为刘鼐。他当刑部尚书时，提牢厅每呈上囚犯瘐死狱中的报告，他都要提笔将“瘐”字改作“瘦”，而且申斥司员不识字。他又曾对某巡抚说：“别人都说我刚复自用，我只知有刚直，何谓刚复，实在不可理解。”可见他根本不知道刚愎自用是怎么回事。他又读皋陶之陶为“桃”（应读尧），说皋陶即“舜王爷驾前的刑部尚书皋大人”（实则皋陶是神话传说人物，尧的大臣）。他在军机处时，四川奏报“剿番夷获胜”一折有“追奔逐北”（追击溃败的敌人）一语，他看到后大怒，说：“川督不小心到如此地步，奏折岂能任意错讹？”周围的人不知错在哪儿，他说：“这句话肯定是‘逐奔追比’之讹，因逆夷奔逃，逐而获之，追比其往时掠去汉人的财物。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呢？”刚毅不仅无知，而且非常固执，对指出其谬误者则怀恨在心。如有人告诉他刚愎的愎不读复，他根本不信；翁同龢告诉他“追奔逐北”的真正含义，他也不信；翁同龢还告诉他皋陶、刘的正确读法、写法，他竟怀恨在心，寻机报复。有个京官根据刚毅说白字等笑话写了一首七律，讽刺道：“帝将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第三句是说刚毅向慈禧举荐一名官员时称此官是自己手下的黄天霸，翁叔平即翁同龢，末二句指刚毅推崇、利用义和团事。
除刚毅外，颟顸昏庸的旗人官员还可举出很多。乾嘉时有个旗人当了两淮盐运使，却不知孔子为何人。有一次遇上祭孔，他问书吏祭的是谁，书吏说：“是孔夫子。”他仍不明白，便去问塾师，塾师告诉他：“孔子是圣人。”他还是不解，又去问幕友孔子居何官，幕友说：“居鲁国司寇，摄行相事。”他更加不解，幕友便解释道：“相当于今天的刑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他听后似恍然大悟，马上召来书吏、塾师训斥道：“什么夫子，什么圣人，连孔中堂你们都不知道！”满洲正蓝旗人、两广总督瑞麟识字很少，白字连篇，有一次市面上米价大涨，他问涨价原因，属员回答：“乃是市侩居奇。”瑞麟问：“四怪居奇？那四怪是什么人？”属员张口结舌，哭笑不得。有个叫宓（ｍì）彦恒的同知谒见瑞麟，他看了名帖后对宓说：“你的姓太生僻，我不识得，你可自报！”蒙古正黄旗人、管学大臣荣庆曾向赴日留学生问赴日路线怎么走，留学生答须先到秦皇岛，荣庆问：“秦皇岛在哪里？”顿了一下忙说：“想必是日本的别称吧。”甲午战争激烈之际，一日早朝，某官叹息道：“战事紧急，非起用檀道济为大将不可。”檀道济是南朝宋将领，被宋文帝所杀。后文帝面对攻城的敌兵，叹道：“若道济在，岂至此！”该官以其借指清将董福祥。但有位满洲旗人御史不知檀道济为何人，听了那个官的话后，竟上奏请起用檀道济。光绪年间广东大学堂开学时，旗人官员德寿提出算学、体操、地理三门课可删，理由极为荒唐：“算学可删，因做官的自有账房先生料理财务；体操可删，因我辈是文人，不必练那个；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叫读书人去做风水先生呢？”
清代实行捐官制度，不管什么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官，因而大量不通文墨、低能少才的人进入官僚队伍。他们在处理政务时往往漏洞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有个胸无点墨的人捐升了知县，一次坐堂审案，见书吏所开名单，首列“计开”二字（共计开列之意），便以朱笔点之，吏知其误，但碍于在场人多，就诡词答道：“计开未到。”审第二案时又见首列“计开”，又以朱笔点之，吏仍告未到，知县大怒道：“两案都是计开为首，足见他是个不安分之人！竟敢抗传不到，分明是差役私放犯人！”差役听后急忙分辨：“计开不是人！”知县说：“正因为他不是人才要重办他！他始终不到案，岂不是藐视本官？”然后下令差役三日内将计开押解到案，否则严惩不贷。还有一胸无点墨的捐职县令将要主持县试，问幕友说：“作文何者为佳，何者为不佳？”幕友答道：“文字第一须看用笔，用笔好则为佳文，否则为不佳。”县令听后对前来应考的童生教训道：“你们作文字须讲究用笔，用笔好方为佳文。”不少童生对这位胸无点墨的县令能言此语很觉诧异，但唯唯称是。县令又说道：“我年轻时作文，最讲究用笔，每枝笔非三四元不可。”众人听后，哄堂大笑。原来县令所说的笔是指毛笔，根本不知用笔是指作文技巧。捐官之昏愦无知在清代小说中常有描写。《儿女英雄传•；胡县官糊涂销巨案》写了个胡知县，原是个卖小吃的商贩，偶发横财，捐了知县。因识字太少，只认得“油盐酱醋茶”、记账用的数目字和钞票面额数字，所以只能依靠胥吏办事，县上人称其为“胡（涂）太爷”。
清代官员昏庸糊涂、误国误民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其中不少官员既不是旗人，又不是捐官，而是正途出身的汉族士人，但其昏庸糊涂并不亚于前者。福建莆田县令秦某在署中看戏剧《白蛇传》，演至雷峰塔许仙合钵（bō）时，秦某大怒，叫衙役将许仙拽下台鞭打，演许仙的演员急呼：“我是戏子，不是真的许仙！”秦某说：“我知道你是戏子，如果你是真许仙就打死你了！”嘉庆帝因水患下诏征求解决办法，有个谏官上奏折道：“应当下令让妇女腰间都系上黄带子，因为黄属土，土能克水。”嘉庆看后大怒，在折上批道：“下诏求言，求得此种之言，令人浩叹而已！”某县令是个酒鬼，人称“醉乡侯”，有一天他正在署中独酌痛饮，忽有人前来喊冤，他嫌这人打断了自己的酒兴，含怒升堂，拍案喝打，但未掷签说明打多少下，衙役问道：“打多少下？”他伸出手指说：“再打二斤！”登时哄堂大笑。某县令正审案，突有一老汉上堂告他当剃头匠的儿子不孝顺，县令嫌他乱喊，就把他轰了出去。退堂后县令又想起此事，就命衙役把在署内做活的一个剃头匠抓来，边打边斥责道：“你为什么不孝顺父亲！”打到百下时，剃头匠奋力抗辩说：“我小时候父亲就死啦！”县令这才恍然大悟。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4节 官场流行《官场现形记》
正派一点的官员读了它，觉得揭露得好，好像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无行的官员读了它，则骂书的作者太刻毒，或是“化敌为师”，把此书当成自己钻营升官的教科书。
在清末官场中，广为流行着一部描写晚清时期官场情态的小说《官场现形记》，作者是江苏武进人李宝嘉。这部小说是骂官场的，骂官场的龌龊、卑鄙和无耻，揭露官场中的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黑幕，但这部骂官场的书在清末官场中却大有读者，颇为风行。正派一点的官员读了它，觉得揭露得好，好像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无行的官员读了它，则骂书的作者太刻毒，或是“化敌为师”，把此书当成自己钻营升官的教科书。有一位正派官员曾为《官场现形记》写了一篇序言，说他自己与李宝嘉同是嫉恶如仇的人，所以读了此书后深感快意，甚至可谓“一生欢乐愉快事，无有过于此时者”。在序中他还谈到一些无行官员读了此书后的表现：“长于钻营者则曰：‘是皆吾辈之先导师。’”
清末曾在工部、邮传部和大理院做过官的孙宝，是《官场现形记》的热心读者。他在《忘山庐日记》中多次谈到他对此书的欣赏和看法。下面是日记中的有关内容：
（九月）二十九日，晴。……得《官场现形记》一书阅之，夜眠稍迟。
三十日，晴，无风。览《官场现形记》，终日不去手。是书写今日外省官场中内容，可谓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噫，我国政界腐朽至此，尚何言哉！
（十月）一日，晴。……仍览《官场现形记》。报至，暂置书观之。……《官场现形记》所记多实有其事，并非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数条，但易姓改名，隐约其词而已。
二日，晴。……俄入卧室，仍观《官场现形记》，其刻划人情世态，已入骨髓……是夜，观《现形记》终卷。连阅得数人事，皆笑不可仰。
六日，晴。……遇稼霖，相随至其斋中小坐，道《官场现形记》之书之佳，盖其善写世态，几使凡出与世酬接者，一举一动，一话一言，无往非《官场现形记》所有。著是书者，可谓恶极矣！
孙宝是极喜欢读这本书的，连续几天，书不离手，常读至深夜。读书时有时拍案叫绝，有时笑不可仰，还与京官中的朋友一起评论此书的佳处。孙宝认为，《官场现形记》是一本纪实的书，所写官场情态，可谓“穷形尽相，惟妙惟肖”，书中所记之事，多是事实，并非捏造，所写的人物，也多是真人，只是易姓改名而已。他还认为，眼前官场中的种种情态，几乎在《官场现形记》中都能见到，中国官场的腐朽之状，完全可以从书中一览无余。他说的那句“著是书者，可谓恶极矣”的话，从表面看是骂著者，实际则是在赞赏著者的眼力和手笔之锐利、之老辣。孙宝对《官场现形记》的喜好、赞赏和看法，颇能代表相当一部分官场读者。孙宝读此书的情形，实际是清末官场流行《官场现形记》的一个侧影。
为什么《官场现形记》骂官场，却还能得到官场的青睐而风行官场？清末有人在《世界繁华报》上著文对此有过解释：“此书描摹官场丑态，无微不至。某京卿谓邹应龙打了严嵩，严嵩犹说打得好，打得好，今之官场中人无不喜读此书，同此意也。”这个解释，引戏剧中明朝奸相严嵩挨了打却叫好的情节，来类比清末官场中人读《官场现形记》的情形，大体说来是中肯的。
孙宝认为《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确是不假。胡适曾在为此书做的序言中论说过这种情况：“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胡适对《官场现形记》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和考据，他的话无疑是有根据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