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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医师立刻严肃的表示，他们已经尽力了。我此刻终于明白：医院挂着“救死扶伤”的牌子，做的却是“以病捞钱”的勾当，所谓的医德医风早成了一句美丽的谎言。女医师看到我面露愠色，含蓄地催促我快点儿拿主意。她还委婉地说我如果不相信他们可以申请转院。我一听她话里有话，实际上是下逐客令，于是问她是否还有转院的必要。她讳莫如深地笑了笑，那副表情比哭丧还难看。我犹豫片刻，无奈地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时女医师支支吾吾告诉我，母亲住院押金快用完了，继续治疗快点交上押金，他们好安排化疗事宜。我很沉重地点点头。我回到病房母亲问我医生叫我做么子，我笑着说没什么大事，通知我准备做化疗。母亲问我什么叫化疗，我那时也不知道何为化疗，敷衍说是手术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母亲一听要做手术了，显得很高兴，她说整天在医院烦死哩，早做手术早出院，省得受罪。我好言安慰她一番，心事重重地离开了医院。
男儿心如海 冲浪须潮涌 9（2）
我开车走出医院大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当时戴着墨镜，眼前模糊一片，差点被一辆疾驰而来的轿车撞到，惊出一身冷汗。我心有余悸地将车停到人行道上，擦了擦镜片上的泪痕，然后坐在车上点燃一支香烟，猛地吸了起来。我痛恨交集，懊悔当初不该将母亲送到这家医院治疗。也许正是这段日子耽误了母亲病情的最佳治疗时间，进而演变到不可救药的境地。我意识到母亲一天一天离我越来越远了，泪飞顿作倾盆雨。
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孩子，骑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以为我的车坏在了路上，他停下来问我：“叔叔，您需要帮忙吗？”我愣住了，稍作迟疑，很狼狈地擦了擦脸，笑着对孩子说叔叔没事，不小心沙子吹进了眼睛。孩子诧异地看着我，友善地挥挥手，骑上自行车走了。我望着孩子远去的背影不由得感慨万千：做一个孩子真好！倘若我是孩子，时光停留在过去，母亲还是那个健康、充满活力的母亲，那该多好啊！当我看到眼前行色匆匆的陌生面孔，我知道与许许多多人一样，我别无选择地走在了人生的坎坷路上，已经不能回头了。于是我擦干眼泪，开车奔向回家的路。晚上，陈挺应约来到我的住地。他得知情况后，气得大声骂娘，嚷着要去找那位胖主任算账。我要他冷静，我说要怪只能怪这个医疗制度，惯坏了那些没有天良的医生。我们正在商量下一步的事情，刚好小勇打电话来告诉我房子找到了买主，要我给出价位。我仔细询问了当地房价，定出五千元的下限。陈挺见我要卖房子急忙将电话拿过去请小勇等一会儿，稍后再打电话通知他。陈挺挂断电话，谨慎地建议我重新考虑一下，他说母亲既然已经这样了，卖掉房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无可奈何地说，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母亲就这样走吧。
陈挺嘴唇蠕动几下，欲言又止。他见我决心已定，只好打电话通知小勇按计划进行。我不再顾及脸面与自尊了，开始厚着脸皮东挪西借，又筹措到几千元押金交上去，然后急等小勇将房款寄过来接茬。那段日子我饱尝人情冷暖的真正滋味。有的人真情相助，有的人肝胆相照，有的人旁观徘徊，有的人退避三舍。我衷心的感谢那些或多或少给了我帮助与支持的人们，是他们陪我一起走过了那段阴霾的日子。有位叫高伟的小伙子当时在市场开杂货店，我经常去市场买东西刚认识不久。那时他的女友快生产了，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得知我的情况后依然主动将两千元现金送到我手里，并且告诉我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们现在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小伙子最近买了新车，又添了一个宝贝儿子，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一见面总要好好聊聊。回忆当初感慨万千。
男儿心如海 冲浪须潮涌 10（1）
母亲做过化疗，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发的严重了。她目光呆滞，面色灰暗，瘦骨嶙峋。她的头发开始一绺一绺的脱落，头顶已经裸露出头皮。母亲焦躁不安，有时狠狠揪下一绺头发拿在手里看上许久，然后一根一根扔到痰盂里。我问医生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化疗期间的药物反应。我问母亲还能坚持多久，他们避而不谈敷衍了事。他们只是通知我，母亲又欠下一千多元的医疗费，催我快去交费。我气得肺快炸了，却咬紧牙关不露一丝痕迹。我终于体会到那句老话“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的无奈和困窘。母亲似乎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将我叫到床前说：“满仔，算哩，莫要花咯样的冤枉钱哩！”我故作轻松地安慰她，说钱不是问题，花了可以再挣。我要她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并且笑着说一切会好起来的。母亲一脸憔悴地笑了，握着我的手说：“满仔，姆妈对不住你哩，苦哩你哩！”我心如刀绞，将脸贴在母亲滚烫的手上，歉疚地说：“妈，我是你的儿子，你这样说不是见外了吗？”母亲苦涩地笑了，然后大声炫耀道“我满仔比哪个差么？我孙子比哪个差么？我莫怕哩！”我听得出来，母亲这话是说给别人听的。我临走时问母亲想吃什么，她说没胃口，随便吧。那段时间母亲每天只喝一点点粥。我说给她买一箱八宝粥。第二天我带上仅有的两千元钱刚准备去医院，侄儿突然打电话哭着说奶奶不见了。我吓了一跳，急忙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奶奶要下楼走走，他就陪着下来了，奶奶说想吃水饺，他去买水饺回来时奶奶就不见了。我要他回病房找找，他说医院里都找遍了。我只觉得脑子“嗡”地一声，顿时愣住了。若不是侄儿在电话里大声叫喊，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我迟疑了一下，催促他继续寻找，我马上过去。我将此事告诉了陈挺，他要我别着急，他立刻从公司赶过去。正当我惊魂未定要去医院之际，却见母亲回来了。我惊愕地望着她，怀疑是不是自己看花了眼。母亲乐呵呵来到我面前：“满仔，我回来哩！”
“你？”我说不出话来。这时才看到母亲身后还跟着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母亲看到我发愣，笑着说：“满仔，给咯位师傅车钱。”“噢！”我下意识的应道，慌忙掏出一张百元钱递给那人，那人说只要十五元，他没有零钱找。我马上在衣袋里翻了起来，将十五元钞票递给那人。那人开车走后，母亲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她支走了侄儿，自己到医院门口打出租车回来了。母亲说话时不无几分得意，似乎做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叫苦不迭，可是看到母亲平安归来总算松了一口气。母亲有些倦意，进屋后躺在床上笑着说，还是自己家里舒服自在。房东大妈见母亲回来了，急忙过来问候，两人有说有笑地交谈起来。我这才想起给陈挺与侄儿打电话要他们回来。两位老太太说了会话儿，房东大妈说：“老嫂子，您要是想吃点吗，小段不方便做，您跟我说，我给您做！”母亲笑着说以后少不了麻烦她。陈挺与侄儿回来后觉得不可思议，母亲虚弱成这样居然能自己打车回来。侄儿哭着说：“奶奶你咋能这么整呢？你出事了，我叔还不扒我的皮啊！”母亲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提醒我：“陈挺咯段时间莫少出力受累哦！”她要我去买点菜回来，留陈挺在家里吃饭。我与陈挺相视而笑，然后一同乘车去市场买东西。陈挺问我接下来怎么办，我说再回医院没有任何意义，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陈挺眼泪忽地掉了下来，说自己没用，关键时候起不了作用。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们都尽力了，即便我们都是大款，这种事也无可奈何。他哽咽着说：“至少可以让大娘……”我打断了他，无奈地说顺其自然吧，要怪只能怪我这几年一直没在母亲身边，要是早点发现病情，也许还有得救。吃饭时母亲只喝了几口汤。侄儿想起在医院还有些东西没拿回来，我说算了吧，那些盆盆罐罐拿回来也没用，何况还欠医院一千多元医疗费呢。侄儿问我咋整，我瞥了他一眼，说他多此一问。第二天医生打电话给我，客套地询问了母亲的情况后，提到了医疗费的问题，我笑着告诉她这件事要他们主任与我联系，否则免谈。那位胖主任真的打来电话，与我客气的交谈起来。我很礼貌地向她问好，甚至向她家里人问好，却只字不提医疗费的事情。对方见我文不对题，言及其他，只好将话题转到医疗费上。她说马上要结算了，哪个科室欠医疗费哪个科室要负责的，希望我能理解。我笑着问她有多少，她说是一千三百八十元，还说考虑到我是残疾人挺不容易，交上一千三百元就行了。我故作迟疑地犹豫片刻，然后笑呵呵地说，不如这样吧，等哪天她不小心被车撞死了，我给她烧几个亿的纸钱。说完，我关上了手机。凭心而论，我当时的做法很对不起那位胖主任。在医疗体制普遍存在弊端的时候，作为个体她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就整个大环境而言，她算得了什么呢？我将矛头直接指向她的确有失公允。其实，我耿耿于怀的是她向我做出保证后又矢口否认的蛮横态度。因此才上演了我蛮不讲理的一幕。我一直对医生，教师，军人这三种职业心存敬意。从母亲住院以后我逐渐发现医生这个职业太难以令人琢磨了。当它真正救死扶伤的时候，无疑是最美丽最圣洁最神圣的天使，可是当它失去良知或者麻木不仁或者见利忘义的时候，无疑又是最丑陋最肮脏最冷酷的魔鬼。甚至比真正的魔鬼更可怕。因为真正的魔鬼面目狰狞我们可以避而远之，而披着天使面纱的魔鬼我们防不胜防。毫不夸张地说医生这种职业就是在天使与魔鬼之间舞蹈，无论它做出什么样的舞姿造型，看上去都很美。也许有一天医生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了，才是病者真正的福音。
男儿心如海 冲浪须潮涌 10（2）
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一日不如一日了，大小便处于失禁状态。我只好买回一沓沓的婴儿尿不湿供她使用。由于天气炎热，母亲身上发出难闻的气味，我又买回一个大号的浴盆专门用于母亲的个人卫生。母亲开始还可以勉强洗浴，渐渐就力不从心了。我与侄儿毕竟不是女孩子，都不愿意给母亲洗浴。无奈之下只能像小孩似地猜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给母亲洗浴。偶尔，房东大妈主动过来帮忙。愈是这样母亲愈是离不开我，即便我出去买菜她都要同去，怕我跑了似的。我实在没辙，买了一条背婴儿的背带，出去时用背带将她固定在车靠背上。最令我们伤脑筋的是母亲高烧不退，晚上睡不着觉，折腾得我们无法入睡。后来我与侄儿分工，一个守前半夜，一个守后半夜，轮流照看她。有天夜里我熟睡中听到“扑通”一声，急忙起来一看，母亲从床上摔到了地下，我马上挪着凳子过去将母亲搀扶起来。我看到母亲的脸皮磕破了，一气之下扬起巴掌狠狠打在熟睡中侄儿的脸上。侄儿惊醒后欲哭无泪。我见侄儿委屈的样子，心里不禁酸楚起来：他才十七岁，如此精心照顾奶奶殊为不易，何况这根本不是他份内的事。原来母亲急着出去解手，看到我与侄儿在熟睡不忍心叫醒我们，没想到下床时腿发软，跌倒了。我不想重蹈覆辙，于是买了两架很矮的钢丝床，要母亲每天睡在垫着厚被子的钢丝床上，我与侄儿轮流睡在另一架钢丝床上守夜。从那以后，侄儿守夜时再也没有熟睡过。母亲很坚强，疼痛时极少呻吟。她听说“杜冷丁”很贵不肯注射，实在疼痛得受不了，便服用大量解热去痛片。我如何劝她也没用，有时候我急得冲她吼叫，她才偶尔同意注射一针。村里的私人大夫给母亲注射时经常对我说，母亲是少有的坚强女性。母亲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最大的心愿是回老家。虽然她没有说出来，言谈举止中却明显地表露出她想回老家入土为安的迫切愿望。我深知农村的习俗，送母亲回去入土为安需要一大笔的费用，遗憾的是我已经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了，即便有这样的能力我也不敢送她回去。因为母亲的身体脆弱得像一根枯草极有可能在途中便撒手而去。每每想及此处，我不禁深感内疚，隐隐作痛。母亲到了临去的边缘，有时清醒有时糊涂，说话语无伦次。不过念念不忘的还是念叨哥哥、姐姐什么时候来看看她。我到北京以后早与哥哥失去联系，他给侄儿留下的手机号码早已作废。姐姐当时即将临产，根本来不了。我只好对母亲撒谎说，他们很快就来了。侄儿急得在背后骂他老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