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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并没有掌握任何其他的、正面的、肯定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和记载。
那么下边就提出一个问题：《水浒传》是不是作家的创作？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一些著名的、第一流的，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累积型的作品，都是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什么叫做累积型呢？就是说这些作品从宋代、元代到明代，有很多人都写了这些东西，那么逐渐逐渐积累下来的。那么这个话听起来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呢，它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累积型无非是说这个作品它是由素材做依据的，是在那个素材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我想，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恐怕都是有素材的，都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另外，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这个很简单，我们有好多布料，这一块、那一块，这些布料加起来并不是一套完整的衣服。从这个布料要成为衣服，当中有一个必经的程序，一定要经过裁缝的巧手，没有裁缝，你这些布料没办法做成衣服。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恰恰是起了这样一个裁缝的作用。但是他不是工匠，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林冲；一个例子是宋江杀阎婆惜。我们知道，林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里边，他的出场最早。除了鲁智深以外，他是最早的。另外呢，《水浒传》这部书呢，是描写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么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在梁山英雄的身上谁体现得最充分、最准确呢？林冲，林冲的故事最准确地、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在《水浒传》以前的所有的文字资料当中，这些文字资料包括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只有林冲的名字，没有林冲的故事。那些材料里边有林冲，但是就是一个名字，没有他的故事，更没有现在《水浒传》里写的这些故事。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不能不承认《水浒传》里边林冲的故事，是作家施耐庵创作的。我们找不出以前素材的依据，如果大家能够举出一条材料，说以前写过林冲的故事，这个是有依据的，那么我这个说法可以被推翻。如果大家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出来，我这个说法恐怕就有一定的说服力了。
第二个例子，关于宋江和阎婆惜的情节。这个跟林冲的故事有点不一样。林冲的故事可以说，我们在林冲的人物形象、林冲的故事情节上头，我们看不到累积，看不到集体创作的影子。但是在宋江杀阎婆惜的这件事情上头，我们要承认他有累积。我接着要说的就是这些素材和现在我们看到的《水浒传》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些区别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如果是量的区别，我们就得承认是累积性的作品，起码在宋江这个故事上。如果是有质的区别，那我们就要思考了，那这不是作家依据以前的东西写出来的，而是他动了脑子、花费了创造性的劳动写出来的。宋江杀阎婆惜这个情节呢，是在《水浒传》的第二十一回和二十二回，写得非常精彩。用白描的手法，有非常仔细，很细致的刻画。我们知道古代小说《三国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水浒传》也好，对于生活场面的描写是很少的。我们看《三国演义》，很少看到夫妻两个人在家里边吃饭、喝酒、互相谈话，没有。《西游记》里也没有这种描写，就是说日常生活的描写。这个关于阎婆惜和宋江，这个有这方面的、日常的，尤其是一些日常起居生活，房间里边的布置。大家去看《水浒传》写得非常具体，这个和其他的地方还不一样，这个表明了这个作者的手法很高明、艺术性很高的。
二十一回和二十二回写宋江，很详尽地写出来了宋江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忍气吞声，从这个忍气吞声，发展到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再发展到怒火中烧，从怒火中烧再发展到了手起刀落，就把这个阎婆惜杀了。这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而且很合理，我们感觉到非常合理。不是作者硬加给我们的，就好像生活一样的，符合于生活逻辑发展，那是写得很成功的。
另外，阎婆惜这个人物也写得很成功，非常狠毒，而且是得寸进尺。还写了一个小人物，阎婆惜的妈妈，一个小老太，也是非常生动的。既狡猾又是很平凡的这么一个人物。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得非常的好，这个宋江跟阎婆惜的关系并不好，可是勉强还维持着表面上的一个关系，全靠着阎婆这个人物奔走于两个人之间撮合，还勉强维系着。最后当然是破裂了，而这个阎婆最后看见女儿被杀了，好像是站在宋江的一边，说怎么怎么样。把宋江拉到了官府门口，忽然大叫，宋江杀了人了，她心还是在她女儿一边，不在宋江一边。这些地方写得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以前的文字资料里没有。
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比较，比较是两个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元杂剧的比较，一个是《水浒传》和《大宋宣和轶事》的比较。因为元杂剧里边也写到了宋江和阎婆惜的事儿。《大宋宣和轶事》里边也有两个地方写到了他们的事。我们就看一看有什么区别。元代的杂戏写《水浒传》的有七、八部之多，每一个人物一上场，就是宋江一上场，他有一个上场白、开场白，讲我是什么人，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这里边宋江上场的开场白，究竟是说了些什么，别的戏里边，宋江的开场白跟这个呢，差不多，大同小异。我们就用这个做代表，大家听一听他这个上场白是怎么说的。他说幼年我曾经在运城县做一个把笔司吏。因为带酒杀了阎婆惜，也就是说他喝醉了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一脚把这个蜡烛台踢翻了。蜡烛台一踢翻就烧了房子，房子一烧就烧死了人，烧死多少人？没有说，最起码有一个吧。它是死了人嘛，烧死了以后，他就逃走。逃走以后，官府就捉拿宋江，捉拿得很紧。宋江就没有办法，就去自首。自首以后，怎么判他呢？两样，第一，打四十棍；第二，发配江州。这是元杂剧里边所写的。宋江和阎婆惜这段事情，就是这么个说法。这个说法我们拿它来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水浒传》里边的描写来比一比，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是很大很大，是本质的区别。
这里边就是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他杀阎婆惜的起因原因是什么？第二，宋江的罪名是什么？我们从这两点来进行比较。根据元杂剧的说法，他杀阎婆惜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喝酒喝醉了，就是这么个原因。第二，他的罪名是什么呢？第一，杀了阎婆惜；第二，烧了房子；第三，烧死了人；第四，逃走。那么大家听一听，宋江这么四点罪名打了四十棍、发配到江州，我认为这个判得不重。起码杀死了一个人，烧了至少有一个人，还逃走了，还烧了房子。打四十棍、发配到江州，应该说这个是判得不重的。那么这样子的情况，这个宋江对读者来说，值得不值得同情呢？这里边有没有是和非的区别、美和丑的区别、善和恶的区别呢？可以说没有。这是元杂剧里边所描写的宋江和阎婆惜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轮廓。那和现在就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比较。
第二个比较就是拿《水浒传》和《大宋宣和轶事》来做比较。看看《大宋宣和轶事》是怎么描写宋江和阎婆惜的。《大宋宣和轶事》里边有写到宋江和阎婆惜有两点、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有一天，梁山上头晁盖他们，想起来了宋江对我们很好、有恩义，就派人，派的是刘唐，送给宋江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金钗，一对金钗。宋江呢，收下了没有呢？宋江收下来了，收下以后交给谁了呢？交给阎婆惜，阎婆惜就收藏起来了。那么这是一个地方写到的。第二个地方，宋江回家探亲，从梁山泊回到家中探亲，给父亲看病。看完病以后，他就发现阎婆惜和一个叫吴伟的人有不明不白的关系，勾勾搭搭。那么，他就到了那里一看，这两个人搂搂抱抱靠在一起。宋江一看就怒发冲冠，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这两个人杀掉了。这是《大宋宣和轶事》写的。宋江杀阎婆惜就是这种情况。这些描写可以说非常地简单，很简略，只有骨头没有肉。《水浒传》的描写是有骨头有肉。
这个《大宋宣和轶事》的描写，问题还是出现在：宋江为什么要杀死阎婆惜，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由于《水浒传》里是写了晁盖给宋江写了一封信，这个信又给阎婆惜看到了。另外给了一百两黄金，宋江没有接受。但是《大宋宣和轶事》里没有这个描写，只描写了送了金钗一对，没有晁盖给宋江的信。因此就出了一个问题，在《水浒传》里边，阎婆惜要挟、威胁宋江的主要是她拿到了这封信。她认为这封信是你宋江私通梁山的罪证，现在没有了。另外呢，阎婆惜为什么狠命地要勒索宋江，是因为信里边说给了他一百两黄金，实际上宋江没有，阎婆惜要让他交出来。现在呢，没有，就是金钗一对，而且这金钗是交在她的手里了，他也没有说这是谁的，她也没有凭据证明这个金钗是晁盖，是梁山给宋江的。所以宋江杀她就仅仅是看到了她和吴伟两个人搂搂抱抱，就把她杀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罪名无非就是情杀。《水浒传》里描写的这些都没有了。《水浒传》里边说，第一，你是私通梁山，我要到官府去告你。宋江是一再地退让，一共是退让了三步，最后那个是得寸进尺，最后没有办法才把她杀掉的。而这里，这些情节没有了，就是看见跟一个男的搂搂抱抱，就把她杀掉了，这个说服力不很强，这种描写没有能够感动人，没有能够使人引起对宋江的怜悯，对宋江的同情。
《水浒传》里边，看了这个故事以后，读者的同情是给宋江的，读者的谴责是给阎婆惜的。而在元代杂剧也好、《大宋宣和轶事》也好，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宋江也不值得同情，就是很平常这么个事情，只有骨头没有肉的一个故事。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很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施耐庵在这么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肉，这是很有创造性的，是一个大艺术家加进去的，使得这个人物形象丰满，使得这个故事情节合情合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区别就显示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语言文字艺术大师，和一个很普通的记载一个故事的记录者之间的艺术功力的区别。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有创造性的作家。我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第一流的、伟大的作品，全部都是个人的创作。群众创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在历史上占那么重要地位的作品，积累型的作品。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逼上梁山人物评析
段启明
主讲人简介：
段启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生于1939年8月，祖籍辽宁铁岭；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4—1988年任教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1992年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1992年至今，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红楼艺术论》、《西厢论稿》、《中国文学史长编》（元明清卷）、《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述评辑略》等。
《水浒传》所写的，比如它写的这一百零八将，要说写的是个什么故事，从表面上看，写的就是强盗的故事，这一百零八将打家劫舍，这事都干，就是强人、绿林好汉，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故事它是发生在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更具体地讲，《水浒传》它是发生在北宋末年，因此《水浒传》所写的这个故事，这一百零八将的行为，我们必须把它放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说《水浒传》是农民起义也好、说是流民暴动也好，不管怎么说，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一个人民大众反抗朝廷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作为反抗封建社会、封建统治，究竟应该怎么看呢？就涉及逼上梁山的问题了。一方面作为整个封建社会来讲，它是创造了灿烂文化，但同时它也有很多的、包括一系列的上层建筑，它有很多违反人性的这样一些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