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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唐之盘绦，宋则改盘雕，为不可解。其实清初尚作，可以从营造法式《簟纹》得大略，工匠俗名为簟纹，官中则名“盘鵰”。如从鸟纹锦求之，百世不可得也。
约家树明过李家看锦缎。约抡元及《新观察》记者礼拜一到家中。劝工友李同志学画。画一鱼罐，甚用心。和新来二位谈工作性质。初来工作总是理想高，事实待扎实学习，学习不够，而适应环境不容易。在学校为思想前进，到工作中时，就不免有困难，或感觉不能如学校师生关系好也。得一一劝其适应及努力。
极累。未吃饭。工作何时方能放手作去？书无从读。可能应去纺织工厂去和千百工人在一处，对他们有益得多。
为图案系一助教拟一百牡丹花纹图案，故宫清明宋瓷中即可得四一种。可能还是近于多事，因教授先生都不要那么多资料来教学，教学已廿卅年，一切都很觉得已足够，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
礼拜日（３月２９日）
到李杏南处借经面，好的未能即借到。只带回一函晚明时金锦，及荷包六个。系和江忠实、王家树同去。回时兆犹未返校②。虎虎病可忧，穷极，无可为力。约抡元等礼拜一过家中谈谈文章事，写不好，还是退还省事！中和夫妇来，年青人如日方升，大是幸福。工作永不完结，一堆待作事不知如何方能有四只手来进行。小龙小平在客室用傻声歌唱，印象离奇。
高植来信说四月将来北京。
礼拜一（３月３０日）
整理陈列计画，将各种意见总括，提写到计画上去。将应询催事各方面信提交办公室，待去信。
写工作月终总结，在自我批评上，发现自己作小职员心理在发展。凡事循规蹈矩的下去，相当可怕。但在一出主张即和事实要求不合，这种作小职员心情，也是在工作中有必要的。对人过于热心，对事过于热心，都易成多事，无补实际。学《实践论》。可能调出去对于这里大家为有益，对事也有益。个人主观易致误事。但一切均由客观来决定，即自然成小职员心理状态，越来越严重矣。极离奇，人人均若欣欣向荣，我却那么萎下去。相当奇怪。真是学到老，学不了也！
请办公室去信如下……
礼拜二（３月３１日）
半夜未睡，发热，胸部如刺。早起看虎虎去医院，夜里还是咳。仍勉强来办公。学习主观主义提纲。检查毛病，主要是对一切无知而要说话，不是说的不中肯，即是废话、胡说。根源即无知，对世事无知，对馆中只主观的以为有某种官僚主义精神的浸润滋长，工作不易改进。其实就理解而言，内容无知，一开口还是错误。特别是对馆中明天任务，国家在发展中一个国家博物馆必然的任务，这些事本不是我应想的，我说的都不免是空话。因此改正自己方法，即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
头发闷，眼发胀，心发慌，无从诊治。我算是在作什么？
心脏不好，无可为力。
礼拜六（４月４日）
早上勉强来。肺不受用，已退烧，还咳，鼻未好。糟糕之至。为温同学拟出一百种图案花，代表各种器形和时代，如能从一礼拜中摹的摹，照的照，结果会对于“学”的“教”的都具体知道些些东西。但主持一系的认识上若尚停顿到“创作”上，只怕钻进古典即跑不出（事实上钻不进），因而不以为然，则近于多事矣。甚矣，多少年来之多事。凡事都多事。
而结果只有听之。只能用善于等待解嘲。但多事而不成，可以从等待客观世界有需要时再说不迟。若主一系，担当一单位的，总还是以得过且过下去，特别是教人子弟的，真是可怕。因几十年来的拖拖混混，实在误人。斯大林说的，什么地方工作推进不前，什么地方即有“官僚主义”。徐大师几十年主持艺教，真是误人子弟多矣。但是几十年能安于如此，也是奇怪。原来还以为自己是画家，不屑向工艺学习，现在还预备来指导工艺，其实还是不知如何先向工艺好好的学。明天也许即得进入创造工艺，依然是不知工艺为何事。一个画家底子，按传统思想意识来说，照例即不明白工艺重要性，照例不明白求自己能够为工艺生产服务，还得先学工艺。
如何教育这些人之师？真还是一个问题。因为事情显然，年青一代实不应当再受这种人之师的耽误，得多知道些“艺术”，得具体知道些“民族优秀遗产”，得从这个肥沃土壤中才可能生长出一些花朵，任何一部门美术都这样！
还是得等待。
礼拜二（４月７日）
病得很，工作还在勉强做。美术出版社二同志来谈出版事，因知李杏南处藏残锦不够付印，特过西湖营去跑了半天，回家已极难受。一夜中右腰痛。鼻出血。胸部难受。眼发胀。
闻同事在商讨名目，如在梦中。事作不完。
【注释
①写于１９５３年春。
②兆即作者的夫人张兆和，当时在西郊圆明园教中学，住校。给云六大哥
大哥：年头寄信，想早收到……看看报纸，才知道今天廿九，是我进入五十八岁的生日，大致只有你和大姐还记得起这一天！这里无一个人在家，我就独自坐下来听悲多汶第九交响乐，倒好像真是为我做寿，声音那么欢乐而又清静！虽这么说，你可不用为我生活或身体担心，这里凡事都照常，都好。
我在故宫一天，历史博物馆一天，总有事情可作。今天在故宫陪了约卅个年青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虽累些，还是很好，因为知道对他们有益！这些年青学生多十分幸运，在参加十大建筑中陶瓷和丝绸、地毯设计工作。工作热情虽高，也画得相当好，可是面对现实，究竟不大好办。几年来，对遗产取得是个虚无态度，应当懂的多不知道，已懂的多是皮毛。万千种好花样多不会利用，直到需要时，才明白三四年学习白费了大堆日子。即再大胆敢想敢做，到现实工作上，才了解学得不扎实，卫星不好放！他们的先生早成习惯，却并不怎么着急，我却不免代为着急……我还记得三十多年前一个生日，也是在北京过的。天气极冷，只穿一件夹衫，黄昏中从宣武门内图书馆走出，到西单附近，在一个羊肉摊子前停下，看人吃羊杂碎，摊子边正有个带喇叭的留声机在唱《洋人大笑》。我一文不名，就那么听下去。极奇怪，即在这种困难情形下，也不觉得什么叫“难受”，只觉得存在是一种离奇情形，好处无人知道。眼看到许许多多坏蛋傻瓜，日子通过得满好，我却简直难以支持下去。但是，事实上我竟那么支持下来了，在谁也不易设想困难中坚持学习，首先战胜自己的无知……千百军阀伟人，财主议员，都已完事了，我居然还存在，真应了诗人所说“此身虽在堪惊”。更离奇处也许还是现在，又像是在一种孤独中存在。并家中人也似乎不怎么相熟。由于工作，接触面虽相当广，可像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我依旧并不难受，就那么无事忙工作下去，存在下去。忙的全是别人事情，学的又似乎永远不算是学问。打算的全是职务以外或职务以上的，以及明年后年才需要考虑到的。可是却永远不会把自己地位安排得稍好一些。正相反，许多行为都像是专找不利于己的“赔本生意”去做，结果自己倒常处于狼狈地位。比起熟人来，我真正是不会自处到了家！和过去学习写作一样，我总是呆头呆脑的干，毫不取巧弄乖，结果反不如有些人使三分气力用笔，七分气力社交，还到处逢源。可是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明年十月后，如许多事情还是走不通，研究工作也不能如应有的进行，体力又已不大济事，也许还是准备再作冯妇，来做个“职业作家”省事些。因为十年来做职员，一天上下班四次，得来回换车八次，每天大约即有二小时在车中挤去。
总是头昏昏的，黄昏过马路时，还得担心被车撞倒。除了我自己知道这么方式使用有限生命，真是对国家一种不大经济的浪费，此外绝对没有人还会想得到。我大致学许多都有望学好，可是想学做个好职员，实在不容易。
诸事望放心，因为在工作上我总像是一个“永远乐观派”，这事作不对，就再换一门来重新学，重新作，一定要学好它，作出点成绩。但是在生活上，也许应当说，注定是个“永远败北者”才符合事实。老话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分定，想推开也不成”，所以即或相当羡慕人有搞头，要学可学不来！
或许笨也有笨的好处，过几年会各事不同一些，有较多自己可支配时间，能集中精力做点事，也不辜负党的希望。
北京今年冬天格外冷，入晚经常在零下十五度，房中炉火旺旺的，还不暖和。想起即在这种天气下，还经常有亿万人在寒风中赶工筑路、架桥、搞钢铁基地……个人觉得未免太渺小了。一定还得努一把力，来把工作做好。一切望放心！
二弟旧十一月廿九晚北京
（１９５９年１月８日）
大哥：得近信，知道体力还好。怕冷事，过些日子当为问问熟人看，是否有什么药，如鹿茸卫生丸之类，有些效验没有。如好就为买些来。一近三月，我们已起始在准备“忙”，接受“忙”！因为新馆近二百幅历史故事问题画、塑，和外边兄弟馆同样画幅，都由我们提参考材料，有的是永远作不完的事情待作。近又调我参加科学院编辑历史图谱工作，约有五千个图片，将编成一千页，赶九月出版，许多器物简单说明工作，恐得参加，工作量也不轻。馆中还有许多对外供应资料工作，由保管部作，没人肯做，调我过保管部后，我也得揽一手。将来他们搞历史歌舞戏曲电影，都少不了博物馆一份工作。只要肯继续好事热心，真可作许多事！目前只希望身体能支持下去，不至于半途垮下才好。一到具体问题考验上，才明白知识真不够用，还应当好好努几年力，多看几万件文物，透熟千百种图录和文献，才能解决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目前说来，虽凡事都懂一点点，其实多皮毛知识，极不踏实，求融会贯通，可不容易。而且搞的工作，事实上牵涉范围也太广泛，即记忆力再好，也不可能懂得那么透彻仔细。所以明知是个“假里手”，也还是得充下去，作个过渡桥梁，希望能在一二年内为馆中搞个图片资料室，有三五十万文物照片，少壮一辈能用它作个基础，三五年中即可事事赶过我们。照道理说是办得到的，因为情形不同，年青一代机会实在太好。只是年青人若不拼命，怕也不大好办。因为有些搞研究工作的老一辈，搞了半生，就还是永远停顿到旧日玩古董情形下，提不高，令人奇怪。正如另外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见今天报载，有五千多人入党，中有思成等熟人，其中一定还有许多熟人。思成还写了篇文章，写得很好，在《北京日报》发表，你可看看。报上还载有个通知，从明天起，城里有轨电车一律停止驶行，暂由公共汽车代替。大致“五一”时，全北京城内即可完全改成无轨电车。让我记起初来北京第二年新修电车情形。东单那座“克林法碑”，欧战后改为“公理战胜”牌坊，即是这时移过中央公园的。“共产党”名称还刚在学生中说起。孙中山在北京市民口中还叫作“孙大炮”，以为专只会放大炮、说空话。国内还无“职业作家”，鲁迅也绝不可能靠写作生活，更想不到将来会有个“鲁迅博物馆”在白塔寺附近。我还常跟着游行队伍，散散传单，并不明白要“反帝”，但是又十分讨厌洋人。过不久，许多人都过武汉参加革命去了，我却变成了第一批职业作家。我也是真正在用力革自己的命。一晃卅多年，现在到了“五四”的四十周年时，却已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写过什么作品。新作家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做作家方法和我们已完全不同。报纸广告上经常是《日出》、《雷雨》，《雷雨》又《日出》，以及《金山寺》、《空城计》、《济公传》……戏剧中似乎凡是已经存在的都可望依旧存在。我写的东西，只因为是小说，却比我本身还不扎实，被时代淘汰了。真可说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