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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到那时节我写了一篇文章，这海军学生因通过一个人的方便，给我转带到《语丝》的周作人先生处去，这文章登载出来时节，海军学生拿了一份《语丝》跑去告我，看到那文章的题目，感动得使我只想抱了我的朋友哭泣。想想那个可怜可笑的情形，到现在，使我同任何一个年青朋友，皆感到万分亲密的必需了。我明白那些初次拿了一点文章给世人见面时的腼腆处，我明白那个最谦卑的感情，同时还明白另外许多年青人的事情，我愿意同一切凡在沉默下努力的朋友握手了。但是，我还愿意给他们以一种“自信”的机会，每一个在井中向群星望着的人，他们都得有一种自信。一切生活的向上，是从自信上打下基础的。我因为一种伴随到生活而来的弱点，缺少这个，永远在一种悲剧里过着日子。我的文学成就是无意中一手捞着的，我永远惑疑我捞到手的并不是我最相宜的事物。我永远以为我还可以做一点别的事业。我永远以为自己做到的都不对，那些我还没有抓过一把的，却在那里等待我去着手。我的反复的自省，把我常常陷到一些泥淖里去，琐碎的注意，又常常蚕食到我的生命。我所希望的一种性格，就恰恰同我现成这种性格相反。
至于那个海军学生却与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用“刚愎”或“固执”作为性格的解释，都不至于相去太远。但这性格显然是一个男子必需的性格，在爱情上或事业上，都依赖到这一种性格，才能有惊人特出的奇迹。这种性格在这个海军学生一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到后坚固了他生活的方向。虽恰恰因为近于正面凝视到人生，于是受了这个时代猛力的一击，生命与创作，同时结束到一个怵目的情境里，然而敢于正视生活的雄心，这男性的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
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
日子过去了。
北京的干净空气与明朗天空，都不能留着住在那儿的人，使在那儿作客的不离开它。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似乎怀想到远方的母亲，因此一同离开了北京。一面自然是两人在北京终不能用好空气过日子，一面或者还更有别的原因。两人离开那个公寓时节，正是我也下了山，把事情辞去，搬到他们那个公寓去的时节。不知是十四年的春天还应当是十四年秋天，这海军学生开始写了许多诗寄给我看，那时我似乎已经在《现代评论》作发报的人，住到北河沿的汉园公寓，寄来的诗总为转到《晨报副刊》或《现代评论》去发表，这些诗，就是我所谓一个热情男性不自私的诗，差不多每一首都是在用全人格奉献给女子的谦卑心情写成的情诗。这诗的形式，无疑的从李金发诗一种体裁得到暗示或启发，一种在文字性格方面为畸形的构图，以另外属于“未来”的一格，而在试验中存在的。但当时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形式的暇裕。热情使他偏心，他要的只是表暴歌颂这热情的机会。这诗连同另外的诗，到一九二八年时节，丁玲女士为编辑成为《也频诗逊，在风格方面，曾常常为人提到，作为近代新诗新型之一种。这类诗最先给《晨报副刊》登载时，从形式上看，有人以为是我作的，从原稿字迹上看，编者也还以为是我作的。因为同一习惯使用硬硬的笔头，蘸上蓝色的墨水，在狭行的稿纸上，写小小的字，差不多每一张纸都得容纳八百字左右的光景，字迹的疏朗处，以及勾勒的方法，又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故在《现代评论》社方面，也有人以为也频是我的另一个笔名。
同时丁玲女士，又继续了这个方法，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到后当《在黑暗中》各篇章，次第预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那时《小说月报》的编者为叶圣陶先生，见到这原稿，最初也还以为这文章的字样，当不出也频同我两人，不会在两人以外，还有一个女子。
到现在，还有一个上了年纪一点的人，对于我们的字迹，不甚分别的清楚。……这事使我记忆里保留到一个不能磨灭的一刹那光景。就为了我们字迹的类似，我们在如何谎着一个必须谎着的人。我们字迹相近处，如何可以从一个虚无里，带出信来，给另一个还不应当向虚无走去的老人，谁能想象到这个用处？
萨坡赛路二○四号
那时上海方面，由于眼红于北新的营业，新书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利薮，出现了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新月，一些新的书店追踪而起，在一种谈起来使人极不愉快的刻薄报酬下，我们供给了他们少些稿件，他们便送给了我们一点点钱。一般习惯是十万字左右的集子，一次拿百元钱。因为那个数目的限制，以及上海生活的耗费，同时，在介于资本与劳力两者之间的编辑人方面，又多负有一种友谊的督促，故这个海军学生，这一年来差不多用全力写了许多文章。
恰恰上海的《中央日报》总编辑彭学沛，是前《现代评论》的熟人，副刊需要一个人办理，这海军学生就作了这件事。事先我不知道，我那时正从南方陪了母亲到北方养病，后来又回到南方来就食，（计算日子大约是秋天）这副刊，由我们商量定名就叫《红黑》。当时除了每晚他们两人或我们三人到望平街那个摇摇欲坠的楼上，去送编好的稿件，同看那最后清样外，他们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房子。又要房子好，又要房东好，最后还要价钱也似乎好一点，……终于有一天就搬到萨坡赛路某一个人家去了。
两人还没有搬去时，到我的住处，那个海军学生向我说：“休，这可好了，我们选定的一个地方不止房间比我们过去任何一个住处好，还有一个房东，那是更值得夸奖的。”大约多数还是因为当时觉得“房东值得夸奖”，所以那么间房子，要他们每月出三十块钱，还说“价钱虽稍微多了一点，还不算很贵”。
我对于这个女房东，也感到相当兴趣。
有一些新的故事因这两个人的搬移而生。
我那时住在马浪路的新民村。所以总是常到他们那里去闲谈，后来就把伙食也包在他们的房东那里了。三个人每月要三十多元，可是总只有一点小菜同黄花木耳汤吃。又因为房东是在法国跑了一趟的勤工俭学生，每餐总限定要我们用叉子在盘子里吃饭，我们都感到十分不舒服，但总是三人自己笑笑就算了，原因就为了“值得夸奖”的另一房东。这另一房东，也曾为其他朋友看见过，也推许为值得夸奖的。
他们住在这里大约有一个多月，我是每天都在这边的，就是晚上回到自己住处时，也不能写文章，还不免要做一点小小的糊涂的梦，他们也就没有做一点事。
但不久，他们两人就觉得还是再搬一个住处为是。我也觉得还是迁了的好，同时也想要好好写点文章了。那时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
为了《红黑》的事情，我们于是都显得忙起来了。其中最忙的还是海军学生，从编辑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帐，去购买纸张同接洽书店，直到刊物印出时，我才来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处，清理那些数目，或者付邮到外埠去，或者亲自送到四马路各书铺去。我记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红黑”两个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刘阮溧先生作的。
第一期的刊物，本埠在一个礼拜内就将近卖去一千份，得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欢喜兴奋得脸上发红。在各地方的朋友，都来信说我们这个刊物很好，有内容，文章有分量。北京方面有为我们帮忙的朋友，厦门方面也有为我们帮忙的朋友，武昌同广州，都有信来希望我们多寄一点。许多作者都以为我们这刊物合乎一个理想的标准。我们心想，以后每期应当印五千，似乎才够分配。
为了这个刊物和《人间月刊》同时进行，我们一面忙于应付杂事，也一面得很谨慎的写许多文章，所以一九二九年这一个年头，算是我们最勤快的工作的年份，各人都写了许多出品。在也频的所有作品中，以艺术完美同内容统一而论，也是这一年成绩最好。我们在起始写文章的时节，希望的只是尽我们的力，给这个渐趋寂寞的新文学重新再能够兴奋一次。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力量非常有限，在十分卑微里去努力，直到我们创作已成一个新的趣味同一种新的方向后，还仍然不觉得值得什么骄傲。我们尊敬那些负荷世誉的作者，同时却同一切毫不露面的作者握手。我们只是自己向一个很远的理想迈步，同时这迈步，却是沉默的，无声无息的。有了两个刊物我们还是同从前一样，我们就从不打量在刊物上攻击他人而揄扬自己。尽人制造点有关我们的文坛消息，总是付之一笑，不作理会。
那时正是新的创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酝酿到“文学为争斗工具之一”的主张时代，对立而作意气抗辩的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实秋《骂人艺术》是一本销路最好的书。
为了方便起见，出版界译了许多新书印出，上海方面还有几个讲“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作一种空气，我们是除了低头写作，什么意见也没有的。在乱糟糟的热闹空气里，镇静并不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们自己知道一切从东方或西方转贩而来的意见和主张，出于许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经很多了，当时却很少人来努力写一点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点自己能够作到的事。就因为这态度同工作，对一切无忤，所以在当时，似乎所做的事，还可得到各方面的好评。
但即或是并不缺少那种好评，我们却并不看重那种好评的。在《红黑》的第一期里，好像就那么提到过，“倾向不是我们愿意提到作为阿其所私的工具，我们除了尽其所能，没有别的什么动人的背景了。刊物愿意多销一点，却也并不因为应当多销把趣味俯就。”
文学是用生活作为根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若觉得在“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的错误，而把意识坚固，做一点积极的事情，他也仍然不缺少那个权利。他有一切的权利，却没有低头于一时兴味的义务。他可称赞处只是在他自己对于那个工作的诚实同他努力的成就。……这类主张在当时，是我们几个人所承认的。
日子又过去了。
《人间月刊》出到四期就停顿了，《红黑》月刊出到八期也不能不结束了，来了一个意料中的失败。这刊物的夭折，有一些读者，是一定比我们自己还觉得可惜。我们早知道在上海一切竞卖的情形下，这刊物不能赚什么钱。我们知道外埠书业的积习，对于用一点点钱来办一个刊物，是一种纯粹冒险的举动。我们原先只希望可以办十二期，满足到一年的数目，我们希望多有一些定户，同远地的定户直接交易，在一种毫无实利的情形下，维持这个刊物稍久一点。但一切希望都同事实不合，从各样打算上都不能维持这个刊物下去，当时最觉得生气的，就是这海军学生。
使我们十分灰心处，是想到这次的试验，证明了我们此后的命运，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看到这三两年来上海方面所谓出版界的一切情形，盛衰盈亏消息，就更长了多少见识。一时节的“普罗文学”兴起，反手间的“民族文学”成立，不知者还以为一则不外乎同政府对立，一则不外乎为政府捧场，故现象推迁，有此结果。其实不要这个，欢迎那个，还是几个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作家不过是一个商店的雇员，作品等于一种货物，在叫卖这种货物时，商人对于营业的智慧，不忘记用最诚恳的风度，向众人说：“这是国家提倡的时代的，所以预备出来给大家试试，”于是，在一种眩目的颜色声音里，年青人便试过了。因此作者自己也就忘却一切，俨然以为获得大众了。直到另一个趣味成为一种新的风气时为止，在这时节里，他可以把他的稿件，用三块钱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