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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同那广东籍青年翻译，过西摩路那个美国记者家中谈话去了。
那一次与那女记者所谈的，自然并无什么重要性质。惟在半年后，这翻译被那记者辞退时，却为了这翻译已同丁玲合居。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偶然的，综合这些偶然的事件，便产生所谓历史。
催生《北斗》
六月二十三她给了我一个信，提及她办《北斗》杂志的计划。
……
生活既那么沉闷，若死守在上海，一事不作，自然使远近朋友替她担心。既不愿意放下那枝特具迷人力量的笔，如今又恰恰有那么一个刊物来逼迫她写作，逼迫她作事，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故当她把信寄到我手边时，我就为她各处去信，请大家帮她把这刊物办得热闹一点。同时且去告给她我对于这刊物的一切意见。我那时本已预备过青岛去作事，同时且估计歇两年手不再来写小说的。她的来信虽不妨碍我过青岛的计划，却似乎又非得把我停笔的预约毁掉不可了。
听说丁玲来编刊物了，高兴帮忙的人实在很多，冰心第一个就为她写了一首长诗，其他的人也先后把文章寄去。但我自己却不曾写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刊物由她来编，必不许仍然如《红黑》月刊那么无所谓的敷衍下去，方成为一个像样的刊物。故我一方面为她向北平熟人讨取文章，一方面就去信告诉她说：若刊物只是要几个名人做幌子，第一期有了那么一些篇章也很够了。若你以为真实的应当用这刊物来逼迫督促，使一般女作家的写作风气活泼起来，你是不是觉得你作编辑有些不相宜处？
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在记海军学生那个篇章中，我对于一般文学的论战的意见，便说到过如下相似的话语：争持谁是正统原近于精力的白费，毫无裨于事实。若把文学附属于经济条件与政治环境之下，而为其控制，则转动时代的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文学无分，不必再言文学。若否认文学受两者控制，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然则文学论者所持论，仍无助于好作品的产生。
不问左右，解决这问题还是作品。一个作者接受了某一主张并不能成为历史上的“巨无霸”，他所需要的还只是对于他作品制作的努力！多数作者皆仿佛在少数“院派教授”与“新海派教授”，“绅士”与“斗士”，一种胡涂争论下而搁了笔，且似乎非争论结果就不敢轻易动手。谁超越这个狺狺不已的局面，埋头傻干，谁就被谥为“无思想的作家”。什么“思想”？发洋财，或近于发洋财一类奇迹罢？对于奇迹的憧憬，一点徼幸感情的扩张，大致便是所谓“思想”了。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后，帝王与神同时解体，这两样东西原本平分了这个民族的宗教情绪，如此一来“信仰”无所适从，现状既难于满意，于是左倾成为一般人宗教情绪的尾闾，原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因此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能够不依靠某种政体的理想生存的，也自然而然成为所谓“无思想”的人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在那时期曾轻视过文学，真打量过离开这份生活！在回她讨论新刊发展的一封信上，我说过一些近于牢骚的话语：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两者皆尊敬文学，同时把文学也俨然近于溺爱的来看待。文学“是什么”，虽各有解释，但文学究竟“能什么”，却糊涂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志士，对于文学则惟只知在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于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实分量同价值，不许它把价钱开得太大，也就是不许人对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础皆固定在我知识上，而不在权威或时髦理论上。目前大家所争持的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他们既称为作家，我想想，假若我无法参加这一切理论的检讨时，是不是还宜于来接近文学事业，真成为问题了。
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嫌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其实两者正差不多，就因为两者还是人，坏的一样的坏，懒的一样的懒，至于好的，也还是一样的好。造谣谩骂对于根本问题有什么益处？但若干人的成败，显然皆有从此处下手的情形，我觉得对于这风气无法攀援，故预备不再让自己在这事业上鬼混。照理说来，使一个人阔大不凡，实不在乎如目前一般人所谓有无思想，却只看这人有无魄力。一些无用的人，即或从小到大吃长斋，生来既无补于佛教的兴衰，死后也不会成佛。有些人毫无一个君子的品德，他却可以做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事业来。有气魄的人的沉默，比小小东西呐喊动人多了。
你不觉得吗？为了社会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欢迎小丑，我想离开这份生活，过几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帮我们把社会习气修正了一些。
上海来信却说：
不要发牢骚，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来吧。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绩来修正一切海上习气的一个刊物！为什么不赶快把文章寄来？我问你。稿件你一定为我催催，顶好在七月二十号以前能寄来。我还欢喜同他们能够直接通信，你可不可以将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我更希望他们能对于丁玲和善一点，亲近一点，没有事的时候，将丁玲当个朋友，同我在纸上说些不客气的空话。自从九九走了后，我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要人爱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几个那么相熟，那么不拘束，那么可以发点小脾气的朋友可实在太难了。九九到了北京不为我写信，我难过得很！刊物取名曰《北斗》，这个名字你以为怎么样？
天气热，流汗使人生气。既预备过青岛，到了那里你看看，住得安稳，我想想我要来青岛玩时也容易多了。
青岛海滩真美丽，抓起一把沙子，你就可以看出若干螺蚌的残海那是一本真的历史，不过只是用这些小小生命写成的历史罢了。我到过青岛，忘不了那个地方……她并非忘不了青岛，还只是记忆着同海军学生从济南逃过青岛小住的一段生活罢了。刊物征稿在北方既极其顺利，南方似乎也有了许多朋友帮她的忙，故她生活似乎又乐观了一些。七月里寄信过北京时，感情便活泼的很多了。信上说：……看见她们一些奶奶们都将要为我们这个杂志而重新提起创作的趣味，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她们或许要更来认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们有了一点可贵的成绩，我觉得这也还是我们的成绩呢，所以我很快活。
假如我能将她们一切已成的，过去的女作家们；已经为一种好的生活营养着，无须乎怎样去努力了的，还和一些新的，充满着骄气和勇气，但不知道怎么样去努力的年轻的女作家们联结在一块，于一种亲切的友好的形式下握起手来，无间无忤的往前走去，大家会在生活里面感到充实有意义得多！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我觉得，真是常常觉得，对我好的人太多了。我常常会为这些难过，会觉得太对不起这些人；这些并不在我面前而感到很切近的一群。他们爱我，他们喜欢我的作品，他们希望我；希望我更能写出些好的东西，而我呢，我觉得过去简直骗了这一批人。我的成绩还不应当得到朋友那么多的尊敬与爱好。我的力量有限，生活又那么一个样子，只能让别人失望！我看我自己的缺点，比什么还看得清楚，我只是个纸扎的老虎，现在好像完全怕人拆穿，怕失去一群人的好意，勉强把这纸扎的空虚囊袋填满起来，填的大部分却是稻草！一个人经验太少读书太少怎么行？我还得去学，若我有一份勇气，还应当放下这枝笔，再到另外一种人群里去学习！你说：“我担心你在绅士方面的成功，将使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一句相当的话可以表示我感谢你的意思。你说得是。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成功的，我正惭愧在这方面的小小成功！
……生活就是工作，工作也就是生活，把自己精力凝聚在某一点上面去，是的，人人应当那么办！你且等着看，倘若我过去日子，真如你所说的“被不幸的命运绊了一跤”，那么，“应当爬起来再走”的气概，又回到我身边来了。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
我八月里过青岛后，上海的消息更不同了一点。我觉得事实并不令人惊奇，只是这个广东人代替了那个福建人，个人方面或有所得，社会方面却不免受了些损失。温室原只适宜于培养一点小花小草，至于十围的松树，百尺的楠木，不在大气中严寒酷暑里长养，却移到温室里去，实在是一种不可修正的错误！
但这是谁的过失？泥土的气息，白日的光，在人类本性上莫不各有一个共通的观念。爱的，谁不怀了一种期待？憎的，谁不极力逃避？但所要的何尝是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的，近在身边的又何尝不恰恰是讨厌的？这世界上原有种种理由，使得每个人各自孤单的守在一小点上，把生命不吝惜的空费。一个为生活弄衰弱了的心，明白她的已无从再来服侍她。（海军学生用热情使她认识了“爱”，而用生死离别诠释权衡这个字的意义与分量，几年来的种种遭遇，使她业已厌倦了再拈着这个字儿来思索。）正为了厌倦，忽然有一个谨饬忠顺的男子，处处表示希望能够来照料她，侍候她，想同她在一堆过日子，这勇敢处同痴憨处皆使她只有苦笑，但苦笑之余，她自然就不让这男子再走开了。
她说：你明白，我不满意做一个“情人”业已多日了。新的生活想来还可以用得着那句老话。我当时想：在这方面她放下了缚束自己情感成为一束的努力，很平常的同一个男子在一处，对于她也可以说是很合理的行为。因此听到她的消息后，还很为她快乐。直到第二年后，在上海一品香饭店见及了她，我方明白我的估计有了一部分不对。为甚么原因两人会同住下去，我并没有分析错误。至于两人同住以后的生活，我原本猜想一定很好，从事实上我方明白已弄错了。温室实在不是这个湖南女子应住的地方。
写成《记胡也频》
我还在北京住下时，有个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小朋友，同一个很爱重中国的年青美国人，为了他们所办的英文简报，平时即专以介绍点中国文学消息作品以及关于文学消息为目的。海军学生等失踪，中国人在麻木中忽视过去了，他们却觉得是一件不能过分忽视的事情，想为几个在中国混乱情形中死去的作家，特别出一期专号，要我们为他们用中文写点关于海军学生的一切，以便翻译成为英文。我答应了他们这种委托，因此写成了《记胡也频》那篇文章。等到文章写成时，谁知简报却已不能继续出版，那文章后来就寄给上海《时报》馆发表。这文章未着手以前，我曾写信去告她，并向她询问关于这种文章的意见。且以为倘若她能写，我就不再动手。来信时却说：我目前不能写这种文章，我希望你写。可以少写些，这个人你明白的，三句话就可以说完。还有写时得小心一点，因为家乡那一个，我们还不适宜于把这个人的真实消息送回去！她还以为他在俄国，寄了一张小孩子的相片来，要我转寄过俄国！
到了青岛这文章快要写成时，我又去信告她文章的内容与字数。下面是她关于这本书第二个回信：……记也频能准我看一看吗？我也常常想为他一生做一长传，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觉得太费力了。我这人真是个不合理的人，讲实利讲到这样子！不过我想我总可以写一点出来，在我个人对于他的纪念。但这是以后的事。如今你能写，我非常高兴。
这个信从上海发出的日子是九月二十九。到十一月二十九，却来了第三个信。
《时报》上的文章我觉得你太主观了。尤其是关于“一幕悲剧的写实”那一段。当日也频写时原本全是臆造，我不愿小气，不同他计较。而你又忘却你自己，用这作材料，无乃冤枉丁玲之至！
这本书从《时报》登载以后，拿过光华付印时，一切便是她所经手的。当时那篇文章在某一小节中，提到几个人在萨坡赛路搬家的故事，她觉得有了些错误，我以为她要改的尽管改正。但等到她把全部分稿件看过之后，大约她已看明白这错误并非我的疏忽，且在那本书尾的声明中，我又业已提出关于这本书的目的与得失。故当这书付印时，她便尽它还是照原来的稿样，不曾有所加减。但那个海军学生较长的传记，则大约因为她后来生活上的变动，出于她自己意料以外，就无机会再与世人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