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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他未 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 “在地震面前惊慌 失措的表现”，“有失国家尊严”。
震情通报是中央办公厅发的，当然不能不信。章含之发问，面对北京24小时内可能发生七 级以上大地 震的预报，一个外交部长难道应当不闻不问，或者坐等文件层层报批，丧失时机 ，这才是维护国家尊 严吗？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么地方可庇护上千的外国人员和 他们的妇幼家属使其免受伤害 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决定把国家的贵宾也立即转移去广州 、上海吗？再说，假如那个预报是准确 的，那么使馆人员不撤，后果又该是多么可怕？！
从第二天开始，外交部党组天天开会批判乔冠华“在地震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党组 个别几个人显然 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来就“上纲上线”批乔。但党组大多数同志认 为把责任推给乔冠华一人是不公 正的。大家说30日晚上的决定是党组全体的决定，也电话报 告 了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么紧急的事不可 能按常规一道道批示，不能说无组织无纪律；既然是 集体的决定，如果要写检讨，应当以党组名义写 ，也不应由乔冠华一人承担。
由于大多数成员持此观点，给中央的第一个“检讨”是以外交部党组名义写的。但过了一两 天，显然 有人给党组成员“吹过风”了，许多人开始沉默，逐渐地把“罪责”推到了乔冠华 一个人头上。张春 桥更是气势汹汹地在冠华的“检讨”上“批示”说他的“错误不是孤立的 、偶然的，要和‘批邓’联 系起来”。
过了几天，国务院主要领导华国锋突然来到外交部，名义上仍是外交部长的乔冠 华，事先竟然一无所 知。至此，外交部大字报中已提出了把乔冠华拉下马的口号。一切都 明摆着，乔冠华是“四人帮”大 权在握时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两个多月之后， 当乔冠华在巴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 息饮酒庆贺时，他又怎能想到国内那些 不久之前还同“四人帮”一起整他的人已经趁乔冠华在国外把 他挂到了“四人帮 ”的线上去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对于毛主席的逝世，乔冠华悲痛欲绝，他后来在赴纽约的飞机写了《悼主席》，表达了这一 心情： 巴黎依旧秋光好，旧客重来心境殊。独立小园寒意重，无言还寝泪如珠。
1976年10月1日写于自巴黎至纽约的飞机上作者注云：“1976年10月3日或4日到纽约，我把这首诗告诉了一位同志，是悼念主席的。” 在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里，有人并非悲痛而是幸灾乐祸，双目低垂，心里却在虎视眈眈，盯 着权 力最 高宝座由谁来坐？江青一伙的心思一刻也没有离开组阁的名单，满心盘算着如意的人选 。也有人对能否 继承党中央主席职位信心不足，显得忧心忡忡；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帅们见时 机已到，也想利用可以利 用的一切力量，打倒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斗争最终的局面， 大 家有目共睹：“文革”终于结束了 。乔冠华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成了权力筹码的牺牲品。他在 “四人帮”倒台之前已经失意，遭受批判。
“四人帮”倒台后仍然遭受批判，竟然被划为“ 四人帮”体系里的人，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联合国会议每年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开会。1976年9月上旬，毛主席的丧事还没有办完， 乔冠华 赶 不上当年联大的开幕式了。自从乔冠华1971年第一次率团开赴联合国，已经代表中国出席 了5次会议， 这次是第六次。尽管乔冠华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非他莫属，他熟 悉情况，有国际会议的 丰富经验，别人一时无法取代。他只好等主席追悼会结束后再去 美国参加联大会议。据杜修贤观察，在大会堂主席吊唁厅碰见乔冠华，只见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旁边的小会议室 里休息， 可能刚刚守完灵。杜坐到他身边，静静的，谁也不想说话，也不抽烟。杜坐下后感 到从心灵深处流淌 出来的是累，是一种真正无奈的累。许久，乔冠华问了他一句话：“主席 追悼会的请柬你领到没有？”
杜修贤回答说没有。他用忧伤的眼神看了杜一眼，就再没有说话。杜修贤估计他也没有收到 请柬。那 是个特殊时期，出来参加活动等于验明正身，说明此人没有问题。以前凡是重大活 动都少不了乔冠华 的请柬，也总有杜修贤的。他听乔老爷一问，心里更嘀咕。多年新闻经验 告诉他，如果乔冠华这次上 不了追悼会的天安门主席台，那么，他肯定遇到麻烦了，而且是 大麻烦。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他 是躲不了的。追悼会那天，杜修贤特意留神寻找他在不 在，谢天谢地，他在主席台上，但表情极为阴 郁请 柬是要开会前一个小时才收到的这兆头好像不吉利？等乔冠华能脱开身时，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时他把精力放到了联大报告上。谁能想到，这 个报告又出 现了事端！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炮制出来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全国大报小报上 都是“按既 定方针办 ”，平民百姓谁也不会注意“按既定”和“照过去”有什么本质区别，可是咬文嚼 字的人就能咀嚼出 这是大阴谋，反党的大信号。乔冠华的倒霉随同这个所谓的 主席临终指示的沿用而变得更加深重，有 人要把他装进了一个预谋好的“陷阱”里，而他还 一无所知。联大报告出来后，乔冠华却因劳累过度差点送了命。心脏发生了心绞痛，幸好夫人懂得一点 医学常识 ，送医院及时，控制了心肌梗塞。
乔冠华抱病坚持去联大参加会议。他不愿意让外国人猜测中国局势如 何如何的，他去参会，至少可以 表明毛泽东去世，中国的政局没有乱。他到联大的发言稿 ，是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上面有两处有 “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当时全国上下都在 宣传使用的一句话，乔冠华启程前曾报告中央，如果有 修改的地方，请在10月5日前告诉他 ，以便修改。离京前，乔冠华还写了一首诗，诗云：五年来去意轩昂，赖有吾师作主张。今夕灯光何黯淡，岂缘魔怪又猖狂。
1976年9月30日乔冠华注曰，“1971年10月25日，中国进入联合国后，主席指示，对苏已无甚可谈， 应转而对美，每 年联大皆由我去。”对联大的发言稿，中央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0月4日才通知外交部要删除“按既定方针办” 这句 话。 外交部5日上午才打电报通知乔冠华修改。有人大概以为乔冠华已来不及改了。所以6日 一粉碎“四人 帮”，外交部马上就组织批判文章，批判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说他违抗中央 命令，在报告中坚决不 删除“按既定方针办”的句子，为“四人帮”上台制造舆论。
中国时间10月5日上午，正好是美国4日深夜，乔冠华不仅接到了电报，而且还有充分时间修 改稿子 ， 把那句话删得干干净净。可是国内的大字报却荒唐地一口咬定乔冠华在联大说了这句话 。等乔冠华归 来，一个囚禁室已经精心布置好，正等待他的“光临”。为了这句话，还有其 他许多似是而非的事， 他被剥夺了政治生命。当然，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此。那 “按既定方针办”不过是借口而已，更何况他 已说明了没有讲，不信，可以去联大查底 稿啊！不会有人去查，永远不会有人去查！因为根本不需要事 实真相。 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 版，第 286～289页。
第八部分第24节 艰难时日（4）
10月17日，乔冠华回到北京，夫人章含之去机场接他。她告诉他，由于中央的表态，外交 部内已形成 打倒他的形势。她至今仍难以忘却他那忠贞不渝的天真态度。他说：“打倒‘四 人帮’是大事。我个 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可以打倒‘ 四人帮’。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 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 。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 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势向中央诬告，我 回来了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 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
然而，现实情况与乔冠华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没有人愿意提出让他解释，也没有人 想 真正了解真相 。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 陈述时，竟都被拒绝了 。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乔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到 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 判了！”乔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 像过去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他困 惑为什么他一生的虔诚换来了如此无情的毁灭？！ 接下来整整两年半内发生的往事不堪回首，令人黯然神伤，据章含之回忆，那是一段惨烈的回顾，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灭冠华和我的人使用的手 段无比残忍。
在那乱世年月，冠华没有学会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远是个不设防的人，处处把 自己的弱 点暴露在窥伺机会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既然连听一听他的陈述的机会都不愿 意给他，可想而知 的是先设定罪名，再去寻找材料，上纲上线；更有甚者是编织罪名。其中 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 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
还在冠华从访问欧洲回到北京之前，从上面已经抛出了所谓“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 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写着这个内容的大字报铺天 盖地潮水般涌来时，我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实的经过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后，从九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八月份的一次 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 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9月26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28日，政 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 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 了些意见。医院在他30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 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 去，免得添麻烦。 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 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第二天，9月29日，国际司的同志把连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华病房。冠华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 ，他附了一张给那位主要领导人的便条说：报告根据28日晚政治 局会议意见修改了，现呈上。因他30 日启程，可能来不及等中央批复。他随身带走一份修改 稿。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 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 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大家以为就这样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运 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他似乎顺口似地告诉我，凌晨时，当时的主要领导打 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删去 “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他说已经告诉值班室了。我也就没有再想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几日，外交部的大字报就出现了。当时我无法与冠华联系，也不相信国 内电报去了而冠华竟没有删去这句话。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后，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接 到电报没有，“按既定方针办”删去没有。冠华说电报是在他发言的头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发言时 已经删去。我心上一块石头放下了。冠华乐观地说这种事很容易说清楚。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让冠华说清楚。上面的领导拒绝见他，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群起攻之，根本不听冠华 解释。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冠华说电报到代表团时，不少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