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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季姆采夫师所属地段的形势继续恶化。然而，我们却抽不出哪怕是一个营的兵力去帮助他。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把他的第39团再还给他，这个团于9月19日之前已脱离师的建制，在叶林的指挥下，战斗在马马耶夫岗地区。
杜比扬斯基的近卫第35师的部队严重减员，已无力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战斗。因此，我们决定把剩余人员和武器装备，交给步兵第42、第92旅，把师指挥机关撤往伏尔加河对岸重新整编。
那些日子里，我们与方面军炮兵司令员B·H·马特维耶夫少将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要求，随步兵师一起去加强第62集团军的炮兵部队，应渡河到伏尔加河右岸、到城里去。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坚决反对这个主张。我们把步兵师的炮团留在伏尔加河左岸，而把炮兵观察所搬到右岸。从那里它可在宽大的正面指挥火炮和炮兵连的火力机动。我们只是要求迫击炮和反坦克炮随部队一起渡河。
在市里，正如我已经觉察到的那样，我们的炮兵群既没有马力牵引，又没有机械牵引。这样，我们就丧失了火炮的机动。用双手推着大炮和榴弹炮，在被炸得坎坷不平的街道上行走，通过市区的废墟，这是不可能的。从9月后半月起，从伏尔加河对岸把炮弹运过来，再运进城里就已经很困难了，有时完全行不通。因为白天敌人监视着从东边通向伏尔加河的所有道路。从9月22日起，敌人抵达中心渡口，他们向每一只渡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在夜间运送弹药也很冒险，因为敌人已知道我们的渡河区域，他们不断地向河面上空投照明弹，使伏尔加河整夜都亮如白昼。把弹药运过这1公里宽的水面，比从100公里以外把弹药运到伏尔加河岸边还要困难。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把师属炮兵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在城市防御和进攻的整个战斗过程中师属炮兵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把炮兵团和榴弹炮团留在伏尔加河对岸，使每一个师长或旅长都能随时调动自己的炮兵火力，射击前线任何一个地段。集团军炮兵司令H·M·波扎里斯基少将，在必要的时刻，也能够组织伏尔加河左岸的所有旅和师的炮兵连，集中火力打击一个目标。
H·M·波扎里斯基对使用炮兵火力抗击敌人步兵和坦克的进攻这一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做了出色的准备工作。波扎里斯基指挥的营射击和团射击经常是十分准确的，并且具备灵活的机动能力。在伏尔加河对岸的阔叶林里，集中着身管炮兵和火箭炮兵的强大的突击火力。在斯大林格勒的街道上、在工厂的车间里，也有直接瞄准的火炮和迫击炮。这些炮兵火力向企图冲向伏尔加河各个地段的德军，实施无情的猛烈的打击。对集结在工厂区前和马马耶夫岗上的敌人庞大的步兵群和坦克群，波扎里斯基的炮兵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
火炮—战争的上帝。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斗的日日夜夜里，它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62集团军的炮手们，以机动、准确的火力，给德国侵略者带来很多的烦恼。而指挥这些炮兵的是出色的炮兵专家和天才的军事首长H·M·波扎里斯基。他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胆有识的红军指挥员。
从9月中旬开始，每天晚上，H·A·克雷洛夫将军、H·M·波扎里斯基将军、师级政委K·A·古罗夫和侦察主任M·J·格尔曼上校都聚会在我这里。我们根据侦察情报，把凡是德军正在集结兵力、进行进攻准备的街区，都标在作战地图上。然后，在天明之前，用所有炮兵火力，包括“卡秋莎”，突然向这些街区实施打击。我们还用远程航空兵向那些街区实施突袭。这样，每一发炮弹都射击敌人集结的中心地区，较之对广阔的场地和地区进行拦阻射击更有效。敌人的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我们还用直接瞄准射击打击敌人，骚乱敌军战斗队形。在这一连串夜袭之后，敌人进攻时，再也摆不出气势汹汹的样子了。
9月20日黎明时，战斗又打响了。
在我军右翼（雷诺克、奥尔洛夫卡、拉兹古利亚耶夫卡）继续进行牵制战，而在马马耶夫岗地区，步兵第95和第112师的部队，正在抗击着敌人新锐部队的攻击。
晌午，第95师师长戈里什内上校向我报告情况时说：“如果不考虑前线向这一边或另一边不超过100公尺的微小变动的话，那么，可以说，马马耶夫岗的局势仍旧是稳定的”。
我警告他说：“要注意，哪怕是100公尺的变动，也会招致丢掉马马耶夫岗……”
“宁死，我也不放弃马马耶夫岗，”戈里什内回答说。
师长B·A·戈里什内上校和他的政治副手A·A·弗拉先科，深入地、准确地了解战斗的每一个细节，在战斗中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他们能够互相弥补：前后不仅是一个指挥官，同时也是共产党员，他对全体人员的政治教育给予很大的关注；后者在领导本师党的政治工作的同时，能够深入、细致地研究作战行动实际问题。他善于很理智、很内行地与每一个指挥员交谈。
听了他们用电话向我报告的情况后，我丝毫不怀疑报告中对事实分析的可靠性和客观性，不论他们（戈里什内或弗拉先科）之中谁向我汇报。因为他们俩个人都十分了解作战情况，都很熟悉敌人的作战特点。
戈里什内师紧随罗季姆采夫师进入城市。他的师是刚一渡过伏尔加河，未经休整，就投入到争夺马马耶夫岗的战斗中，然后又在拖拉机厂和“街垒”厂地区作战。该师的一些团中，准确地讲，只是一些团司令部，轮流撤回伏尔加河左岸，在那里进行短期休整，补充连队，然后重返战场。
戈里什内和弗拉先科，在战斗最残酷的时刻，仍然在自己的观察所里，从容地、镇定地指挥着自己的部队。
要去他们的指挥所比去伏尔加河岸边还要困难。敌人的狙击兵已经封锁了“街垒”工厂及“红十月”工厂之间的凹地。最初几天，我们就有许多战士牺牲在那里。因此，这片凹地被我们称为“死亡沟”。为了减少伤亡，我们横跨凹地砌起石头围墙。这样一来，只要弯着腰、紧贴住石墙，就可以到达戈里什内的指挥所。
在罗季姆采夫的近卫步兵第13师的地段上，情况也十分严重。9月20日晌午，敌人的自动枪手已潜入中心渡口地区。师指挥所已开始用冲锋枪与之对射。该师的近卫第42团的部分分队已处在半包围之中，通讯联络经常中断，而且中断的时间愈来愈长。派往罗季姆采夫司令部的集团军通讯参谋都牺牲了。派往中心码头的叶林团迟迟未到，因为他们在途中被敌机发现，并且遭到连续的轰击。
集团军只能从左岸用炮兵火力援助这个师，然而，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在罗季姆采夫师的左面，在察里察河上，战斗愈来愈残酷。在那里作战的有姆·斯·巴特拉科夫的步兵第42旅的几个营，由北海舰队水兵组成的步兵第92旅以及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与他们的联系也经常中断，这使我们很难判明这一地段的战斗形势。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敌人集结了新锐力量，拼命想冲到位于我防御中心的伏尔加河，然后扩大突破口。因此，我们必须在马马耶夫岗区域继续实施反突击。如果减弱这里的反突击，那么敌人就会放开手脚，全力猛攻我左翼。进而击溃我在城市中心的防御部队。
9月21日夜，原作为集团军预备队、放在马马耶夫岗东边的巴秋科师的步兵第284团，渡河来到城里。
将近夜里两点钟时，我接到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打来的电话。他通知我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一个坦克旅，已从北面冲过敌军阵地，将在奥尔洛夫卡地区与我们会师。我把大家都唤起来，自己坐在电话机旁，整整一夜都在寻找这个坦克旅，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与我第62集团军会师的好消息。然而，没有等到这样的报告。几天以后，我们才得知，坦克旅未能到达目的地。坦克第67旅整个旅和他们的旅长希德贾耶夫上校一起，在敌人战斗队形的纵深处全部阵亡。
9月21日到22日，第62集团军的部队处于危急关头。
敌人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第一次把我集团军切成两段：在近卫步兵第13师的地段，敌人前出至第2堤岸街，其先遣分队已逼近中心码头。
9月21日傍晚，第13师占领的前线阵地是：克鲁托冲沟、第2堤岸街、“1月9日”广场、太阳大街，共产主义大街、库尔斯基大街、奥尔洛夫斯基大街、无产者大街、果戈里大街，直至察里察河。
该师的几个分队陷入包围，一直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关于他们的情况、尤其是近卫步兵第42团1营的情况，我们没看到更详细的材料。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所有的战报里以及后来的报纸、书刊上，在提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时，都谈到：保卫火车站的那个营，于1942年9月21日全营覆没，只有一个叫科列加诺夫的少尉军官活了下来……
坦率地讲，直到最后一天，我还不相信这个营于9月21日全部阵亡的消息。因为当时从敌人的举动判断，我总觉得，在车站附近及其左侧地区，一直有我们的战士在战斗，法西斯分子在那里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是谁在那里坚持搏斗？他们又在怎样搏斗、——这一点谁也不晓得。这些人的命运，象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使我每每想起，就感到不安。后来，在我的《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一书出版以后，以至电台广播了这本回忆录的部分章节之后，我收到了许多来信，其中包括伟大卫国战争的残废军人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的信。这位老战士说，他知道在法西斯占领车站以后这个营的详细情况。这封信使我很激动，终于能在15年后查明这些人的命运。我常常怀念他们，我一直不相信，与法西斯分子在车站附近搏斗了7天的战士，会在一夜之间全部阵亡、或者说投降了。
我确实没弄错。1958年的夏天，我利用休假时间，去访问了这封信的作者。他住在契尔尼戈夫省普里卢克区的一个叫利科维察的村子里。见面后，第一眼，第一句话，立刻就使我们相互认出来了。
安东·库兹米奇马上使我回忆起，我第一次与他们见面的地点。他说：
“您还记得吗？那是在9月15日晚上，在普希金广场的教堂旁，您看见我便问：上尉，你的人在哪儿？……噢，在这里，那就接受任务吧，要把法西斯赶出车站。清楚了吗？
……”
“是的，我还记得。”我回答说。
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当时的情景：到处都是坍塌的房屋，烟雾笼罩着河岸。在河岸上，一群带着步枪、自动枪的人，向远处走去。其中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机敏的人，身上挂满了手榴弹，一双眼睛又红又肿。他就是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上尉。他当时是罗季姆采夫师近卫步兵第42团1营1连的连长。我仿佛看见，年轻的指挥官在接受了任务以后，迅速地拉开队形，带领连队向车站方向走去，队伍很快就消失在烟雾和黑暗之中。过了几分钟，车站方向传来了密集的对射声。这说明他们连已投入战斗。
“请允许我从头讲述整个经过。”当我与安东·库兹米奇在桌旁坐定后，他说。
下面就是他的叙述：
“当我带领连队前往车站，并开始与敌人对射的时候，营长切尔维亚科夫赶上了我。他来到我面前，一边擦着眼镜，一边警告说：‘要切断敌军并牵制住他们。要长时间地坚守在那里，要多带些手榴弹。’
我带领连队在黑暗中来到车站的铁路迂回线。
夜里，四周都是射击声、爆炸声。我们战士以战斗组为单位，在一些毁坏的房子里构筑起工事，非常艰苦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我觉察到，车站的建筑物在敌人手中。于是，我们从左面穿过铁路路基。在交叉路口，我们看见一辆被打坏的我军坦克，附近有10个坦克手。我们在车站建筑物附近集中后，便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打了起来。
先是一顿手榴弹，然后，我们的战士冲了上去。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敌人仓皇逃命，并在黑暗中胡乱地射击。
就这样，我们连占领了车站。当敌人清醒过来，知道我们只有一个连时，我们已占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尽管敌人多次从三面向我发起攻击，可车站在天亮之前仍然在我们手中……
清晨不知不觉地来临了。这是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沉闷的清晨。法西斯的俯冲飞机，借着黎明的光亮，向车站投下几百枚炸弹。轰炸之后，紧接着又是炮火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