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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是两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的包袱。
清楚了这点，就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齐家”的问题了。齐家齐的是谁的家？齐的是封建社会大贵族的家，而这种“家”在战国结束之后就因为社会体制的改变而不再是社会的主流了，换句话说，秦朝以后的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口口声声的“齐家”，这个“家”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不但“家”不存在了，齐家之后要“治国”的那个“国”也没法再治了。
好了，清楚些了没有？我可不是胡说八道吧？那么，继续。为什么说封建社会是个好社会呢？要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好社会”只是相对而言的，各位千万别拿加尔布雷斯的“好社会”的概念来往我这里套。我的意思是说，封建社会，比之后来的专制社会来说，还是有不少先进性的。关于这些内容，我们将会在《孟子》这本书里慢慢看到。先简单讲两句吧，在封建社会，贵族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从最低级的贵族“士”到高级贵族都是这样，他们的权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君权——虽然这有可能导致权贵篡位，比如孟子刚才说的，“千乘之家”有能力造“万乘之国”的反，但是，无论是国君还是篡位的权贵，要想位子坐得稳，谁也不能忽视大伙儿的意见。
这个问题又要涉及到一些需要多费一番唇舌的概念，现在还是先不多谈了，后文里会逐渐涉及到的，而且，朱元璋为什么对孟子那么恼火，以致做出了篡改教科书这种恶心事来，也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对于秦朝以后的各个大一统王朝的专制社会来说，封建社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自由民主这类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我们现在很多人骂人“老封建”真是错怪了封建社会了。即便单拿男女问题来说，其实最不“封建”的社会可能倒正是封建社会呢。所以，我觉得，“封建”应该有变成褒义词的可能，想像未来的某一天，年轻人的流行语又换了一茬了，女孩子们会对着自己心仪的小男生说：“你好封建哎——”小男生不禁心花怒放，因为那个时候“酷”之类的词语可能早就过气了，用来表达“酷”这种感觉的新词可能就变成了“封建”。
好了，《孟子》的这第一节就谈到这里了，写的时候总想收紧一点，可还是拉拉杂杂写了好多。方才用软件的统计功能看了看字数，这一段所讲的《孟子》原文仅仅一百多字，而我的讲解却足足用了一万多字，好像有点过分。不过，开篇时候把一些问题尽量澄清，后面应该就可以轻快一些了。
拉大旗，做虎皮，打着红旗反红旗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鴈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孟子才一见梁惠王，就来了个偷换概念的把戏，可是，别以为孟子就这两下子，他老人家的绝活儿可多着呢。马上，孟子在和梁惠王的第二段对话里就又露了一小手。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这个“沼”可不是沼泽的意思，不是说梁惠王吃饱了撑的跑到沼泽地上去玩极限挑战去了，这个“沼”指的是池塘，而且是园林式的池塘，好比后来颐和园里的昆明湖，或者北海和中南海。也就是说，孟子这回见到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正在游园。
梁惠王欣赏着池塘里的麋鹿和鸟儿，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问了孟子一个奇怪的问题：“贤者也好这口儿吗？”
梁惠王不再问什么“有利于吾国”之类的军国大事了，既像是触景生情随口一问，又像是存心恶搞孟子一回——你这老小子不是满口仁义道德圣人做派么，嘿嘿，看我拿这个问题刁难住你！
这问题确实有些恶搞的嫌疑，怎么回答呢？照我们常人的思路，如果沿着仁义道德的路线来说，好像该回答说：“贤者不搞这一套，贤者要做的是励精图治。既然励精图治，每天自然要忧国忧民，哪还有心思玩这些呢？”——梁惠王大概也以为孟子会这么来回答吧？
可孟子到底是孟子，要论思辨能力之强，要论脑筋反应之活，在当时那么多著名的国际推销员里他真得算是数一数二的。孟子要是活在现代，肯定能在“幸运52”之类的节目上拿大奖的。面对梁惠王的恶搞，孟子的这个回答，和上一段里的义利之辨一样，在他的全部思想主张当中也有着开宗明义之功和避实就虚之巧。孟子答道：“人只有在先成为贤者之后才能体会到这种游园的快乐，而不贤之人即便是有了这么漂亮的花园也享受不到。”
——孟子的回答是不是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上一段讲义利之辨的时候，他的话是看似有理其实是在偷换概念，而这一段回答却是猛一听上去就觉得违反常识的，想想，像慈禧太后之类的人物无论从哪儿论起都和“贤者”挨不上边，不是照样在颐和园里折腾得挺舒坦么？
孟子往下解释了，先来一招引经据典：“《诗经》上说：‘开始建造灵台，文王巧妙安排，群众齐心协力，工程进展飞快。文王本不着急，群众上赶而来。文王游览灵台，鹿儿多么可爱。鹿儿肥肥胖胖，鸟儿羽毛洁白。文王玩到灵沼，鱼儿跳出水来’。”
请大家原谅，我把优美的《诗经》翻译成数来宝了，不过呢，《诗经》里的很多篇章本来确实都属于民间小调，时间一久，原来的俗就变成雅了，说不定两千年以后，数来宝也会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高雅艺术呢。
五四时期以后，要讽刺一个守旧的人，时常用的话就是说这人“满口子曰诗云”，这个“诗云”就是孟子这时候所说的这个“诗云”。在那个时代里，《诗经》意义非凡，那些诗歌都是上流社会里最通行的交际语言，我们看那时候的东西，某某人说着说着就会来上一段“诗云”，那感觉有点像是《简·爱》时候的法语，其潜台词是告诉对方：“别小看我哦，我很牛的哦，我可是一位有修养的高尚人士哦！”现在我们再要表达同样意思的潜台词的时候，用的就是村上春树、杜拉斯和王家卫什么的了。
好了，孟子已经表示了自己比较牛，说话又是有依据的，然后接着解释说：“周文王动用民力来营建花园，人民群众却干得很爽，给台子取名叫灵台，给池塘取名叫灵沼，还觉得这园子里面有那么多的鹿啊鸟啊什么的是件很令人高兴的事。”
梁惠王这时肯定在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啊，可真够贱的！
孟子接着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周文王做到了与民同乐，所以自己才能在园林里尽情享受啊。嘿嘿，引经据典只引一回不算本事，看我老孟再引一段！《汤誓》里说：‘你这个日头什么时候完蛋哪，我情愿跟你同归于尽啊！’看，像这样的统治者，人民群众都惦记着要跟他玩命了，他就算有再好的园林鸟兽，一个人能玩高兴了吗？”
孟子这里引述的《汤誓》是后来成为五经之一的《尚书》里的一篇。我在读先秦时代种种资料的时候，对那个时代的人产生过一种奇怪的羡慕之情。大家看完这本《孟子》就会发现，孟子很会引经据典，但翻来覆去所引征的主要不是《诗经》就是《尚书》——那个时候，书籍还是很少的，像孟子这样只要读熟两本书就能在国际社会里混个头脸出来了，甚至就能成圣人了！可我们现在单纯是想读一读他老人家这本《孟子》就需要有海量的书来做参考啊！
翻回头来，《汤誓》里被这么恶狠狠诅咒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他，就是夏代最著名的暴君夏桀，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和商纣王并列的头号坏典型。好了，孟子的又一个经典话语模式出现了：拉大旗，做虎皮，打着红旗反红旗。
为什么这么说呢？读完《孟子》我们就会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很会树典型的，我们知道有一句名言叫做“言必称尧舜”，这就是孟子的夫子自道。当他要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的时候，通常都要拉来古代圣贤这面大旗，意思是：你们看，我这些话可不是拍脑门瞎说的，是从尧圣人和舜圣人那里推演出来的，是周文王的思想路线，难道尧圣人和舜圣人还会错吗，我们跟着尧、舜和周文王这些个圣贤天子难道还会错吗？
孟子想批评谁的时候，经常也祭出这面大旗：你的做法是不合于尧、舜和周文王之道的！那么，我们知道了，尧、舜和周文王属于正面典型，可是，经验告诉我们，单有正面典型是不够的，我们不光需要雷锋和欧阳海，我们还需要刘文采和周扒皮。于是，刘文采和周扒皮的角色扮演就落到桀、纣这二位身上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我们经常能见到这样的议论：一说圣贤之道，就言必称尧舜，一举坏典型，就言必称桀纣。尧、舜和周文王在孟子时代人们心中的地位就有些像新中国的马克思，而桀、纣呢，就像是资本主义，所以，上纲上线扣帽子的招数由来已久，孟子早就玩过了。
于是，孟子对梁惠王的这段回答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翻译：“大王啊，马克思说过，统治者要与民同乐，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躲在私家花园里没事偷着乐，你以为你是贫嘴张大民呐？怎么着，你还给我摆脸子？不服气是不是？叫板？跟我叫板可以，可你敢跟马克思他老人家叫板？……就是就是，别看你是大王，料你也不敢……大王啊，您可要小心了，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可有点儿往资本主义那边靠了，您可要留神哦，别做咱们魏国最大的走资派哦！您要是做了走资派，全国人民都饶不了您，您还想在这花园里偷着乐？别做梦了，到那时候，您哭都没地方哭去！”
对孟子这种回答，梁惠王能怎么办？不满意吧，可又不好反对，因为一提反对意见就等于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成了魏国最大的现行走资派！唉，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拉大旗，做虎皮，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孟子的经典论辩技术，但说到这一段里所表达的与民同乐的思想，那还是相当精彩的。孟子的民本主义精神在这里已经露头了，但是，无论在战国时代还是在以后的专制时代里，构筑这样的与民同乐的乌托邦又怎么可能呢？至于对周文王营建灵台一事的引述，听上去是如此动人，可事实真的是那样吗？尧、舜的时代真的是一个美轮美奂的黄金时代吗？
——谁也不知道！
那么久远的历史，几乎是无据可考的，但现实社会是如此的令人郁闷，那就不妨憧憬一下遥远的理想国吧。而且，如果理想国不仅仅是存在于人们的想像之中，而是当真曾经在古史里面出现过，那不是就意味着那是我们曾经达到过的一个理想的社会水平吗？既然曾经达到过，那我们现在努努力，再达到一次，这岂不是可能性很大的一件事吗？
——孟子的拉大旗，做虎皮，其意义恐怕正在这里。若有哪个不识趣的家伙非要孟子拿出这些理想国的扎扎实实的史料证据出来，那肯定是会无功而返的，并且，以实证的态度破坏许多世代里和许多人心目中的那个永恒的美好梦想，这一定不会招人待见的。汉代大学者王充就曾经人单力孤地这样做过，但他还不是实证，只是揣测。
圣水、清水和脏水
我以为，全世界众多君主的无数名言当中，再没有哪一句能比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更牛、更强、更有代表意义了。孟子的时代虽然已经接近了专制时代的开端，他的思想却毕竟是在封建社会的脉络中萌芽成长的。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孟子的民本思想虽然还很幼稚，甚至是——我们在后面就会慢慢看到，是为一个光辉的目标设计了一条愚蠢的路线，但以他的时代来讲，确实是了不起的。到后来孔孟之道成了专制体制下的正统学说的时候，人们却大多专注于孟子思想中有关心性的内容，而忽略了更有意义的民本精神——这恐怕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既然都“朕即国家”了，提什么民本思想岂不是大逆不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