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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带着古远、淳朴、壮丽、粗犷……带着鲜明的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相融合特点的作品，是中华民族极为重要的文化财富。
1936年金振中带着他的加强营到卢沟桥接防，他不是来写诗的，也不是来感叹河山壮丽的。他是军人，他带着他的队伍在卢沟桥出现，预示着卢沟文化淳朴古风的结束，将开始的是为民族生存拼搏的血与火！那是新的歌，悲壮而又悲惨！
宛平城，过去称拱北城，也称拱极城。拱北，拱卫北京的意思；拱极，“极”是人臣之极，即皇帝，拱极也就是保卫皇上保卫社稷了。
从卢沟桥和拱北城建筑位置分析，卢沟桥为交通咽喉，拱北城为屯兵之地。拱北城在桥的内侧，即靠北京一侧东侧。从军事角度看，敌人来自对岸，来自桥的西侧，拱北城西出，控制住石桥，使西侧攻来之敌不能通过。
现在的情况，今非昔比。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已经捷足先登占领了丰台，丰台距卢沟桥只有7公里，而位置在宛平城东，卢沟桥与北平城之间。“拱北”、“拱极”现在都失去了意义。它唯一的目的是守卫住北平与中原腹地的交通咽喉，使其通畅，勿令日本人扼死北平。前面已经提到，实际上守住卢沟桥，不等于交通线不被日本人切断，但是不守住卢沟桥，咽喉必被日本人切断。而且敌人在其背后，随时可能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切断宛平城与北平联系，使宛平成为孤立据点。可见守卫宛平实为艰险任务。再看看金营长的兵力部署，你会感到莫明其妙，其实也是必然。一旦战起，不仅存在固守桥头的艰巨，同时面临着争夺丰台的厮杀。日军已经经常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演习，战事已迫在眉睫，已经不是希望中的争夺丰台，而是卢沟桥能不能自保的问题。一日，旅长何基沣来宛平视察，金营长请示：“如敌人进攻宛平，怎么办？”何要求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听者会马上悚然吃惊，因为一旦枪响，那将是两国全面开战，将是国策、国运、国家前途大事，牵一发而动全局，一个旅长岂能轻易决定？
第九章 佟麟阁出山
中国是重视数量的民族。大至国家，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小至家庭，多子多孙。行政机构里人员鼎盛。工业产值、农业产值——虽然专家们说，不能单以产值看生产效益，但“从量变到质变”总在难产之中。当年，日本的现役军人不过38万，而中国军队有200万，国人中的亡国论者还不断呼叫战必败。1929年国民政府编遣会议，准备淘汰几十个师。可是蒋介石认为自己的黄浦系质量好，淘汰较多的是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引起了蒋冯阎中原一场大战。那年代是个军阀就能拉起十万八万的军队，第一流的军阀，如：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蒋介石等每个手下都有30万到50万队伍。次一流的，如：石友三、韩复榘、陈济棠、张宗昌、孙传芳等也是几万、十几万大军。这些队伍一拉而起，一打即散，打内战还行。遇到了日本帝国这样的敌人，狂逃几百里就不足为奇了。日本在抗战爆发前夕，有人口1亿零500人，现役官兵38万，预备役73．8万，后备役87．9万，第一补充兵役是157．9万，第二补充兵役90．5万，总计448．1万。其制度之严密，远比中国为高。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即是科学。
话说回到华北。宋哲元以军阀传统的招兵方法，集聚了10万军队，面对着装备精良素质精良的日本军队，训练是当务之急的。
佟麟阁，前面已经略作介绍。一向以练兵有方出名。二十九军建军之初，佟就以副军长职兼任军官教导团长。训练军队非佟莫属。1933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解散以后，佟麟阁隐居北平香山。宋、佟20年之交，宋多次登门造访敦请出山，佟对中央抗战失望，见宋对日本人态度暧昧总是推脱。
宋也无奈，但总是关照，每月薪水800元派人送到。
一日，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来访。张、佟也是多年之交，而且话也投机。张克侠于1935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二十九军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中，张是官阶最高的，这次来访自然有其目的。张克侠受共产党北方局指示，将“以攻为守”方案提交二十九军首脑决策。张作为副参谋长当然有提出作战方案的任务。可是，必须在适当时机，最好有较多的长官支持，同时不暴露自己身份。张向北方局汇报，要求首先做每个人的工作，估计可能会得到佟副军长的支持。
佟麟阁戴着瓜皮黑色小帽，架着两片正圆的墨镜，穿着马褂正坐在院中的躺椅上读《易经》，门外一阵马蹄上坡的声音由坡下而来。佟将军放下《易经》，心里琢磨着，是谁来了？这时候张克侠已经推开了两扇木门，手里还拉着马缰绳，马的半个头已经伸进门来。
“副参谋长，怎么一个人出来？”
张克侠把缰绳递给身后跟上来的勤务兵，勤务兵牵着马到坡上吃草去了。
二人在院中石桌边谈了起来。张在石桌上用手一边画着一边说：“山海关、秦皇岛、滦州、天津、丰台。兵出山海关，截住敌人退路，突然包围各地日军兵营，给予消灭。”他停顿了一下，佟麟阁注意地听着，说：“这就是两国全面开战的开始。”张克侠点了点头。佟麟阁又问：“下面呢？”张说：“消灭，全部消灭华北驻屯军，关东军必然出兵。”佟麟阁点头说了声“对”。张克侠又说：“因为我们有充分准备，所以还能继续消灭敌人。情况逆转，即退出城市，交通要道，分散与敌人打游击战。”游击战的战术方法，在佟麟阁戎马生涯中尚未遇到，但他不反对这种战术，当初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吉鸿昌将军曾经提出过一整套的战术方法，他觉得很新颖。今天张克侠又提起此事，所云内容几乎和吉鸿昌相同，什么“分散隐蔽自己，集中消灭敌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动员民众……”
佟麟阁想着，他怎么和吉鸿昌说得一样，连词句都一样。但他没有说出口。张克侠知道佟麟阁不喜欢打断别人的话，但他想什么？他还摸不透。不管这些，党交给的任务，就勇往直前吧！张克侠索性侃侃谈了起来。人是有这样心理的，一个人说话，另一个人沉默，有信心表达自己的人，往往认为对方在恭听，增加了自己的勇气和临场发挥的水平，另一种人往往揣度对方狐疑自己，就容易乱了阵脚。张克侠属于前一种人。他继续谈起了“蒋委员长迟迟不抗战，攘外安内处理不当，逼迫中央全面抗日”等等。其说也不无道理，果真如此，中国历史将是另一种写法，张学良将军也不会发动“西安事变”，二十九军的番号可能被打没了。华北可能血流成河，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佟麟阁仔细地听着张克侠的论述感其新奇，耳目一新。兵无常态，也不能不算一个值得考虑的很有价值的方案。佟脱口而出：“此必有大气候者策划于后！”
张克侠听了佟麟阁的话，以为知其被共产党指使，手中拿着的划道用的石头差点掉在地上。佟麟阁究竟是军人，不是政客，答应认真考虑。二人又说了些闲话。日头已衔西山，张克侠告辞。
两天以后，宋哲元来香山拜访佟麟阁，佟将张克侠提出的“以攻为守”方案再加上自己的补充，向宋介绍，宋沉吟半天，认为事关重大，待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研究之后，再做决定。
宋还真的将刘汝明、赵登禹秘密召来，再加在北平的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将领秘密商议张克侠制订的“以功为守”方案，宋哲元在会上曾拍案而呼：“兵出山海关！”但经过三天商讨也无定议。这且不说，高级将领的秘密军事会议，引出一段节外生枝的事来。
高级将领在北平开会，早被日本人知道。日本驻北平最高长官河边正元三旅团长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二十九军各位将军赴宴，请柬印得很大，都是派头面人物面送的。宋哲元吸取上次赴宴被挟而被迫签字的教训，通令任何将领不允参加日人宴会。可是日方一请再请，东方人是爱面子的，尤其是中国人。拒不参加岂不示弱。或有人出谋划策，不如二十九军作庄，以主人身份请客，既不失面子又能了却此事。二十九军即以冀察绥靖公署名义，由在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在北平日本驻屯军连以上军官。史称“新鸿门宴”，参加宴会的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都曾以回忆录形式绘声绘色描写过当时情景，下面节录李旅长回忆录一段，以飨读者：
6月的一天，冀察绥靖公署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由第二十九军驻北平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作陪。还邀请当时在北平的北洋军阀余孽和所谓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人参加。日方出席的有驻北平部队的边村旅团长等30多人。筵席间每桌上有三四个日本人。宋哲元和边村、松岛、樱井、秦德纯、冯治安等与那些社会名流共坐两席，其余的中日双方的军官，共坐8席。在两张主座席的两边，设了两张空桌子，备上下菜之用。酒到半酣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跳到空桌子上，唱了一首我们听不懂的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桌子唱歌。这时，何基沣旅长临机应变，立即上桌唱了一首黄族歌，以示应战。又有日军官唱日本歌，李文田副师长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随后日方又出来两人，一人上桌唱歌，一个桌下舞蹈。当他们歌舞完毕后，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到我们桌上来小声说：“谁出去打套拳？”意在不能输给日本人。这时董升堂上去，打了一套西北军所流行的拳术。日本人又以一人打一人唱来作答。当时我有些心情激动，立即在酒席前打了一套在学生时代所学到的花拳，表示中国军人不可欺。引起席间中日主客们的注意。
当我归座的时候，好几个日本人都到我跟前来敬酒碰杯，表示亲善。接着又有日本人用他们的“倭刀”，在席间挥舞一阵。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立即招呼我的传令兵坐我的小汽车到永增厂，去取我定做的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这时日方已舞过两三起“倭刀”了。董升堂也实在耐不住火气，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西北军所习用的大刀片来，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恰好我的新“柳叶刀”也取到，我立即换上传兵令的布鞋，拿过刀来劈了一趟十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我入座以后，又有几个日本人围着我敬酒碰杯，还给我戴高帽称我“李武术家”。酒杯用的是小饭碗，酒是中国花雕和日本啤酒。我到厕所中吐干净酒之后，回来再喝。我想：反正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人，顶多也不过是一死而已！这时日本人不劈刀了，松岛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赤膊上去。把大酒壶放在头顶上，将点燃的纸烟，口叼三支，鼻孔中塞上两支，两个耳朵中各插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他弄得几处可以同时冒烟，又可以同时不出烟。看到他们出洋相，耍花招，我们就没人和他们比试了。他们又提出来要笔墨纸张写大字，日本人写一张，我们也写一张。我想写字用不着我们比啦，有吴佩孚那样的名流就能占上风了。日本人写的大笔汉字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我们那吴佩孚的醉笔，他当众挥毫写出一个大条幅，一笔写一行大字，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
这时，日本人将宋哲元抬到酒席前，喊着号子举了一阵子，又有几个日人把秦德纯也举了一阵，我们中国方面的旅团长们，不约而同地把日本边村旅团长拽出来，也照样把他举起来。彼此使个眼色，把边村脱手往上甩，然后在下边接着。另有一些人也把松岛举起来。冯治安怕出岔子，叫我们放下来。此刻席间确有一触即发之险！宋哲元看势不好，立即在席间讲了几句话，边村也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天的联欢会很好，应当“互相亲善”。
散会后，宋哲元和边村到后面一个房间去了。日本军官都先后退席，只有松岛留下，叫我同他“转转去”。我对松岛说：“我们的长官还有事，必须等着。”宋哲元送边村走后，松岛还在等着我，拉着我说：“转转去，不要害怕！”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我忘记谁跟我说了一句：“你就跟他转转去吧！”于是我随松岛走出怀仁堂，松岛叫我上车，我看不是我的车，心想反正不能“孬”给他们，就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