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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起来，佟家每日开饭必有一小批来打秋风的乡亲，今日也不例外，他们或坐或蹲，占满客厅。家中其乐融融，宿无话。
佟父身体欠佳，按中国习俗，清晨佟将军必然到东跨院儿向父母问安，并且要仿二十四孝亲自尝过汤药，再双手递给父母。
佟将军略略睡会儿，天已经亮了。他到东跨院儿，父亲已经起床到厨房扒炉灰捡煤核去了，这是老爷子每天必做的事，“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也是佟家的治家格言。老爷子捡煤核的事，是谁也不能干涉的，尤其佟将军。一次佟将军相劝，老爷子大怒：“你甭看你在外面是朝廷的武将，在家里你就是我的儿子，你站好！”
佟将军在屋中笔杆条直地像个士兵样子站立着，听着老爷子的训斥，引得儿女掩口而笑。
佟麟阁向父母问安之时，专车已经在门外等候，出来以后即驱车去了南苑。
南苑大约在北平城南15公里，历来是练兵之地，1922年11月冯玉祥将军“南苑练兵”是西北军建军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后，南苑和西北军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北平以后，军部一直设在南苑，当初冯将军驻兵南苑，对旧练兵场曾加以修建，练兵场南北长约3华里，东西略窄。围绕操场修建兵营18所，每所建平房6—10排，中间为大操场。二十九军司令部设在原冯玉祥将军司令部旧址。兵营南北，为南、北小街，有些店铺，实已成各种人员活动之地，情况复杂。
佟麟阁将军上任以后，发现情况不妙，一是编制混乱。驻军约7000人，包括郑大章的骑兵师、特务旅、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各有部分部队，还有后勤、工兵和后来新建的军官训练团、军事训练团等。各有所属，并无统一指挥。南苑兵营四周虽部分地方有寨墙，但四周均无堑壕工事。如单纯做训练场地，倒也无妨，一旦战起，必然遭殃。后来全面开战，日军主力首攻南苑，战事惨烈，致使北平城失守。其二是军部缺少一个现代战争的重要机构，就是军事情报处。敌人的军情没有来源，就是有来源也没有应有的机构处理。反之，二十九军在南苑情况及一举一动，日本浪人通过他们在南北小街的活动，了如指掌，他们把南苑兵营画了详细地图，连某房中住几个士兵，简历情况，都记录在案，更不用说装备物资、马匹、武器、兵力调动等重要情况。其三，要立即着手建立军官训练团，集中失业的军官，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培养中下级指挥员，改造农民士兵，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这一切都要从0开始。
话说两头。日本在华北增兵以后，中日间的危机空前严重。华北地区已经遍地是导火索，不知何时哪根点着，大战即起。请看：
1936年5——6月上旬，日向华北增兵。
5月初，日军在丰台大建营房。
5月30日，宋哲元就日增兵问题发表谈话。30日晚，宋哲元在武衣库私宅召集秦德纯、张自忠、肖振瀛、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等研究对策。
6月26日第一次丰台事件。
7月9日大沽口冲突。
7月22日天津金刚桥事件。
9月18日第二次丰台事件。
10月南苑冲突。
第一次丰台事件：冯治安三十七师一部分军队由张家口调丰台驻防。26日上午9点左右，几个士兵在离铁路不远的地方放马，一列火车驶来，汽笛长鸣。那些从蒙古草原上弄来的军马，还没有受过现代化生活的熏陶，不习惯铁路附近的环境，有五匹受惊狂奔，其中一匹冲进正在修建的日军营房中。随后二十九军士兵赶到，军马已被日军扣留。士兵与站岗的日本兵交涉，要求他们放还军马，日方不但不放，反而凶蛮地打伤中国士兵，而且又有不少日军持枪跑出营房加岗放哨，如临大敌。此时，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军官闻讯赶到现场，忍气制止中国士兵，要求他们采取克制态度，一场争端才告结束。
第二天，一个朝鲜籍的日本特务冲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的马厩，竟说营中马棚是他的私产，是他花钱买来的，非要腾出不可。官兵觉得事情太离奇，未予理会。这个日本特务竟立即从腰间拔出短刀动武，并招来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帮打助威。中国官兵忍无可忍，只得还手自卫，双方发生械斗，各有负伤。
事发后，日本驻屯军便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
一、道歉。
二、赔偿。
三、惩戒肇事军官。
四、自丰台撤兵。
宋哲元接受了前三项要求，拒绝丰台撤兵，同意将与日军发生冲突的三营调往颐和园驻防，将三十七师一一○旅蒋华延营调往丰台。
大沽口事件：
7月9日2点钟，驻塘沽日军香川部队30名步兵，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他们把船划到东大沽，要求在那里登岸。东大沽是二十九军刘汝明一四三师一三三旅刘团一营的防守地，因为事先没有接到日军进行演习的通知，中国守军不允许日军上岸。日军不听劝阻，强行登陆，互相枪击，各有伤亡，后经中日两方军官出面制止，枪战停止。10日刘团长奉命拜访日军香川队长，向他表示歉意。张自忠亲自向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委婉进行解释，大沽口事件才得以了结。
天津金刚桥事件：
天津市政府保安队九中队第三分队队长邹凤岭，是个土老冒，第一次到天津来，听说天津是个热闹的大城市，7月21日晚间，穿上了便衣到市内街上游玩。因为这个老冒不熟悉天津情况，更不了解街道分布，误入日本租界，被日本特务逮捕关押，日本特务对邹进行严刑拷打，审问他的身份、到日租界的目的。邹凤岭死活不敢暴露，一口咬定是北宁新站小营公司的茶役，因迷路误入租界。
22日，日本特务会同中方公安局押邹凤岭到小营公司对质。
由日租界到新站须道经市政府。此时，市府保安队正为分队长失踪着急。一个在市府轮值的保安队员看见一辆卡车从金刚桥通过，车上押着的人正是他们的分队长，一时情急，向此车开枪射击，打死一名日本特务。保安队的另一些人合力把邹凤岭抢了回来。
事发之后，许多日本特务一窝蜂拥来，聚集在天津市政府门口。市府保安队也全体出动，个个持枪肃立市政府门前。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见形势紧张，立即向天津市市长张自忠请示，张自忠说：
“事已至此，你先和他们和平交涉，如果他们无意扩大，当可和平了结。否则迟早总得一拼，也只好提前拼拼罢了！”
马秘书长当即返回市政府门前，从围在门前的特务群中找到了特务长，向他转达了张自忠的意见，希望就地和平解决，不扩大事态。
日方提四点要求：
一、市长正式道歉。
二、严惩开枪犯人及肇事分队长。
三、从优怃恤死者及伤者。
四、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二次丰台事件：
7月下旬，日军在丰台兴建的营房已经完成，日本在丰台驻军也陡增至2000名，而二十九军在丰台驻军一直保持一个营。由于丰台是北宁、平汉、平绥铁路交通枢纽，同时又处南苑兵营和卢沟桥驻军中间，东出南苑，西出宛平，对中国驻军都有很大威胁。
日本人经营丰台历史已久。丰台主要街道正阳街，时称日本街。那意思大概相当于旧金山的唐人街，不同的是，唐人街是所在国法律允许的，而日本街是日本军人用枪杆子支撑出来的。
1935年夏天的石友三、白坚武叛乱失败以后，日本人便亲自动了手。同年11月28日，90名日本宪兵强占了丰台火车站，从此，日军开始在丰台驻兵。开始住在丰台原英国兵营，后来便大肆修建营房，强行霸占，旧英国兵营东北方向的北孔庄子、南孔庄子（部分）、松树坟村、七间房、孟家大院、后泥洼、周庄子（部分）、七里庄（部分），用极快的速度抢建营房，1936年7月，丰台日军陆续增至2000人。这个兵营，老百姓称之为东仓库。东仓库除驻有步兵外，还有装甲兵大小坦克24辆和马号（现军马科研所）。
正阳街为东西向，街中间有一条由西向东流着污水的明沟，是丰台西边的机务段工厂排放污水用的。街的北侧有商店铺面，南侧是铁路，铁路边有一排花洞子。正阳街的东头，也就是污水沟的下游，是丰台火车站，二十九军驻军1个营即驻在车站对面的中和、大兴两货栈内。货栈北校书里胡同，胡同北是空地，空地乃二十九军的练兵场。二十九军的营房距东仓库日军营房仅300米。为了避免冲突，中日双方曾议定，日军穿过正阳街走污水沟的南侧，中国军队一律走北侧。可是，日军一向肆无忌惮，横冲直撞，故意寻衅生事。他们不时闯进中国军队的练兵场出操，有时还把装甲车开了进去，实际已将正阳街及丰台控制。
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回忆：“当时日本商人、浪人、妓女等已充斥丰台一条街。”当时丰台隶属宛平。洪所指的一条街即丰台唯一可称之街的正阳街。日本人不仅驻兵，顺手牵羊地将地方事务也管理起来，在丰台建立起了日本人的警察署和宪兵队，设立了监狱，给中国人坐电椅子和灌辣椒水。日本人已把丰台视为大日本帝国的领土。日本人还将正阳街的两个胡同分别划为日本人的妓院胡同和中国人的妓院区。日本妓院、大烟馆（鸦片馆）、白面馆（海洛因馆）占兴隆胡同。另将中国人的鸿禧、同乐、双全、泉香、福喜、双喜堂等6家妓院集中到校书里胡同，校书里胡同原名晋阳胡同，源于青楼校书，更名校书里。日本人的妓院专门是接待日本军人的，当然这些军人也可到中国人的妓院，反之不行。日本人的妓院主要有两家，一家叫“军人寮”，一家叫“绿寮”，所谓“寮里”就是日本妓院的代称，也有称“料理”的，乃寮里的误读。
现下，中国的门户第二次开放，有些大饭店或餐馆挂起了“日本料理”的招牌，不知何意，是在中国的城市里替日本人开起了妓院？起码做过亡国奴的人会这么理解。
这是题外之话。话说回来，那正阳街上从白天到深夜，都可以听到从妓院里传出的哼哼呀呀的日本音乐和大声喧闹，酒后狂喊。身着和服足登木屐的日本人无分昼夜在街上逛来逛去，那神态要比在北平城里松弛得多。日本艺妓在门外招揽客人，无论是日本军人还是中国游民只要从门前通过，一概点头哈腰地欢迎，可是中国人是不敢随便进去的，除非你当了汉奸，赏你开一次洋荤，尝尝日本娘儿们的味道。每到开饭之时，日本人的食堂里飘出大米饭出锅的香味，接着是日本娘儿们提着饭篮赶来打饭，或是单身的日本男人拿着日本式的饭盒到食堂就餐。之后，是高丽人（朝鲜人）来打锅巴。住在附近的中国居民可以闻到大米饭的香味，也只能闻一闻香味。如你偶然到此，会疑为到了东京或是大阪。
对此，中国军民早已恨入骨髓，只是无可奈何。反之，这里驻的一个营的中国军队倒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日本人的心病，欲除之而后快。
7月以后，日军不时借故挑起事端。一天日侨森川太郎无故闯入二十九军兵营内寻衅，与守卫士兵发生殴斗，被刺受伤。日方以此为借口，再次提出要二十九军让防。宋哲元派人同日本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进行交涉，答应给予赔款和惩办打人凶手。对宋哲元的让步，日方不予理睬，仍以“驻丰台日军感受到二十九军威胁”为理由，坚持要求二十九军让防。
193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每年的今天，二十九军官兵都要进行国耻纪念日军事演习。
下午，冯治安师混成部队二营五连孙香亭部在铁道附近演习。6点整整队归营。日军也在“九·一八”进行纪念演习。回营之时，恰与中国军队在正阳街上狭路相逢，街道狭窄，不能同时通过，日军耀武扬威，夺路先行。中国士兵早已愤懑于胸，也不相让。于是两军在路中对峙。
一些日本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大嚷：“皇军大大的好，支那兵小小的！”有的还用手指比喻，大拇指伸出来表示是皇军，小指伸出来表示是支那兵。
二十九军的青年军官和士兵斗志很旺盛，巴不得和日军开战，此时岂能相让，也就回骂起来。一时中日士兵展开一场舌战，挥舞拳头，互相辱骂。
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