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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中国政府在外交上步履艰难。
原来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的陆军元帅山县有朋和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鉴于日本既结了与中俄两国的仇恨，又招来了英美的嫉妒。英美俄三国干涉日本归还辽宁的余痛未消，各国联系的威胁可惧，为国家百年大计起见，曾制就日本未来战略数则，奏准天皇，列为兵典，那战略就是将欧亚强国，分为假想敌，按其敌性深浅，定其交战等等。照当时计议：日本的假想敌，帝俄居第一位，美国居第二位，英国是同盟国，中国国力未充，不在假想敌之内。山县、东乡自觉日本国力与任何一个假想敌作战，都可获得胜利；如与两个假想敌同时作战，胜负还可相等；如与两个以上假想敌作战，则日本必败。因此他们议定日本国防公式：应以避免与两个强国同时作战为铁则。这铁则经过后来1918年、1923年的改订，假想敌次序有数度变更：美国第一位，俄国第二位，中国第三位。而不与两个假想敌同时作战的铁则，仍无变动。
日本元老、内阁对于大陆政策的推行，格外小心谨慎。1922年宇都宫太郎大将在病榻弥留时，命他副官土桥勇逸把荒木贞夫（1932年担任陆相）召唤前来，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粗线，这条线在东经60度与70度之间。他说：“这是你们一代应该努力的日本。”这条粗线包括：西伯利亚全部，中国、印度、东南亚、澳大利亚。后来日本创造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即此范围，只是将其性质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日本属地，包括海南岛、香港、东南亚、苏门答腊、婆罗洲、锡兰和印度洋沿岸。第二种是受日本指导的国家，包括中国、满州国、缅甸、越南、菲律宾、阿富汗、暹罗和爪哇。
1927年前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之曾向天皇上奏，说“要征服世界，就得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得先征服满蒙。”虽然此奏折是否属实，已难考证，但日本所实行的大陆政策确是这样做的。史称“田中奏折”。“田中奏折”将宇都宫太郎大将的遗嘱更加明确和具体化。
日本的大陆政策，在1936年以前，仍以山县东乡铁则为基准，所以无论怎样，他们还是小心谨慎地对待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关系。至于1942年爆发与美英的太平洋战争，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英美中苏成为同盟国，那是后话。
话说回来，蒋介石在17日向大学教授们讲话之后，7月20日自庐山返抵南京。7月21日英国大使许阁森谒见蒋，蒋对许阁森明确表示：“我国非不可考虑为适当之解决，但……
日人无信用，最好请你作中间保证。”
三天后，许阁森再度请谒蒋介石，他说：“贵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和贵国特使孔祥熙先生，已与敝国外相哈里法克斯会晤。敝国刻已知会日本，停止原在进行的英日谈判计划，并且促使日本全力节制日军在中国的行动，日本必须深切了解，中国的忍耐是有一个限度的。”
蒋对许阁森大使说：“中央对于宋哲元与日本人间的协议可以同意，实已达到最后限度，日方如再提出其他条件，我方必予拒绝，彼时战争必不可免。”
7月25日，美国大使詹森请谒蒋，蒋首即说明：“在我方已尽最大容忍，对于日方之两项目的已予同意，盖日方要求：一、卢事当地解决，我方已允由当地解决。二、中央不妨碍当地解决之实行，我政府对于宋哲元请示之三点已予同意。凡此均为谋求和平，曲予优容。但我政府至此已到最后限度，若日方再提其他要求，向我威胁，我方决难接受，唯有出于一战！”……蒋又正告詹森大使：“美国是九国公约的发起国，对此项事件，实有法律上的义务；美国又向来主张和平及人道主义，所以在道义上，也有协助制止日本的义务。”
26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谒见蒋介石时，向他提出报告：“敝国……极望贵国与日本能和平解决，昨天和王宠惠部长晤谈的时候，本人曾经表示：敝国政府甚愿协同第三国，对日本为友谊的劝告，或出面调解。但日本已声明不愿意第三国出面干涉，敝国虽欲调停，恐亦不可能收效了。”
同一天下午，蒋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那齐雅以英法间的“百年战争”为例向蒋感慨地说：
“敝国在历史上，曾与英国有百年战争，当时英国谋伸张其势力于欧陆，认为敝国将永远为英国所征服。但是，百年战争的结果，却是英国势力仍须缩回英伦三岛。现在日本在亚洲大陆得势，也以为可以征服贵国。可是战争的结果必然是日本归于失败，将来仍须退回岛上。然而，在此和平尚未绝望以前，敝国极希望仍能和平解决，所可惜的是日本军人太多，意见不能一致，因此，和平的前途实在不可乐观。”蒋回答说：“日本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够作主，实在可惜。”
可惜的是，这些国家只是在道义上对中国表示同情，并无任何实际支援。
蒋为做最后和平努力，电令驻日大使许世英晤见日本外相广田，要求日本政府以和平解决之愿望，平息中日争端。日本外务省官员幸灾乐祸地回答：“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
这实等于戏谑式宣战了！
到7月25日左右，日军在平津集结兵力有：
一、关东军第十一独立旅团，即铃木重康混成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近北平北郊。
二、由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即酒井镐次旅团，亦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平北沙河镇。
三、日本驻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治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
四、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五师团，自日本国内循海路运抵华北，配合海军在塘沽登陆。
五、原华北驻屯军。
六、日飞机50架飞抵天津。
以上兵力，约6万人以上。
另外，冀东伪保安队约1．7万人（后反正），蒙汉回伪自卫军计2万余名，伪满蒙征绥联合军约1．2万名，伪蒙古征绥军联队约7000名。
日方实力已远远超过二十九军。
日军在塘沽已卸下10万吨军火物资，天津日军以40辆载重汽车日夜不停向丰台等地运送。
日军目的，首先分割北平与天津，而使北平、天津二十九军驻军成为孤立形势。这样，北平与天津之间重镇廊坊的战略地位就显十分重要。
当时的廊坊是河北省安次县的一个小镇，被北宁铁路（北平到沈阳的铁路）线分为南北两部分，小镇坐落在廊坊火车站的两侧。早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义和团曾在此与八国联军大战，以廊坊大捷而使廊坊知名。平津地区如若战起，争夺廊坊是不可避免之战。
因在廊坊地区有北宁铁路和平津公路连结北平与天津，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以后，即派三十八师一一三旅刘振三旅长率旅部及二二六团驻守这一带。旅部、团部和特务营驻在铁路路南，第一营驻在车站东端的侍卫府。第二营（欠第五连）驻防廊坊以东的武清，其第五连驻守杨村。第三营（欠第十二连）配置于廊坊铁路以北，其第十二连驻在廊坊东北的河西务。团迫击炮连驻在铁路以北的一个小货栈内。机关枪连则配置在车站以北的一个小村子里。
卢沟桥爆发战事以后，二二六团官兵知道固守廊坊，钳制阻止日军由天津增援北平，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团长崔振伦首先把随军家属送走，随即构筑工事，把车站和街巷隔开。各街口用枕木、麻袋填土堵塞，在房顶上则垒起各种类型的掩体，并在车站两端布置了便衣队，准备于必要时拆除铁路。
二二六团官兵得知卢沟桥消息后，全团官兵上书师部请命，表示愿到前方杀日寇保家园。几天后，得到师部备战避战的命令，要求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但又要求寸土不失。官兵对这命令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当年大清国签订的《辛丑条约》现在还在生效，条约中规定北宁铁路不做运兵使用。卢沟桥战事爆发后，日军从天津向北平运兵，因日援兵尚未到达，也不愿在各地惹起麻烦。所以由天津增援北平的日军没有利用铁路，而是以汽车运输，甚至徒步行军。但从天津到北平，必须经过廊坊，必须通过二二六团防区，二二六团官兵眼看着日军辎重和军队日夜不停地经过防区，已是怒不可遏，但也不敢违抗军令。7月11日以后，日军更加嚣张，不断到廊坊进行挑衅、侦察，了解铁路和车站的地形和情况，目的不言而喻，似已注定大战必由此处引起。
第十七章 廊坊城下勇士请缨
7月25日开始的廊坊战事，即是中日两军继卢沟桥之战的扩展。
在这之前，廊坊的形势已如渐渐拉紧的弓弦。到25日，这弓弦已经绷到了顶点，此刻，箭已经不容不发。
卢沟桥战事爆发，郁愤已久的廊坊守军二二六团，连日来，擦枪磨刀，尤其得到“卢沟桥守军，以卢沟桥为坟墓，寸土不可让敌人”的消息后，全团官兵更加情绪兴奋，斗志高昂。但他们得到的是“不准先敌开火，又要寸土不失”的难于执行的命令。
前面提到，日军因国内及关东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为避免与二十九军全面冲突，由天津开往北平的增援日军，没有利用铁路，而是利用汽车运输或徒步行军。无论利用何种行军运输方法，由天津到北平，必须经过廊坊。而廊坊要道的咽喉路口是杨村东口。驻守在这里的守军是二二六团第二营第五连的士兵。自卢沟桥战事爆发后，五连守卫路口的士兵，眼看着日军的汽车和步行队伍掀起滚滚烟尘，大模大样地通过杨村东路口，然后又朝北平方向而去。士兵们要求上级阻止日军通过，得到的命令仍是不准先敌开枪。后来，日军通过路口越来越频繁，甚至每天都有几次，每次日军通过，五连的士兵都向上级要求就地杀敌，但都被严令拒绝。五连士兵气愤不过，悄悄商议，在公路上挖了个陷坑。这次恰好一辆辎重汽车经过，陷入坑内，怎么也开不出来，士兵见机会到来，在阵地兴奋地观察，等待开枪的当口。连长杜巍还蒙在鼓里，他担心这辆车在这里呆时间长了，士兵们定会搞出名堂，一旦开枪，违反军令，自己担当不起。连长便请示团部，问如何处理。团部难以做主，又马上请示师部。当时师长张自忠在北平，师部工作由副师长李文田负责。电话等了半天，才传来副师长的命令：
“责令这个连的官兵，帮助日军把车拖出来，快走了事。”
团长崔振伦听后大吃一惊，他感到难堪，像这样一个帮助敌人打自己兄弟部队的命令，崔团长是不敢向连里传达的，他知道五连官兵必会对自己愤怒而唾骂，今后的队伍将不好指挥。虽然，二十九军中的愚忠观念很起作用，但是红了眼的拿着枪的士兵，很可能将自己看成汉奸而开枪。但是，不传达命令，又得负违背上级命令的责任。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崔团长拖延着时间，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他得到了杜连长咬牙切齿地报告：“日军的汽车开走了！”崔团长不顾杜连长对上级不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杜连长在电话里又说：“请团长另委个连长来代替我好！”
崔团长问：“这是什么意思？”
“敌人几天来络绎不绝地从门口经过，官兵都忍不下去了，非打不可。如果真打起来，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杜连长接着又说：“如不让我们打，就叫我们改装土匪，离开杨村到别处去袭击敌人，打了就跑，你看行不行？”
话分两头。日军利用公路运输辎重和部队只是权宜办法。已经卸到塘沽港口的10万吨军用物资和数万军队如何运到北平？利用北宁铁路运输，是日军绝不会放弃的办法。1937年春天，冀察绥靖公署的日本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也就是卢沟桥事件的日方谈判代表，要求到廊坊考察。三十八师官长没有办法，只有同意樱井到廊坊检阅部队。于是，樱井在副师长李文田的陪同下来到廊坊二二六团驻地。因樱井少佐与李文田少将副师长官衔相差悬殊，由一个将军陪同一个少佐检阅部队，在有军衔以后的军事史上，难找到第二例。如此难题，中国人自有中国式的处理方式，于是，李副师长改穿便装，按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官民制服有两种，一种是西服，结领带，另一种是民族式的制服：长袍罩马褂，西瓜皮小帽。这种长袍马褂下肥上窄，如若平常穿着倒还宽松，如若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