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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为事实上之默认……；
（三）来自外蒙之赤化，为日满支三国之共同威胁……应依日方……之希望，作各种协力……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实又将中国放于附属国的地位。日本少壮军人对政界与南京亲善态度仍表示不信任态度，称之“水鸟外交”。
此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酒井等人的小报告之下回国述职，新任驻屯军司令官是多田峻少将，多田下车伊始，即发表了多田声明：
（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的管辖）；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
等七条。
多田的意思明确清楚，即：华北脱离中国，经济政治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自治独立。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华北驻屯军。华北驻屯军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力和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政府与入侵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为了侨民安全，八国在华有驻兵权，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1250人，最少的是荷兰、意大利等国，50人，其他国家驻兵人数后来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或是减少。唯独日本，常以各种借口增兵。1935年前后，其人数大约增至2000人，分散在山海关、天津、杨村、丰台等地，以天津最多，约500人，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
人数不多，但有大日本陆军做其后台，少壮军人个个都很跋扈。兵者凶器也，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体现。
二十九军3个师进驻平津分驻在塘沽、天津、廊坊、丰台和北平近郊的南苑、西苑、北苑等地。
外交部次长与日大使有吉明密谈中已经明确“将华北与中国问题分开”，实际已经默许华北可以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宋哲元只要向日方一摇摆，恐怕即成现实。况且宋哲元一直与蒋、汪代表的中央存有芥蒂，如中央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等于逼宋上梁山。
7月17日，蒋介石密派军政部厅长中将熊斌到天津会晤宋哲元。熊与宋私谊不错，熊斌早年是留日学生，“塘沽协定”的首席代表。调整宋与日关系是最合适人选。
熊斌到天津见到宋以后，向宋宣布中央决定：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颁发给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因赵登禹在长城抗战之后已获此殊荣，此次不再颁发。
宋哲元当着熊斌的面没有表示出任何喜悦和感激。宋熊心照不宣，明白“这不过是务虚”。熊又进一步宣布，中央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这也不过是顺水推舟。此次来会宋哲元以私人传达上面旨意，并非正式宣布，不像负察省主席事，宋还不知早已见报，命令式的决定没有转弯余地。现在不过是试探宋的口气。如宋接受表示宋还想靠近中央。如其拒绝，很可能宋在日本人那里已经得到了更多的许诺。
宋慢慢悠悠地说起了在平津处境艰难。其中主要是兵力不足，装备太差，财政困难等。熊斌一一答应，说马上报告中央。熊的许诺倒很认真，果然不久，中央拨款50万元改善二十九军装备。后款项拨给各师，如何使用不了了之。
熊斌见有希望，进一步告诉宋哲元，委员长要在庐山见宋晤谈华北问题，要宋早做准备。
宋虽口头答应见委员长，可心里在嘀咕。宋与中央关系一直不好，而且在言谈话语中对蒋多有不敬，在报纸上都白纸黑字为证，弄不好此去不回，夺去军权岂不哀哉！宋不敢往，几经和部下商量，还是决定以“军务瞬息不能离身”为借口派秦德纯代行。
7月下旬秦德纯赶到庐山，蒋介石在牯岭美庐别墅以家宴形式用四菜一汤接待了秦德纯，没有责任秦德纯签订了“秦土协定”，反而把责任揽归中央，同时对二十九军支持华北危局大加慰勉。并且推心置腹地谈起国事家事天下事。下面引用一段介绍文字：
“……故蒋于江西剿共军事告一段落之后，即以全力谋求国外环境之安谧，此时期对日外交，政府特别忍耐，有时旦示小惠，防其窥破内情，先机突发，毁我全盘之计划……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彼等深知蒋无久屈服之可能，而惟一能使中国统一之人物，倘不及时予以打击，则统一中国之后，蒋之威望，将不可制。1935年，苏联远东军备实力，已超日本以上，关东军必须亟于此际，宰制华北，以中国五省之资源，充当日本对苏联作战之供应，……其必于其年加紧侵略华北者以此……”
蒋在最后对秦秘密指示：“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
此次蒋接见秦德纯，尤其是推诚相见的谈话，对秦造成深刻影响，如秦德纯这样一个杂牌军的将领死心追随蒋直至退守台湾，这次谈话起了重要作用。
谈话之后，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不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已经成为冀察平津名正言顺的主要负责人。
日本军方所以能容纳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留驻华北，是认为宋哲元原系西北军将领，属于反蒋派人物，将来可以利用宋、蒋矛盾组织傀儡政权。可是眼睁睁看着宋哲元被蒋介石拉了过去。
此时，宋哲元正遇着两个强硬的对手，一个是以关东军代表自居的沈阳特务机关长兼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少将，另一个，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此二人被日本人称为少壮军人“四杰”中的二杰，将两个精英放到华北，也可见日本军部对华北的重视。此时，土肥原、多田骏正把“华北自治运动”掀向高潮。
日本何以必须在1935年推行华北自治运动，又为何使用“自治”这名词，则亦有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国际交恶。1933年日本决定退出国联，1934年日本又退出国防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其国防地位更加孤立，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受到国际围堵。围堵国家主要是英美与苏联。从中国的实力看，中国不足参与围堵，日本也从未视中国为围堵对象。
日本国防自明治大帝以来，有一最高原则，即不与两国以上敌人同时作战。1934——1935年间日本与英国关系日渐恶劣。美国不断制造军舰，扩大海军实力，日本自忖，难与为敌。而苏联远东陆军也部署完成，海兰沧、赤塔的空军，海参崴的潜艇，皆于日本极大威胁。1935年1月喀尔喀庙事件发生，苏联态度日渐强硬，东京参谋本部估计日苏战争终将不免，若不先将华北纳入日本操纵范围，一旦日苏事起，中国助苏抗日，日本将受夹击之害，而若华北成为日本控制范围，华北即成日本资源供应之地。就当时实力而论，侵夺华北，关东军并非实力不足，而关东军南越长城，必然造成与中国正面交锋局面。而华北五省当局皆有与中央敌对历史，分化种子既已潜植，诱胁手段正可运用。分离华北运动也可使南京政府陷入迎拒两难之绝境，还将为国民所唾弃，拒将受关东军并吞。华北自治方案可坐享倒蒋乱华之局，以解除对苏作战后顾之忧。
此方案发自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之手，南次郎又屡次在大连召集关东军幕僚密商，然后报东京参谋本部和经过斋藤、冈田两届内阁讨论决议。
在另一面，也就是中国方面，1935年3月中央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管制金融施行新币，通俗地说，就是把全国的银元兑换成纸钞法币。将白银运交上海国家银库，以法币代替银元在市面流通。金融权力集中之后，将使地方政府永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中国统一之业，即将自此迈进，日本多年梦寐以求分裂中国的策略即将由此破碎。再者，只有此法才能使中国成为战时金融体制。这就是通过增加钞票发行数量，中央政府可以集中战争使用的资金。
此举使日本上下震惊，驻华日人怨恨愤怒。一旦中国币制改革成功，将使日本经营华北的目的成为泡影，日本方面不能不产生恐慌和加速华北自治进程。执行自治运动之人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兼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前面多次提到，在此不得不引段文字，将此人再作简略介绍：1883年8月，土肥原贤二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农民之家。后来考入日本军官的摇篮——陆军士官学校，成为步兵科第十六期生，学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派往中国从事间谍活动。1918年他当上了驻华日本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的辅佐官，前后达十年之久。
坂西的经验告诉他，了解中国的捷径是与中国人打交道，而想与中国人打交道，就必须使自身中国化。为此，他练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还学会了四种方言，常常身着中山服或长袍马褂出入各种场合，甚至还加入了中国的帮会。他想方设法了解中国的历史、思想方法和风俗习惯等，而对于中国政界内幕、官场陋习，政府人事和各派明争暗斗尤感兴趣。在坂西的熏陶下，土肥原开始同中国的要人们时相过从，与大批的军政显要巨商富贾混得很熟。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土肥原善于体察人意阿谀取宠，处处毕恭毕敬，以晚辈自称，加以他容貌温善幽默风趣，对事情似乎漫不经心，因而中国的显要们不仅对他不加戒备，反而颇有好感。土肥原的住处逐步地成了热闹非凡的场所，常常是冠盖云集宾客盈门。客厅里时而摆上中国的山珍海味，时而又设一席日本茶道。在悠扬的歌舞声中，主客频频举杯，开怀畅谈。就在这个人声鼎沸之时，他却静静地站在一旁，竖起耳朵，一字一句也不肯放过……就这样，无以数计的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方面的实情和内幕都被他掌握。土肥原终于成为一个老练的“中国通”。
1928年，土肥原当上了东北王张作霖的顾问。在张作霖刚刚对日本主子露出了一点点离心倾向之后，1928年6月，便发生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后，土肥原贤二因功晋升为关东军大佐特务机关长。两年以后，他又参与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出任奉天（沈阳）市长兼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发言人。1931年11月土肥原贤二又潜入天津，劫持了溥仪，亲手参与炮制了伪满洲国，因此被擢升为少将。1933年10月他再次接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连续插手内蒙“自治”和进攻热河的阴谋。
多年间，他横行中国南北，插手军界政界，足迹所至，祸乱随起，成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以致人们常以土肥原贤二的名字来喝止小孩啼哭，并谈土肥原贤二其名为“土匪源”，真可谓音相谐义相符了。
日本的特务机关并非由土肥原贤二始创，但土肥原贤二的惊人成就却使特务机关的效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引起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特别重视，从此，大批的特务机关在中国各地蜂拥而起。
到了1935年，土肥原贤二开始染指华北，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了，也表明日本帝国又开始了新的侵略步骤。
关东军分离华北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要求国民党与中央军退出，使华北政权流入真空；
第二步，选择傀儡对象，使自治实权入于日军之手；
第三步，全面压迫南京政府，使其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华北的指导地位。
第一步工作，在何梅、秦土协定时已见完成。第二步工作是选择谁做傀儡对象。土肥原贤二主张选择吴佩孚。高桥坦武官主张选择阎锡山。天津驻屯军主张选择宋哲元。除蒋介石一人之外，何应钦、黄郛、韩复榘等都在备选之列。
自治运动分“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两种。
自下而上的首见石友三、白坚武等人叛乱，继之有香河事件，天津自救运动等。
自上而下自治运动在六七月即已开始。高桥坦武官赴太原访阎锡山，田中隆吉去绥远访傅作义，多田骏去拜访山东的韩复榘等。阎锡山态度含含糊糊和高桥坦左右周旋打起了“太极拳”，韩复榘不买帐，要求条件甚多。傅作义干脆把田中隆吉顶了回来。吴大帅虽然很有影响，可以一呼百应，可是吴不愿为日本人为虎作伥，做儿皇帝，还想保持自己的晚节。四处出击，路路受阻。当时宋哲元已经占领平津，占住了天时地利，实力日盛。矛盾自然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