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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解释，他根据大陆资料，提出了一封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信中说：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
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
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
相（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傅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
则同深纫佩矣。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衣务，艺成尔后返中国，与同志
邸资设书院教人；并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
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傅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结游学执照，以利遍行。想我公有心世道
，必俯如所请也。
吴相湘说：
盛宣怀接阅郑观应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先生往见。孙是否见到李，文献无征。
但多数记载肯定孙李没有晤面。因当时中日为朝鲜东学党之乱，两国正调兵遣将前往三韩。
李鸿章忙于这军国大事，自无暇接见孙。
但孙先生在三年以后一论文中指出：“当我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正停留天津；那
时曾亲眼见多。有许多文武官员自全国各地赶来向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李鸿章晋见，在蒙允
晋见之前，无不需与馈赠巨额红包给他的僚属。”
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
吴相湘说：“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以这一理由而不能见李鸿
章，是可疑的。因为见李鸿章是大事，孙中山识其大者，当不致因小失大。我看根本的原因
还是孙中山当时人微望轻，李鸿章不肯见他而已。
吴相湘的新见解
吴相湘在《补注》里，提出一个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新说法，他说：
孙先生所以如此不惮烦请托，请人作书转求李鸿章，完全是八十余年以前，满清皇朝除
选派十五岁左右幼童赴美留学，并另选派福州马江海军学堂等校毕业生赴英习海军以外，根
本再没有其他官费生、自费生赴外国留学（自一八九八年以后，才逐渐有少数人东渡赴日游
学，因不需护照）。自然更没有如民国以来的留学规程，以及近年的公自费留学生考试，或
外国大学给予研究奖学金，甚至出国观光等都可以申请发给出国护照，经过外国使领馆签证
即可启程。而当时赴欧洲必需护照，尤其美国一八八二年成立禁止华工入境规条后，由国人
前往美国非常困难，有时大小商人前往也被视作“苦力”（劳工）不准入境，或被拘留后逐
回。孙先生是广东人熟知这些情形，权衡轻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钱时间冒险远行而被虐待侮
辱逐回，不如在出国以前尽一切可能设法求取护照，以策安全。
当时自费出国求学既无成例。孙先生这一请求完全是借重李鸿章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
以及李与香港西医书院关系能致函总署特准这一“破例”或“创例”。能否成功，并不可预
料。并且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中虽言明孙的学历以及他自备资斧，并无金钱上请求；但自医士
改习农事，无论如何是一转变。……故孙先生上李鸿章书是深望李“玉成其志”万不可少的
“敲门砖”。
因此，吴相湘认为刊、中山“上书李鸿章请发出洋护照，，一点上，才是当时实情。这
一立论固非无见，但是孙中山若目的只在“请发出洋护照”，似乎不必这么麻烦的上万言书
，也与郑观应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蕴”目的不合，他如只志在护照，盛宣
怀的八行书直达李府应该就够了，盛宣怀“介绍孙先生往见”李鸿章，就未免多事了。
改良与革命
我在《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里，曾有专章——
《（改良）与（革命）之间）——讨论孙中山的转变过程，我说：
在这种“参与”的过程里，孙中山不但认识了郑官应，并且还在郑官应家里会到了绰号
“长毛状元”的王韬，王韬还为孙中山写了介绍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以达成孙中山
《上李傅相书》的积极效果。但当孙中山最后知道“上书请愿”的方式走不通以后、当他深
切知道“改良主义”的手法达不到以后，他又回归到革命的路线。
我又说：
这个分野，也就是从“改良”观点到“革命”观，点的分野；这个分野，它的最后爆破
点是《上李傅相书》的失败。
关于上书的事、关于这次走改革路线的经过，我们在孙中山的自述《伦敦被难记》中也
可得到主要的说明：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其党有见
于中国之政体不合子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子朝廷，傅倡行新政。
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
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耳。
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兴中会之
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且近年以来，北京当
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接触较近，其子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福民之诚
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
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日战争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
，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
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
人之腐败贪赎，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
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在这段话中，孙中山原始的改良主义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
所谓“和平手段”、所谓“渐进方法”、所谓“请愿于朝廷”、所谓“冀万乘之尊或一
垂听”、所谓“政府之或可奋起”、所谓“全体联名上书”、所谓“和平方法”等话，都是
明显的改良主义的语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与手段。直到这些立意与手段都“无可复施”的
时候，才轮到“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今天宣传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人，他们总是把孙中山一开始就描绘成一个反对改良的革命
派，甚至从幼年就开始“蓄革命之机”了。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真正怀抱的说法，是很不通
的。
改良张本与革命张本
我仔细观察孙中山一生的言论，发现他的和平改革的色彩、缓进的色彩，始终很浓厚。
孙中山远在民国前六年，就演说指出“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
（《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演说后十六年，他同样他说：“诸君要晓得，
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说
中，他甚至带着一点似乎“挖苦”的意味，来指出“中国式之革命家”的性质，他说：
我即自称革命家，社会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
，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两次演说中，他甚至明白地指出：“改造”“维新”的意
思，与“革命”并无不同。他说：“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
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又说：“外国革命，有许多
是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
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这些明明白白的改
良论调，岂不正正都是这个伟大革命家的论调吗？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孙中山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改良家。只
有了解他那种改良的怀抱，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上书李鸿章，为什么要走上一段改良主义的
路线。
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中说：
世人以上书文章闽肆，疑非国父自作；或以李氏为满清重臣，非创导革命之国父所欲合
作，疑上书非国父本意。不知国父在西医书院，子现行科学与政事及衣功论学，研讨至精，
而国学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习；李氏为当时倡办洋务人物，且为西医书院赞助人，与其有
医学教育因缘，观李氏复西医书院函，知其非子革新政治不相能者。故国父欲试探李氏意志
，傅为实行革命张本，非谓欲与满清政府妥协也。
罗香林对怀疑上李鸿章书真伪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说孙中山“欲试探李氏意
志，俾为实行革命张本”的推论，却未免牵强。孙中山上书无效，就是最好的“革命张本”
，原来那个上书的“张本”，事实上该是“改良张本”才对。《伦敦被难记》中自述清吏向
他说“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话，也是孙中山当时走改良路
线的一个有力旁证。
演化眼光
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孙先生在该院，除于学校规定课程外，亦兼喜研究农田、舆地与经史诸学。尤嗜于中
夜起床读书，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物种原始》类专书，最所喜读。盖是时适值达尔文逝世
后数年，其进化论学说风靡全欧，康德黎博士即首为介绍其学说于香港。孙先生殆为国人研
究进化论之最早起者。
唯孙先生于科学研究特深、于生理学为最有心得、于进化论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毕
业后之经验，遂能发明“知难行易”之学说，与修正进化论，而引伸其体系，斯则尤属西医
书院曾获致其预期成效之明征也。
罗香林又说：
近人有谓中国人知有进化论，乃自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译赫青黎（T。H。Huxley）之
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始者，其实，孙先生之首治进化论学
说，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业西医书院之时代，较严氏译书时代为早。
这些阐发，大体上都是很独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阐发，我认为罗香林应该做出而没
做出的，则该是：
一、达尔文的学说是“演化”的，并没有中国译名中“进化”
的意味。旧译“进化论”是不通的，也是以词害意的。
二、孙中山受达尔文的影响是不错的，这从他自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
（Darwinism即达尔文主义）可得证明。但是达尔文真正影响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
还属小焉者也，并且还待考。真正影响他的，乃是一种对人际看法的“演化眼光”。由于具
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这种
因达尔文而来的影响，对当时深信“演化论”的人，不论是严复或孙中山，都没有例外。而
介绍“演化论”到中国来的人，从伟大的严复以下，他们的最大“孤独”，也许却正是感到
中国人并没真正的了解“达尔文之道”！中国人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演化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国人近百年来，最多的是鲁
莽灭裂的所谓“革命家”、“革命英雄”、“终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饭者”。他们“彻
底”这个、“极端”那个，整天“革”别人的“命”，可是革来革去，不但没达到“彻底”
“极端”的“革命”的大效果，甚至连他们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没达到。虽然这
样，他们却还日复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复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总还
迷信鲁莽灭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