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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 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
①“善知识”是佛教中人对具有较高的道德学问的僧侣、居士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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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境,不于法上生念。 ……是以立无念为宗。“
①
这段话阐明了如下几层意思:一,因为凡人喜从所见境上起念,而有念便会产生虚妄、邪恶的见解,从而劳笼身心,所以必须立“无念”以破之。 但是,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
,也不是一念不起,而是“于念而无念”
,即不要将意念执著于任一境相上,也不要执著于随起随灭的任一意念本身;二,不执著意念于境相,必须以“无相”为前提。 所谓“无相”也不是要空掉所有的诸法之相,而是要“于相而无相”
,即不将任一境相执认为定相;三,众生是凡人,他们往往既执著于外境,又执著于意念,因此要真正达到“无念”
、“无相”的境界,关键在于“无住”。
“无住”并不是念念相续、相相相替之意,而是不滞着于任何意念和任何境相,也就是外不住境、内不住心的意思。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系列具体的方法来帮助。 惠能由此便提出了一套崭新的、与传统佛教的修持方法大异其趣的修持方法:传统佛教认为,“禅定”是一种凝神住境思虑的修行功夫,而惠能释之为“外离相即禅,内不乱(性)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
②;传统佛教认为,众生要修成佛果,必须削发为僧尼、入寺庵修行,而惠能则主张,众生能否成佛的关键是他们能否识心见性,故出家修行与在家修行、落发为僧与婚娶不避,只要能证悟本性,都能成佛;传统佛教认为,涅槃佛果是远在彼岸的超验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而惠能则认为,涅槃佛果是于世离世、即世
①《坛经校释》,第32页。②《坛经校释》,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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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世、即验超验之境,“烦恼即是菩提”
、“直心即是净土”
;传统佛教认为,成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期修持方可“转凡成圣”
、“离生向佛”
,而惠能则主张凡圣之异、生佛之别全在一念之差,“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愚痴佛众生,智慧众生佛”
①;传统佛教认为,佛经是佛说法语录,具有至上的权威和价值,而惠能则认为,佛经(包括他自己的《坛经》)只不过是善知识开悟众生的方便说法,众生开悟后,佛经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任何语言文字都有其自身的限制,不能表达真如涅槃这种超理性的、只有直觉才能通达的境界。……如此等等,都充分显示了惠能对传统佛教的发展与超越。惠能认为,通过这样的修行功夫,众生便进入了“离二相诸尘劳”
、“不染万境,而常自在”的至上美境,这种境界排除了所有具体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之意念和境相,是一种即真、善、美、假、恶、丑而超真、善、美、假、恶、丑的真如之境。 证得了这种真如之境,再以“般若智慧”观照世间万物,所见形相虽与凡夫俗子眼中之相无异,但是,它们的本质却完全不同了:在凡夫俗子眼里的万物,是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相互对待的经验性的万物;而在见性成佛者眼中的万物则是已经超越了理性分疏与善恶、美丑、真假对待的超验的万物。 这种不同,在青原惟信禅师的下述著名公案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我们就用它来结束本文:“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
①《坛经校释》,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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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息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①
①《五灯会元》卷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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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
就在佛教有神论的发展处于很炽热的时期,一位学者挺身而出,写下了千古名篇《神灭论》。这位学者就是南朝时期的范缜。范缜(公元450—515年)
,字子真。 他的《神灭论》一出,“朝野喧哗”。竟陵王肖子良曾以高官劝诱他放弃他的观点,范缜竟答以决不“卖论求官”。
梁武帝曾组织名僧宿儒几十人驳难范缜,而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可见范缜持论的坚实与为人的坚强。 他的《神灭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比较正确地解决了形神的关系问题。 可惜,范缜没有进一步触及佛教的本体论。
形神关系的论争与《神灭论》的贡献
形神问题所说的“形”
,是指人的形体;与之相对应的“神”
,则是指人的精神现象。 形神之争,是如何解释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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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能乃至思维活动与其躯体之间关系的争论。先秦时期,已经提出形神问题。 如《管子。 内业篇》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庄子则认为:“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
①。 这些都说得比较含糊。到荀子才明确提出“形具而神生”
②的命题,肯定精神对形体的依赖关系。 但他对这个命题没有充分论证,在当时也没有引起争议。到了汉代,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也论及形神关系。他说:“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返)。”他认为精神必须依托形体,形神相离就意味着死亡。 但却又说:“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
这就把精神看作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主宰。形体只是精神寄居的场所,没有摆脱《管子。 内业篇》以来的形神观的影响。西汉末年,桓谭为了论证形神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烛火之喻”。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 ……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又不能复燃其灺。 灺,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 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
③火的燃烧,不能离开烛;同样,人的精神也不能离开其形体而独存。 人老体枯,精神不能使枯干了的形体重新润泽起来。 等到形体内外都干枯了,便气绝
①《庄子。 知北游》②《荀子。 天论》③《新论。 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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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死,如同烛尽火灭的情形一样。 桓谭以此来论证根本不会有长生不死的人存在,从而反对“求为异道”的神仙方术之类的迷信。东汉初,王充进一步发挥了桓谭的观点,他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
①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 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
②
人的精神源于血脉,人死血脉枯竭,精神便无从谈起。 这是以医学知识为依据的形神论。 然而,王充承认精气是一种游离的物质实体,因而又有所谓“粟囊之喻”
:他认为,就像囊破而粟米会漏出一样,人死精气就会散失。 这个比喻承认精神可以离开肉体,便为后来佛教唯心论的形神观造成了可乘之机。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论证它的“因果报应”
、“生死轮回”论,即抓住以薪火喻形神的理论弱点而进行立论,如东晋时的慧远就说:
“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
③
这里慧远显然利用了烛火之喻中的漏洞。 因为柴薪燃烧将尽时,火还可以引向另一柴薪继续燃烧。慧远以此论证人死后,灵魂(精神)可以离开此身而转向他体。 这便为佛教“因果
①② 《论衡。 论死》③《沙门不敬王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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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应“
、“三世轮回”等说教找到了中国式的理论根据。南北朝时期我国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吸取了桓谭、王充在这方面的教训,在与佛教徒针锋相对地论争的过程中写下了著名的《神灭论》一文,从更科学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对形神关系的新见解。 其主要论点是:第一,形神相即。 他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 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这里“即”是不分离之意。 也就是“名殊而体一”——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 范缜首先针对的是佛教徒鼓吹的“形神相合”与“形神相异”的谬论,即反对佛教徒以为形神可以分离,灵魂能够超脱转生的唯心论说教。 同时,他也在纠正神以形为馆舍,或“烛火之喻”中以形神为二的理论局限。第二,形质神用。 为了论证形神一元而不可分割,范缜又指出:
“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 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他以精神为肉体的功能或作用,从而用“质”
、“用”范畴来解释形神关系,这便明确地区分了形为实体与神为功能的不同,说明了功能虽非实体,但又要依赖于实体的深刻道理。亦即证明了精神只是形体这一具体物质的属性,不再能异体相传。 为此,范缜扬弃了“烛火之喻”而提出“利刃之喻”
,用以说明形神一元:“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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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对于形体,如同“利”属于“刃”一样,刀刃不存,一把刀的锋利是不能转移到别的刀刃上去的。 他用这种形象而深刻的比喻,说明精神不能离开原来形体而转移到别人身上,形尽必然神灭。 如此,便给佛教徒以“神”为主宰的“神不灭论”以致命的打击。第三,“人之质,质有知”
,木之质,质无知。 也就是说,精神现象为人这一特殊的质所持有的功能与作用,特别是复杂的思维判断能力,尤属人类所特有。 这是为了驳斥佛教徒有意混淆不同质的实体进行诡辩而提出的界说,范缜进而指出:“死者有如木之质,而无异木之知,生者有异木之知,而无如木之质也。”
人若死,生命停止,其知觉便自然消失,就如同木石等无知物体一样。这说明对人这种质来说,生与死也有本质的不同。所谓“神”
,只是有生命的人的本质属性。 自是范缜由人的生命本质去论述了唯物论的形神一元论。第四,心为虑本。 范缜为了破除有神论者对人的精神现象所散布的神秘观念,提出“心”器作为思虑这种精神现象的物质基础。 他认为,有生命的正常人,都有两种精神活动,即“痛痒之知”与“是非之虑”。后者是由“心器所生”。它是不能由“痛痒之知”的感官所代替的。 可见,范缜看出不同层面的精神现象,是分别依托于不同的生理器官的。 而人体各器官的构造不同,其功能亦各异。 据此,他又强调:张甲之情,不能寄于王乙之躯;李丙之性,不可附于赵丁之体。异人则异体,异体必异情。 因而,对于客观存在的单个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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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此形毁,其神必灭。 这就有力地批驳了佛教徒由“虑体无本”与“思虑无门(无方所)”
,推演出人死神(灵魂)不灭,会承受轮回报应的谬论。总之,范缜的《神灭论》虽然也有其局限,如以心脏为思虑器官,又承认圣人与凡人的差别仅是由于形体的不同,以及肯定神道设教的所谓教化作用等,但他毕竟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形神关系问题,并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 这不仅对当时佛教徒等有神论者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同时由于形神关系的正确解决,也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更好地坚持唯物论立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因此,范缜的《神灭论》在中国哲学史和无神论史上都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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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儒学
唐代是佛教与道教发展的鼎盛期。至于儒学,虽然仍是官方的统治思想与官府取士的途径,在理论上却没有拿出任何足以与佛、道抗衡的东西来。其中值得一提的,仅有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等少数几个人。柳宗元(公元773—819年)
,字子厚;刘禹锡(公元772—842年)
,字梦得。两个都是永贞革新的主要人物。支撑他们参与革新的理论基础,是他们对天与人、自然界与社会的明确分界:天、自然界为一种客观自然的存在,不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