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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先秦原始儒学和宋明新儒学而言的。 一般认为，先秦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称为原始儒学。 经过宋明时期援佛入儒，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哲理化，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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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这一时期的儒学被称为新儒学，其哲学家被称为新儒家。海外学者已习惯用这种指称。“五四”前后，一批知识分子，面对中国传统伦理和价值系统的崩解、帝国主义文化的入侵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擂，欲图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系统，弘扬儒学，以适应时代潮流，是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时人所称的现代新儒学。 代表这一社会文化思潮的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学者，被人们称为现代新儒家，以区别于宋明新儒学和新儒家。１９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状况日益恶化。 西方列强将种种屈辱强加于中华民族，中国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屡遭挫折；思想文化方面，西学东渐，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中国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未来命运，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找到一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正确道路，成为一代知识分子苦苦思虑的重大现实问题。 这个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应运而生：国粹主义派、中体西用派、全盘西化派，不一而足。 其中，以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系统，自本世纪２０年代起，力图在中西文化冲突和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会通西学，融合中西，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 这些知识分子便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思潮，便是现代新儒学思潮。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先驱。早在１９２２年，他就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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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他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在于“人生路向”上的根本不同。 他以“意欲”向前、向后、持中为标准，将西方、印度、中国三大文化系统归结为三条不同的路向，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尝到“人生的真味”
，因而儒家思想才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五四”反儒学、反传统的高潮时期，他就公开高举儒家旗帜，提倡孔学，鼓吹走“孔家的路”
，除了“替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
熊十力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中年崇信佛学，推重法相唯识之学，后由佛归儒，以《易传》为宗，独创“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 他认为“五四”以后，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追求，实际只是情绪化地执著于西方思想的皮毛，是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作祟。 他要求，对西方的认识必须与中国价值系统的重建相辅而行，即须先建立中国文化之“体”
，而他的哲学就是从本体论上为此而作的努力。贺麟倡导的是“新心学”。
“新心学”是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和中国陆王心学相结合的产物。 贺麟对国粹主义和全盘西化的观点，都持否定态度。 他于１９４１年８月，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新儒学”意义上的“新儒学”概念，并对新儒学的思想观点作了详细系统的阐述。 这篇文章被看作现代新儒学的宣言书和代表作。 在文中，他明确提出了“以儒家精神为本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具”的主张。 他认为，数千年来，儒家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改造，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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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适应新的时代精神。 根据对中国现代文化动向和思想趋向的考察，他断言，新儒学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现实社会正在“蔚成一个新儒学运动”。
他坚持认为，“民族复兴，从本质上说，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他主张输入与把握西方文化，以充实儒家思想。 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生死存亡，取决于能否把西方文化儒化、华化、中国化。“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
冯友兰鼓吹的是“新理学”。他在抗战时期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贞元六书”
，集中宣传了他“接近于程朱道学的那套思想”。他公开声明，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讲的。 他所谓“新”
，在于他以程朱道学为正宗，吸收西方哲学，主要是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改铸宋明理学，把新实在论与程朱道学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形上学思想体系。一般说来，以上梁、熊、贺、冯四位现代新儒家所代表的社会和学术文化思潮，是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前期阶段。 解放以后，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大陆基本上是处于消声匿迹的状态，它主要是转移到了港台地区，并逐渐散播到海外，得到了新的发展。５０年代，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等人为代表的港台现代新儒家，著书立说，发表演讲，奔忙于欧亚美三大洲，宣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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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学。 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析，用现代西方社会的弊端比照中国文化的长处，同时也主张采纳西方文化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以重新建构中国本位文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唐君毅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共同署名，轰动一时的文化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发表于１９５８年元旦，副题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
“宣言”
系统阐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提出了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他们认为，现时东西文化应以平等眼光看待对方。 他们站在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上，依据传统儒学（主要是陆王心学）
，竭力阐扬中国文化的价值。 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以心性为一切价值的根源。 传统心性之学以性善论为主流。 心性之学是人的道德实践的基础，它“依觉悟而生实践，依实践而增觉悟，知行相须而进”。
“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不了解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文化”。
中国伦理道德有人的内心精神生活的根据，及其所包含的宗教性的超越感情。 其人生道德实践主张天人合德、天人合一，能使天人交贯，天内在于人，人上通于天。 中国的义理之学，目标在于人的道德人格的完成。 中国精神文明高于西方，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其主要内容是：“当下即是”的精神与“一切放下”
的襟怀；“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天下一家之情怀，等等。 同时，他们也剖析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缺点，探讨了中西文化的结合问题，并对世界未来文化作了展望。 他们承认，中国文化必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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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 他们还对“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作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不相容。六七十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而带来了精神上的失落感、空虚感，由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由于中国大陆大革文化命而造成的精神价值的解体，使现代新儒家们更坚信其思想方向之正确，因而更加活跃，掀起了“儒学复兴”的波澜。 其基本观点，与５０年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学是同一思想方向，只不过对马列主义和“五四”运动的攻击更加明显、激烈而已。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建国以来社会发展屡遭挫折、经济建设落于人后的诘难，随着人们对“文革”文化专制的反思，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磨难，开放过程中西方思潮的涌入，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命运、尤其是和现代化关系的探讨。 在这股潮流中，现代新儒学思潮也播散到了大陆。 思想史界、哲学史界以至历史学界，都有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评价越来越高的倾向。“半部《论语》治天下”
，甚至“一句就可以了”的声浪，一度在学术讲坛上喧嚣。文学界的寻根热潮，特别是否定“五四”运动，否定鲁迅，诋毁“五四”运动造成了“文化断层”的观点，也大行其道。“儒学复兴”
的鼓吹者们在大陆找到了“知音”
，似乎看见了一抹希望的曙光。总的说来，现代新儒家代不乏人，现代新儒学思潮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大陆，都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大致说来，现代新儒学思潮具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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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着坚定的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肯定中国文化有活的内在生命力，主张以中国文化的价值为基本取向，塑造人格，建设社会，融合西方文化。二、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花果飘零”的心态，希望全民能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
，取得“共识”
，以弘扬中国文化。三、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同化力，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本身蕴含着发展科技的思想，包含着民主政治的根源。四、中道高于西器。 认为西方科技固然好，但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弊端，而没有思想根基和道德自我调适机制的科技、民主，是无本之末。 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现代社会以及后工业文明的问题。 西方应向中国文化学习。五、中西文化可以融合。 中国文化应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使自己不仅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而且成为“政治的主体”
、“认识的主体”
、“实用技术活动的主体”
，以便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吸收西方文化的养料，培育出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六、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他们立足传统，面对现实，放眼世界，欲图将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体系之中，而又保持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特色。七、具有鲜明的自信自强的主体意识和自尊自守的独立人格，有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挺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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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着保守的政治立场。 他们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其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虽然欣赏马列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但仅仅是从二者都是西方的产物，是作为“以毒攻毒”的现象而冷眼旁观的。 他们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方向，认为其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多于建设，破坏了中国学术文化“道统”的传承，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层。这些特点，反映了现代新儒家们的价值体系和基本政治立场。诚然，现代新儒家们对马列主义和“五四”运动的否定固然是错误的，但他们思想中仍不乏给人以启迪的东西。 对于如何使传统的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怎样和西方文化结合，这两个我们至今仍在苦苦思索的基本点，现代新儒家们的思想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在既不因袭传统，又不全盘否定传统，保持民族文化积极精神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方面，以及如实分析中西文化的长短处，使之互补，融铸新的文化体系方面，现代新儒家们的辛勤探讨，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而他们自尊自守的独立人格、自信自强的主体意识，则是我们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交往中所应当学习的。总之，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现代新儒家们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扬弃，而不应简单否定，或盲目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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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７６４
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哲学
一、儒家思想与日本企业管理
日本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 公元２８５年，百济博士王仁东渡扶桑，献讲《论语》，儒学开始在日本传播。 公元６０７年，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
，儒学开始成为日本封建主义国家管理的指导思想。公元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人们开始重新阐发传统的儒家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