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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爱好
1919年农历二月廿二日,我出生在福建漳州华安县的一个农村。附近有条美丽的九龙江。传说500多年前,有9条龙在江里洗过澡。乡亲们敬称九龙潭,渴望九龙长在,保四季平安。
我的父亲在我出生前两个月,就和家乡的水客们结伴去南洋谋发家之道。母亲是个能干的女裁缝,日夜穿针引线,维持全家生计,积攒去南洋的路费。
我小时候喜欢在屋前屋后空地上用沙子、石块、树枝搭图案玩。有一次,新搭了一座小庙,中间还坐了用泥捏成的小菩萨。我一直盯着看,心里乐滋滋的。
第二天清晨,我发现它已被大风吹散,伤心得哭了。我边流泪,边重搭。因为有前一天的经验,我搭的庙更大,小菩萨更加逼真。破涕为笑以后,我第一次悟到事情总会越做越好。
漂洋寻父
6岁那年,我跟着母亲坐上大轮船离开厦门。在海上颠来簸去足足折腾了个把月才在爪哇巴城上岸。随后改乘一天火车到茂兀市。我第一次看见车窗外不断闪光的景色非常惊奇,觉得比茫茫一片的大海好看。最后坐马车到基亚维镇。
马车在一家杂货店门前停下。父亲看见我们时,除了吃惊外,态度非常冷淡。他并不欢迎我们去。原来,他在海外历尽艰辛,为了站稳脚跟,同意当地一位陈姓侨商收他做女婿。我的母亲到那里以后,才知道发生婚变。她不吵不闹,在杂货铺附近租了间木屋,带着我另立门户。那位姓陈的母亲也算通情达理,送了些家具和生活用品过来。很快,我的母亲又搞来一架旧缝纫机,开始为邻近人家做衣服,靠自己的收入养活我。
坐马车上学
第二年,父亲执意送我到茂兀市一所基督小学去读书。这所小学是一位印尼华裔传教士办的,用的是英语课本。上课时,我用心听,用心记;回到家,用心复习,用心做习题。由于坚持了这四个“用心”,我的成绩一直很好。
书本上许多是耶稣的故事,很有趣。其中的《鲁滨孙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更吸引我。我的嗜读习惯,从那时开始养成。
学校离家很长一段路。每天必须大蒙蒙亮就起床,带着母亲头一天晚上就做好的干饼,跳上杂货铺进城运东西的马车赶到学校;下午放学后又搭马车回家。有时,马车装货要等时间,晚来接我,我也不着急,利用等车的时间在黑板上作粉笔画。我画得最多的是木偶演出图。刚画完又擦去,心里很不好受,常常会眼泪汪汪。这,可以说是我最初对艺术的向往。
每天来回几个钟头在马车上,是我童年时极感兴趣的事。途中,我会眯上眼睛,幻想能走到稀奇古怪的地方,过书里描述的游览生活。马车停下,我张开眼睛,还是杂货铺,不免惘然,但仍跳下车,帮助搬货。
陈氏母亲看我勤快,很喜欢我,经常给我零用钱,鼓励我多做事。不过,我自己的母亲却叮嘱我不要搬重东西。
晚饭后,我还到杂货铺学记账。我学东西顶真,很快就学到了记账本事。
我爱木偶人
离我家不远,有位研究木偶艺术的德兰尼叔叔。他有许多亲手制作的木头人。木头人手脚会动,眼睛会左右来回转。我喜欢看他玩木偶,更喜欢静心看他把一块普通木头刻成可爱的小人面孔。德兰尼叔叔见我文静好学,主动带我去婚丧寿喜演出地,让我坐在看得最清楚的地方。节目都是由当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加工而成的,极受观众欢迎。
记得一位百岁老人办寿庆,德兰尼叔叔带着木偶班子的人吃长寿面、长寿桃,我也有一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德兰尼叔叔经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他是引我走上艺术创作道路的启蒙老师。我在“五·七”干校时,拾起一块造房子锯下的木头,用水果刀刻了一座鲁迅头像。虽然我想表达的“横眉冷对”神情还没有完全出来,但也寄托了我的内心思绪。
后来,我的聪明小孙女汤芸又用彩色笔为头像加了胡子。嘴唇、眉毛、眼珠,于是头像成了我们祖孙两人共同创作的珍贵纪念品。
父亲失踪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父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经常和陈氏母亲大吵大闹,还自作主张把运货的马车也卖了。杂货铺的生意,他更不管。一天深夜,我在熟睡中被母亲摇醒,听到远处传来吼骂和惊叫,接着是砸东西和奔跑……天亮后,我去看陈氏母亲,她界青脸肿,怪可怜的样子。从此,杂货铺关门,父亲失踪。周围的人都猜测他寻了短见。
陈氏母亲把杂货铺转给别人,决心回娘家过日子。她送来几件父亲的衣服。两位母亲痛哭一场。这时,陈氏母亲才告诉我们,父亲去城里购货时交上了赌友,把货款输光,又抽上了鸦片烟。
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堕落了,失踪了。没有了父亲,我们住在那里很不是味。我的母亲拼命赚钱,为回家乡凑路费。
一位陌生人到我家,找我母亲谈了几句悄悄话,又表示,可以带我们回家。母亲高兴得连夜整理东西。我流着泪去向德兰尼叔叔告别。到了船上,母亲才对我说,父亲为了躲赌债,逃回福建老家了。我们非常兴奋,恨不得插翅飞回,过幸福生活。
进了家门,只见父亲两眼深陷、骨瘦如柴地躺在床上呻吟。母亲伏在他床边失声痛哭。我却异乎寻常地冷静。我想,如果他没有染上恶习,兴许会成为印尼大商人……这样的恶果,怨谁?
自作自受。父亲在我心中留下极坏的印象。当场,我就立下心愿,决不做他那样的人。
没有过多久,父亲就离开了人世。
我画花鸟
离我家不远的村镇上,有家木匠铺,老板手艺不凡,生意一直很兴旺。一天,他突然到我家,要我用油漆在新柜子上面画花鸟。他断定买主会喜欢,可以提高售价。我的母亲当场就婉言谢绝了。后来,老板又来游说过几次,母亲被他缠得没有法子,只好让我去试试。老板哈哈大笑,拉着我就往外走。
有只小柜子,类似现在老式家具中的五斗橱,不过抽屉外面还有两扇对开门。小柜子已经抹过一层淡黄油漆。我捉摸了一会,决定在门上画花鸟。先用小木尖蘸着划线用的粉淡淡勾上两只张着小嘴好像对歌的鸟。站在边上的老板笑着催我快上深色油漆。
后来,聪明的老板索性把柜子搬到屋外空地上。这引来大群人,他们边看我画,边评头评足。这样,的确起到了“宣传效应”。
许多要添家具的大户人家都到店里订货。还有要求画胖娃娃的。箱盖、椅背、桌面,都有画。老板收入猛增,十三四岁的我也开始有了收入。母亲说,我赚的钱,可以够自己生活开销。
“以画谋生”,为我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厦门求学
厦门求学
虽然在我家孤儿寡母极度困难的时候,旅长们并未施仁慈关照,但是,我小小年纪会画会赚钱的消息却很快传到了他们耳朵里。这时,掌权的族长才感到应该用祠堂的公积金资助我去厦门“集美”师范学校读书,学成后回乡办学。
我自己也想一个人出去闯闯世面,实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宏愿。
1926年夏天,我满怀喜悦赶到厦门。先找到免费食宿的会馆,放下小包衣物,看时间还早,直奔学校报名处。工作人员告诉我报名已经截止两天了。
他们见我再三恳求照顾,动了同情心,告诉我,也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出资兴办的“集美”农林专科学校还有名额。
我只能硬着头皮去那里,用“汤泽民”三个字填了报名单,领了准考证。考试那天,我第一个到场。考生不多,考题也不难。奇怪的是发表在榜上的录取名额比考场上的人还多。
“集美”农林专科学校刚开办一年多,校内设备全新。比我早一年进校的赖羽朋同学见我课余喜欢写生,就主动与我交朋友。他的宿舍里有许多书,也借给我看。我特别愿意和他接近。
《布尔乔亚》
我和赖羽朋常常沿着农场小路散步。他的知识丰富,向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还鼓励我做一个百折不挠的有为有志者,叮嘱我学会以笔代刀,杀向旧世界。
我画的一幅漫画《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意为资产阶级),画面的内容是一个青年高举铁锤猛砸一块大顽石。顽石上有“布尔乔亚”四个醒目的大字。
赖羽朋非常欣赏我画的这幅漫画,高兴得拖着我转圈子,高喊:“我们一起干吧!”
他坚持要把《布尔乔亚》漫画寄到上海《大众文艺》发表。大约过了两个月,《大众文艺》编辑部寄来通知,说稿件已采用,还要求以后多投稿。无疑,在我心里,又多了一线更明亮的希望之光。
我把通知拿给赖羽朋看,他却很平静很自信地表示:
“早知道一定会发表。上海的《大众文艺》很愿意扶植青年美术人才,以后多画多投稿吧。”
赖羽朋是学生中的活跃人物,经常组织我们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标语,还发动大家三五成群上街张贴。我属能写能画的骨干人物,埋头做事最多。
被学校开除
有一次,几个当地“小政客”到学校指责学生的爱国行动是“破坏治安”。赖羽朋火冒三丈,与他们辩论。越闹越僵。最后,校方被迫登报开除了几个学生。我和赖羽朋的名字都在其中。
消息传到乡下,族长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停止对我的资助。赖羽朋决心带我离开厦门另找入学机会,我也答应跟着他闯荡世界。
这时,我的母亲哭哭啼啼赶到厦门,一定要我跟她回乡下。我把想法告诉她,她根本不听。在这个问题上,母亲并不明大义,我也表现出了软弱。我回家后闷闷不乐,生了一场重病,一年多才慢慢痊愈。
躺在病床上,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既然生活的激流已经把我冲向险滩,我也只有挺而走险才能有生路。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大众文艺》,求那里的编辑帮我解决生活出路。没过多久,就收到回信说,只要我到上海,他们还是能助上一臂之力的。
我立即把外出的决心告诉母亲。我原以为她会阻拦,没有料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连连点头:“这也好!这也好!”
母亲忙着变卖东西为我凑路费。晚上还在为我赶制新衣裤,特地缝了丝绵背心。真是一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景象。
离愁别绪,只有我们母子两人心里明白有多深。临走时,我没有向任何其他人告别。母亲拉着我的手,走着、哭着、叮嘱着……可能,她预感到很难再见面了,格外伤心。从此,我们母子再没有相见过。
母亲苦了一辈子,却死得很惨,是在瘟疫病流行时丧的命。人们常说“善有善报”,而我的母亲那么善良,却没有善报。命运太不公平了。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上海,陌生的世界
上海,陌生的世界
我乘坐的轮船在十六铺码头靠岸后,我的行李少,挤在人群前头上了岸。沿江马路有许多叫卖小摊,路旁墙上贴满大小客栈欢迎住宿的条子。我朝着热闹的方向边走边看,终于在八仙桥找到一家便宜客栈。
账房先生对我仔细打量了一番,提出要预收十天房租,结账时多退少补。我明白他是担心我没有行李抵押,会溜走。我想,这样也好,我把钱存在他那里,不会遗失。倒也省心。
房间小得像鸽子笼,里面除了小木床、小条桌外,没有别的东西。就是这样,人还要侧着身子才能进出。放好东西,我立即给《大众文艺》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三四天后,他们就给了我回音,里面还有一张开会通知。
我如约前去天通庵路一所学校二楼教室。里面早已坐了十几个年轻人。我正想上前打招呼,突然楼下传来大吼声:
“我们被警察包围了……”
屋里的人都迅速往外挤。一个青年对我说:“汤湫淋(这是我发表漫画的笔名),赶快改个名字,就说你是来考学校的。”
他快步闪开时,我断定他是大众文艺社的人,心里似乎有了点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