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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中国有句古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得到了精神上更丰厚的回报。
不幸骨折
大儿子与同学一起滑旱冰时，不慎骨折。我没有责怪他。当时，报上正红红火火地宣传陈中伟医生断手再植。凑巧那天正是陈医生用夹板为他固定受伤的脚。陈医生还让我从透视镜里看骨头断裂的地方。我们临走时又叮嘱：“回家后垫高脚平躺，不能移动夹板的带子……”
回到家，我本来想说他几句，转而一想，滑旱冰也不是坏事，摔跤更不是他愿意的，便改口说：
“妈妈年轻的时候，学过滑旱冰，你先问问我，我会告诉你如何起步、站稳、保持重心、停步……即使摔倒，也不会骨折。”
沐黎笑了，想不到妈妈还懂这些。
我趁机说：
“我刚进电影厂时，才17岁，住在集体宿舍。星期天到大食堂跟着几个年轻人学，他们教我溜冰知识，我很快学会了，还没有摔过。”
大儿子似乎忘了伤痛，还笑起来。这时，小儿子回家，我告诉他哥哥跌坏了脚。如果他以后想玩，我教他，还答应送他们每人一双旱冰鞋。我还拿了《王若飞在狱中》那本书，一句一句读给沐黎听，鼓励他和疼痛作斗争。
刚拆夹板，双腿还无力支撑身体行走时，就碰上初中入学考试。我对沐黎说：
“你不用犯急，明天我们早点起床，吃了早餐，我背你去考场。”
沐黎笑哈哈地问：
“妈妈，我这么大，比你还高，你背得动吗？”
“走着瞧，儿子再大，妈妈也背得动。我走慢一点好啦。”我信心十足地回答。
沐黎更有兴致了：
“妈妈，你就不知道，走得越慢，会越累。”
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不知怎么，我却悟出了深刻的含义。是呀，人活在世上，总是要走路的，不走，会失去一切；走得慢，会累得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准方向快步向前。
正在这时，他的同班好友王伟提着一盒点心来看他。那时，小朋友带点心看小朋友很罕见，王伟见我有点吃惊，主动说：
“我的母亲喜欢沐黎，让我带来的。”
第二天清晨，王伟来背他去了考场。我不放心，也一直在教室外操场上等候。结果沐黎成绩名列前茅。
儿子骨折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严重时期。汤晓丹在连树皮草根都被饥民当饭吃的山东外景地。家里发生意外，我们没有告诉他。以后儿子也学样，碰到麻烦都不让父母操心，两代人互相体谅。
汤晓丹今年已88岁高龄，不免常生病住院。两个儿子不放心，每次来电话都会说：
“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不能瞒着我们……”
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担心父亲，担心我会像以前那样，苦痛、麻烦都自己承担着。所以我爽朗地对他们讲：
“现在，家里生活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如，我与你们的父亲还能各有追求。虽然人在医院，三天两头打吊针，不时服药，但都不是致命绝症，你们专心自己的事业，不要牵挂父母……”
我们两代人都懂得互相照顾。有时，我剪辑电视剧和写稿子有了额外收入，总要买些东西寄到国外，还定时寄中文书。邻居笑着说：“别人都是从国外往这里寄，你倒是从这里往国外寄。”
“是呀，我乐意这样。”
零用钱
我出生在重庆，家里兄弟姐妹8个，我是老大。抗日战争爆发，父亲所在的单位裁去川籍职员，空缺让外省流浪者补上。家里没有正常收入，我们读书，当然不会给零用钱。萧规曹随，我也从不给儿子零用钱！
我的妹妹是我负担到大学毕业的。她第一次有了收入，便给沐黎、沐海各寄5元，写明由他们自主支配。几天后，小儿子突然说：
“妈妈，我们游泳队有运动鞋卖，老师说比体育用品商店便宜。我想用阿姨给我的钱去买。”
稍后，他又补充说：“不过不够。”
我还没有表态，大儿子就抢着说：
“你把我的5元加上就够了。”
弟弟穿上新鞋，哥哥也乐开怀。难得一笔零用钱，增加了兄弟情、手足爱。
岁月匆匆，眨眼到了90年代初。沐海在澳洲指挥音乐会，邀请父母去旅游。我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如果你哥哥全家也能去就好了。”
小儿子马上顺着我的心意给哥哥去了电话：
“父母老了，很想念你们，我邀请你们全家四口来澳洲旅游团聚，所有费用由我出。”
那次相隔十几年的三代大团圆，沐海共花4万多美金。我总觉得，这是小时候“5元零花钱”的感情延续。同样，父母亲情在儿子心里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父亲有病，他们都争着寄物寄钱来，我则表示：
“我们不缺钱花，病了有劳保。钱汇来，也是存银行，不会兑换。与其存在我这里，不如存你们那里，我更安心。”
我们一如既往互相关心。
情暖人心
1954年后，我家住房宽了。小儿子的课外活动小组在我家客厅活动。小同学们都很懂事，保持室内干净。有天晚上，我扫地时，发现地板上有碎玻璃，仔细察看，发现一只玻璃果盆没有了。第二天清晨，小儿子才告诉我是小朋友不当心打破了。我没有责备他，只是说：
“这几天，你和哥哥千万不能赤脚，玻璃屑很难一两次扫干净。”
事情过了好久，我发现那个打破果盆的小朋友不再来我家了。一次在路上凑巧碰到他，我便主动问他：
“怎么不来我家做功课呢？汤沐海也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畏惧终于消失了，从此与沐海很要好，直到读中学时才分开。十年动乱开始以后，我被安排去崇明农场劳动。那个小朋友在来往的轮船上工作。在一次回程途中，他给了我一个布袋，我忐忑不安，脱下劳动外衣罩住布袋。回家反锁上门，才打开，原来是几只崇明大蟹。我的鼻根发酸，眼泪簌簌往下掉。
那时，不论何人，随时都可以来我家查问。为避免麻烦，我们只能到后半夜不开灯煮蟹吃。就洒点盐，其他什么调味品都没有，我们却是狼吞虎咽。说也奇怪，那次蟹味却长留至今，余香不散。因为蟹味里还包含着两代人的深情厚爱。而今，沐海出国已十几年，他的同学还经常来看我们，情暖人心。
《星火杂志》
《星火杂志》是苏联真理报社出版的俄文画刊，订费虽贵，但我们一直订，因为每期都有好几幅古典的和现代的名画，可以让喜欢画画的大儿子仔细看，培养他的形象思维能力。我还为他买了画架，让他学会站着观察，站着画。本来，我将画架放在他们向南的住屋里，后来发现，他把画架移到向北的书房了。我打扫卫生时问：
“你怎么不在自己屋里画呢？”
“我发现朝北的屋子光线变化不那么快，适宜绘画。”儿子回答。
我明白年幼的儿子在自学绘画时，还学会了琢磨更多的东西。
汤晓丹从旧书店买回《俄罗斯博物馆的绘画》。虽是旧书，但比新书还贵。上面全是名人名画，还有反映名画创作过程的素描。有一幅大画家列宾画的《托尔斯泰在写作》，沐黎更是兴趣浓厚，他一直照着画，还能背着画出来，与原画并无大异。
我带两个儿子去上海译制片厂看电影《画家苏里柯夫》。它不仅描述了苏里柯夫的绘画经历，还有很好的音乐。两个儿子看得津津有味。回家路上，沐海嘴里一直哼着它的主旋律，沐黎则说：
“我们那本《俄罗斯博物馆的绘画》里就有苏里柯夫画的人物素描。”
我乘兴鼓励他：
“你好好画，将来也会成为名画家，去苏联博物馆看看真品。”
我的话还真的成了现实。1984年，沐黎在英国随苏联旅游团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真的去了博物馆仔细看了真品原画。
不负老师重托
沐黎的图画课老师庄文华发现沐黎有天赋，就更加着力地培养他。庄老师多次把沐黎的画送区和市少年宫参展；把他的铅笔画《骑马上北京》送《新民晚报》发表；把《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健儿喝彩》送《解放日报》发表；利用节假日带他去马桥人民公社和闵行一条街写生。最近，他把保存了几十年的写生送给我时，深情地说：
“您作为母亲为儿子含辛茹苦几十年不容易，我作为老师把学生的画藏几十年也不容易。‘文化大革命’抄家时，金银财宝都让人拿走了，这两幅画我藏了起来。”
我们都激动得掉泪。我收下了这两张颇有历史意义的写生，因为马桥人民公社早没有了，闵行一条街也大变样了。
庄老师当年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他培养学生，常常对学生委以重任。
记得有一次，庄老师筹备徐汇区小学生美术展览会，临时要补充一个题材。庄老师急了，把任务交给汤沐黎，并且关照“第二天交画”。虽然沐黎当场答应，但是庄老师并不放心，因为时间太紧迫。所以，老师特地到我家，希望我支持。看他那个急劲儿，我立即表示：
“你放心，我会帮助他，晚上我不睡觉，也要看着他画完。”
其实，那几天沐黎患感冒，还有点热度。我一直陪着他，见他打了五六次草稿。我按时递给他药和开水。凌晨两点，他画好了，我让他上床，他睡了。我帮他收拾东西时，才忍不住哭了。当然，这是幸福的眼泪，心疼的眼泪。
保留一份纯真
沐黎喜欢交朋友。一位小学同学巴提牙从新疆写了一封信给他说：
“全家准备回苏联，要代买20支‘石人望’牌口琴。钱马上汇到，希望口琴先寄去。”
沐黎放学后去文具店打听，共需400元购货款。他把信给我看，要我先垫钱。那时，我的月薪70多元，400元是近半年的收入，拿出来有困难。再说那时中苏关系已紧张，花了钱还不定引出多少麻烦。我只好推说没有钱垫。
儿子不理解，天天放学后去常熟路邮局查问：“有没有钱从新疆汇到汤晓丹家？”这样持续了近半年，才停止了去邮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买口琴的事在我们母子心中都留下极深的印象。有一次，我们重新谈起这件事，沐黎仍然坚信：
“妈妈，如果您当时给我钱，我买了琴寄去，巴提牙一定会把钱汇回上海还我们的。”
我觉得待人诚恳是沐黎最珍贵的品质之一，我愿他永远保持，所以，我附和着，点点头。
儿子也开导我
沐黎进的五十一中学是重点五年制学校。他又是班上发展的第一位共青团员，二年级就被选为学生会委员。所以他除了自己保持优异的成绩外，还要帮助别人学习。尤其考试前，来家的同窗好友川流不息，纷纷要求沐黎帮他们复习功课。我在边上，心里着实为他焦急。我担心这些学生临时抱佛脚既不能提高成绩，又影响沐黎的考分。
等家里静下来，我才对沐黎说：
“以后是不是改成平时互助，考试前还是你自己复习要紧
不等我把话说完，他似乎开导我：
“妈妈，你不知道，我帮助别人，等于自己复习，别人搞不清楚的，正是有难度的……”
我暗自承认自己有点狭隘。
瓷砖上的手帕
儿子读书时，每天要带干净手帕。如果伤风感冒，还要多带几块。所以，我规定他们每天晚上把脏手帕放在盆子里，干净手帕从浴室瓷砖墙上撕下，平平整整放进口袋。
有天吃晚饭时，大儿子突然问：
“妈妈，别人家手帕，洗后晾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问话的意思，没有马上回答。他“嘿嘿”笑了两声说：
“今天班上开会批评一个女同学有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她把红领巾烫得太平整了。她急得快哭出来，申辩说，‘不是烫的，贴在瓷砖上干了就是这个样子。’”
我急忙问他：“你怎么说的？”
“我是大队长，起先没有说话，要大家先发言。有的批评她不虚心，有的说她诡辩……反正她难过极了。后来老师问我，我才告诉同学们，我家手帕贴在瓷砖上确实很平整。”
我没有表扬儿子，但是我内心为他敢讲真话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