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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不停。奶孩子时，女人们从来都是大大方方，不管有人没人，不管人多人少，只要孩子嘴巴一动，尚未哭出声来，女人早已把涨鼓鼓的雪白的奶子捧出来。他多次看见这样的场面，不管是肥壮健康的女人，还是瘦削病弱的女人，不管女人的皮肤有多黑，一律见到的都是那种涨鼓鼓的雪白的奶子，他立刻联想到饱满的谷粒、清澈的甘泉，想到了他在学堂里刚刚学到的几个字词：洁，净，美，神圣，无私，幸福，源源不断。母鸡在村子里，没有一个女人不把它比自己看得更重，红红的鸡屁股，女人要把它抠成自家的大银行，指望着屙金子屙银子。所以，孵鸡生蛋再孵鸡再生蛋，循环往复，有始有终，她们总是十分的心细，始终满怀着希望。“咕噜咕噜咕噜”一唤，那只芦花大母鸡带着一窝鸡仔蹒跚着上前来喙食，这时幸福的晚霞已经披满了山村。这些女人同样对于鞋底，也有十足的耐心，她们穿针引线，挥洒缕缕不绝的情感，温暖着一双双走出去的脚。在踏实的鞋底上，全是女人们密密的针线，满天的星点。一点，一个叮嘱；一针，一份思念。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就是走到天边，最终还是会一步一步走回到他从前的小土屋里。
大雪飘飞的冬天，年的气息四处敲打着家家的门窗。这时候，他最爱看女人们穿着大红棉袄拖着麻花大辫在忙里忙外。先看那个剪窗花，那真个是“金剪银剪嚓嚓嚓，巧手手呀剪窗花，你说剪啥就剪啥。不管风雪有多大，窗棂棂上照样开红花。红红火火暖万家，暖呀暖万家！”再看做那个血粑丸子，打好一桌白白嫩嫩的豆腐，放上一盆红红艳艳的猪血，撮几许盐，配几勺辣末粉，有条件的家庭，定要切一些肉丁羼在其间。家家的女人用力把豆腐揉碎，翻过来翻过去，调匀配料，一双手血花点点，油光水滑，变戏法似地揉来揉去，把它揉成一堆面团。满满地抓一坨，拍过来拍过去，在左右手掌之间来回地穿插，如蝴蝶翻飞，女人的手上生花，不几下，就被弄成一个椭圆形状的丸子。再去看看打糍粑，本是几个大男子汉喊声震天地用两根大木棒你一下我一下往臼里夯，但最后没有女人们把水沾在手上把它搓成圆型大小再拓上红红的吉祥字画，就不是糍粑，就愣是显不出喜庆的气氛。说到底，农村的丰收、温暖和喜庆，其实都在各家女人的手上。
一年到头，男人们总要在年底舒舒服服地歇上几天。家家的女人，要把床上铺的陈草换掉，一律换上整洁的干草，铺盖床单都要浆洗一遍。他作为家里的小男人，也是享受过那种美滋滋的感觉的。床单下新换的是柔软暖和的稻草，浆洗过的蓝印花被面让他看到水洗过的蔚蓝天空，还有几朵娴静的白云，被里是家织布，浆洗得硬朗板整，贴上去却光滑爽干、柔和暖身。闻着淡淡的稻草香和米汤的浓浓浆香，在那样的夜晚，他总是能够早早地酣然入睡。许多年后，他睡在城市夜晚的高级席梦思上，他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双眼睛遥望着家乡那轮圆圆的月亮和满天的星斗。
母亲生命油灯的光亮一直照耀着他走到了大学毕业。他毕业后分配在这个城市，在城市灯火通明的夜晚，他却常常无由地生出一丝不安和无所适从。许多年过去了，他觉得那份不安和不适应在滋长、在膨胀，他变得更加盲目和烦乱。
他一次一次地回到家乡去。
然而，家乡很多东西都已经远去，村子里空空荡荡，留下来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和那荒芜的田园。
他问，都出去了？女的也都走出去了？
他们都抢着跟他说，年轻一点的，走的动的的，都出去了。外面是个钱世界，如今田土不留人了。听说，女的还呷香些，有的女的挣钱跟捡钱一样。
他没有说话。
他又只好回到他不适应的那个城市里。
他在那个城市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工作，还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妻子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女孩。结婚前有一段时间，他很高兴，他和她常讲着一些从前的故事，她认真地听着。结婚后，这个农村出来的女人，一听他讲从前的故事，她就皱起了眉头。慢慢地，她再也不听他唠叨从前的故事了。儿子在他的怂恿下，跟他回过一次家乡。呆不上一整天，儿子就喊着要回城里。他看得出儿子大失所望，一脸的陌生和茫然。
终于，有一天，他命令自己：忘掉从前，闭嘴不说。但醒着时，他发现自己身体里有一种痛，隐隐地四处弥散。只有在梦中，他回到了从前，那些美丽的从前，他常常笑醒。醒来，常常到自家的花园里走走。有一天，他猛然抬头，看到了一朵花开的疼痛。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10
春天的风
阿土
我记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自认禅学很深的居士，一天在寺外与庙里的高僧相遇，便故意向高僧提出“佛何为”的话来。高僧并未接话，而是平静地望着春田里劳作的农人。居士再问，高僧却出口说道“春天的风好吗？”居士大惊，警戒之心陡起，随即谨慎言道“什么风？”高僧听了，淡淡一笑自转身去了，居士则沉思良久终不得解。
故事到此止住，不得解的不仅是那个居士，我也一样如坠五里云雾。
春天的风好吗？
其实，风本身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你的心境！这本不是秘密，我却荒废了无数个春天，才不经意发现，而让我发现的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农。
我不可阻止地再次来到乡下。我喜欢在春天来到乡下，这种喜爱让我常常不能自己。其实，人的喜恶在很多时候常常取决于对待事物的心态，也因此导致着他无法平等对待其他事物的机会。
我喜欢春天的乡下，喜欢从那里散发出的泥土气息，喜欢出现在田野里的所有事物。小的时候，我还喜欢打着赤脚与春天的泥土一次次亲近，尽管那时候的泥土还很凉，顺着脚心往上冲的冷气有些刺骨的感觉，对于一个习惯于乡村生活的孩子来说，依然有说不尽的快乐，我们会为此做出不同的运动，直到让冷气变成暖气。如今，再不能像小的时候光着脚丫子，在泥土上欢蹦乱跳了，人到了一定的时期，就得真实地遵从着那个时期的规矩呀！
田埂向远方延伸着，在不远处的地头坐着一个老人。他安静地坐着，嘴里含着一根长长的烟袋，双手环抱膝上，眼睛直直地望着田里，锄头在他的屁股下横着。我走近了他，发现他的头发已几尽灰白，脸上的皱纹很深，让人觉得就是放上一支笔也不会掉下来。老人神往地眯着眼睛，很专注的样子，似乎连我的到来也没有注意。他的样子有些像我十多年前就已去世的伯父，不由得给我一种亲近感。
“看什么呢？”我在他的身边坐下，怕惊了他，而轻轻地问着。
“春天的风。”老人不假思索，甚至没有来及取出嘴里早已熄了的旱烟袋。
“春天的风？”我不由一愣。
“是呀。”老人回过神，转过脸，松开抱在膝上的手，朝我微微地额一下首笑着说，“春天的风好呀！”
“春天的风好呀！”我突然觉得这句话竟是那样的熟悉。由不得随口问道：“春天的风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风本身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你在春天的心境而已！”老人缓缓地说着，“在充满爱意的心境里，春天的风不轻狂、不暴躁，它温和、美丽，能催出生命的新绿，能暖解冰凉的心。”顿一顿，老人又接着道：“在满是怨忿的心境下，春天的风是料峭的，寒冷的，让你猝不及防。但那才真正是春天的风呀，就像人生没有什么可以永恒一样，变幻无常才是真正的世象。”老人边说边指着田里的庄稼，“就像它们在春风里不停地扭着身子，是感激还是挣扎与反抗呢？”
是呀！老人的话再次让我想起那个有关高僧与居士的故事。心里竟慢慢地有了些感悟。其实高僧的表达很简单，他只是在告诉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而已，我们常常因为执着而不知所以！我不得不对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老农另眼相待，他不仅有着如此缜密的心思，还有着独具的智慧与心性。
是的，一切事物都有它不同寻常的契机，没有什么是可以忽略的！我望着老农，想着他说的话，人生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要彰显出来，有些时候隐忍着的更具有不可估量的深度。
风从田野上吹过，轻缓而温柔，它吹过路面，路面的小草钻了出来。它吹过小河，小河上的冰慢慢地薄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06
城市贫民阶层是一个信号
杨军
城市贫民阶层初现
根据民政部统计的数字，到2002年10月，全国城市“低保对象”为1980万人，2005年底为2232。8万人，但是，由于测算方式和申请较严格以及有些人不愿意申报等原因，“低保对象”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城市贫困人口。
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洪大用认为，如果考虑这些情况，目前我国城市中的贫困者应该有3000万人左右。城市贫困人口已约占城市人口的6％～8％，城市的贫困率已经高于农村。改革之前，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概占全国人口的1/4，到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只占到1/40，农村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城市贫困人口却迅速增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本不存在城市贫困人口，因为当时是企业办社会，个别贫困者也多享受着单位福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出现，并迅速增多。这些下岗工人只领到很少的补偿金，远低于他们曾经创造的价值。
在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开始下岗的时候，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却开始涌入城市。“某种程度上，这是农村贫困向城市的转移。”洪大用如是说。虽然没有城市户口，但因为完全生活在城市，大量的农民工成了城市贫民，据有关专家估计，这个数字可能接近1亿。而有关城市贫民的官方统计，并没有把这部分农民工计算在内。洪大用认为，应该把这些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也列入城市贫民的范畴。
在2002年12月12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民政部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首届国际研讨会上，“城市贫民”这个概念首次被中国政府高层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开始以现实的态度正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并谋求积极解决，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贫民群体的庞大已经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一些缺少专业技能的大学生毕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开始领低保，加入了城市贫民阶层。
近年来，一些城市正逐渐形成一个个贫民聚居区。在城乡结合部，多是农民工的聚居地，清华附近就有一个据说是最大的贫民聚居区。在城区，则存在差别明显的高档小区和低档住宅，一些老城区像北京的大栅栏成了原著城市贫民的聚居地，上海的棚户区、深圳的农民房等等也聚居着大量城市贫民。
2006年年初，在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几乎得出同样的结论：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明显加重。城市贫民阶层逐渐浮出水面。
脆弱的平衡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那时中国存在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在逐渐形成的城市贫民阶层中，这些“三无”人员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的城市贫民，大部分都不完全是因为自身原因贫困。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劳动能力并乐于工作，但却缺乏工作机会，他们成年累月地寻找工作，却没有地方愿意雇佣他们。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对东北地区5个城市的贫困群体进行了调查，他对城市贫民的描述中有这样一句话：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了严重的排斥。
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还好一点，但也存在市场饱和的问题。在经济不景气的地方，工作机会尤其渺茫。在东北，曾经辉煌的一些重工业城市，大量企业破产或减员，因为整体不景气，失业者想做点小买卖，东西很难卖出去，想做家政，市场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