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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奇林笑笑说：“那就搬过去吧。”
张秀藻忍不住问：“咦，那您刚才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问题，可怎么解决呀？”
张奇林坦然地说：“关键毕竟还不是住在哪儿。关键是自己本身要有这个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这儿来串门，二是可以在那里结识新的邻居、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嘛！”
全家的认识渐趋统一，大家心情都舒畅起来，只是于大夫还忍不住对张奇林说：“你说是这么说，到时候你忙个手脚朝天，哪还有回这儿来串门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儿也结识不了几个新邻居！”
电视机前的这场谈话，很能代表张秀藻他们家的家庭气氛。这种家庭气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张奇林的手中。他总是那么冷静、理智，却又不让人感到过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态上没有露出一点惊慌失措。张秀藻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她才7岁，不懂得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她和妈妈，还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个广场上去参加批斗会，先是揪出部长和一些副部长、局长、副局长来，然后就揪“黑爪牙”，里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场面吓坏了，因为每个“黑帮”都被剃了光头、挂上了大黑牌，并被“喷气式”地撅着。像她爸爸那样的“黑爪牙”，当晚还是许可回家的。妈妈见他回来，光流眼泪，不敢多说话。哥哥姐姐被迫表示“划清界限”，搬到学校住去了。这天晚上楼里发生了大骚动，有个被揪的“黑爪牙”想不开，自杀了。第二天爸爸去部里以前，全楼已经都知道了这自杀的事。妈妈望着爸爸，惊怕担忧得以至于哆嗦起来。爸爸却冷静地对妈妈宣布说：“我不会。”只有那么三个字——张秀藻至今回忆起来，那神态语音还清清楚楚。接着，他问张秀藻：“你还有多少块糖？”张秀藻那时有个糖罐，她便打开盖子，数了数说：“26块。”爸爸弯下腰，摸着她的头说：“这糖，都留给爸爸吃吧。一天一块。”张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说：“干吗一块？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块都行。吃完了，咱们再买呀！”妈妈听着只是擦眼泪，爸爸却冷静到极点地说：“咱们家以后没钱买糖了。这糖给我留着。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来了你喂我。一天一块都太浪费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纸全剥了，扔了，把每块糖全用小刀切成两半。这样，我就能一个半月里全有糖吃了。”说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来，俯首让张秀藻欠起脚，喂他那半块糖吃……他没有自杀，没有神经错乱，没有沮丧，没有妥协。等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当他们搬进这三间北房以后，当20英寸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运到的头一天，他们全家——不止三口，因为哥哥、嫂子正巧回来探亲——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当电视中恰好出现了糖果的画面时，张秀藻不由得引动爸爸去回忆：“爸，您还记得那时候，您白天挨斗，晚上回来，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吗？”妈妈一听这话眼睛就红了，哥哥嫂嫂都望着爸爸，只等他开口；爸爸却不动声色地呷了一口茶，问张秀藻：“你把今天的晚报给弄到哪儿去了？”……
张秀藻的爸爸张奇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说实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内心里究竟都装着些什么？同样，张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儿，特别是今天的女儿。
卯 （晨5时～7时）女大学生的单相思（1）
一个女大学生的单相思。那小伙子确实可爱。
话说张秀藻这天早晨捧着小竹笸箩，把买来的早点送进了家门，她因为在门洞里遇上了荀磊，弄得方寸已乱，满心满意想把早点往桌上一搁，推说自己在早点铺里吃过了，便到左边自己的屋里一坐，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谁知她刚进屋，妈妈就告诉她：“刚来了电话——今天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推迟到下午四点钟起飞，你爸上午不走了。”而爸爸则已经脱去了原来穿妥的出国服装，换上了家常打扮，坐在饭桌旁说：“秀藻呀，你一会儿没事吧？吃完早点，你来帮我整理一下书橱吧——两年没整理过了，今天上午倒是个意外的机会。”
张秀藻真想托辞拒绝，比如说自己不舒服，或者说学校里留的作业还没弄完，但多年来父母对她的教养，使她难以撒出哪怕是这样一种谎来。而她又绝不能说出她是被荀磊弄得心猿意马的真情。她默默地坐到了饭桌旁，接过妈妈递过的热粥，点了点头。
整理书橱！为什么偏偏是整理书橱？
……就是在爸爸那高大充实的书橱前，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
那是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从西郊回来，刚进屋，就听见爸爸在唤她。她走进爸爸妈妈的那间屋，头一眼就看见了一个清俊的小伙子，站在了爸爸的书橱前，手里捧着一本英文书，正翻着。
爸爸从旁介绍说：“秀藻，这就是咱们院的传奇人物——荀磊啊！”
荀磊这时把眼睛从书上移开，抬起来径直望着张秀藻。张秀藻吃惊了——这双眼睛为什么这样熟悉，又这样新奇？
……是的，荀磊恐怕不仅在这个小院里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在钟鼓楼一带，乃至在整个北京市，也算得是传奇人物吧？
他比张秀藻大两岁，1960年生人。1960年是什么岁月？“大跃进”带来的恶果不仅使农村里饿死了人，也给城市里的居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大匮乏。那时候，荀磊的爸爸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他奶奶还活着，要赡养；他妈妈所在的街道工厂紧缩了，又重新成了家庭妇女，而他的两个姐姐当时还小。荀磊的爸爸荀兴旺师傅一个人要养活五个人。那时候荀师傅只有三十多岁，正身强力壮，但他食量大，定量不够，因此上班干活时，当中总得停下几次，好把腰带多扣紧一个眼儿。当时全家都宠着荀磊，但毕竟营养不良，他都一岁半了，还不怎么会说话，而且头颅显得过大，囟门长久发软……
正像钟鼓楼下流行过的顺口溜所说的那样，荀磊那茬人是“生出来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出校门就插队，回了城没工作。”咱们党的几次失误和转折后的困难时期，恰好发生在他们个人命运的几个关键时刻，这一事实也毋庸讳言。与这样的命运抗争，克服客观因素带来的缺陷，发挥出主观因素的全部力量，自然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荀师傅指导着他所有的孩子，特别是荀磊，这样去做了。不管社会上如何乱，他要求他的孩子学文化、“懂人事”、“不许出去瞎起哄”。在小学里，荀磊成了乱哄哄的教室中少数能认真听讲的学生。当他下课后居然拿着课本，站到老师面前，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有礼貌地提出几个没弄懂的问题，要老师解答时，老师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欣慰，把他悄悄引到自己的宿舍，不但回答了他的问题，还诚心诚意地给他补充了一些知识——那都是当时被从教学内容中粗暴删刈掉的。1973年至1976年上初中时，学校里的文化课几起几落，不过总算设置了英语课，那英语教师据说有历史问题，饱受过一番冲击，让他重执教鞭不过是“控制使用”，所以他站到讲台上时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市民的子弟们有几个学得下英语的？教了半学期，默写26个字母竟还有一多半不及格。那英语课他最后简直是闭着眼睛教了——下头像茶馆一样，几个连本国语也不要学的学生爽性在教室后头打起扑克牌来……而就在这样的混乱当中，他发现总有一个声音跟着他念，那便是坐在第一排的荀磊，他从最贫瘠的知识土壤中，贪婪地吮吸着所能获得的每一点每一滴营养……
据薛大娘他们回忆，在那几年里，院里头好像就没有荀磊这么个孩子似的。他一下学便坐在他家所在的那个小偏院里念书，偶尔提个水桶到公共自来水管那儿接水，脸儿白白净净的，见人羞怯地笑着打招呼，懂礼得让人反倒觉得他古怪。又据澹台智珠回忆，有一回她不知为什么事去找荀师傅的爱人荀大嫂——那时她沦落到纽扣厂，大约是家里炉火灭了去借块发火煤——进了他家小院，便看见荀磊坐在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读着什么，她俯身一细看，发现荀磊读的竟是一叠过了时的台历，她不免问他哪儿找来的这种东西？荀磊脸儿涨得通红，像希望能“坦白从宽”似的说：“珠阿姨，是胡同里拣废纸的胡爷爷给我的——人家扔了不要的。”她从荀磊手里抽出几张来一看，原来那是头年用过的台历，每篇底下都有一点文字，或者引点语录、谚语，或者有点历史、地理知识，或者有点人物介绍，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文字编得都很不精当，很粗糙，而且整体受着当时极“左”路线的制约，可荀磊在实在找不到书读时，他就连那用过的台历也视为珍宝，用心地揣摩……澹台智珠因而深深地感动，她内心里萌动着的重新喊嗓、练功的念头，被这偶然的接触激发起来……倘若连石缝中的小草也在这样顽强地伸展自己的身躯，那么，已经开过花的小树，难道就甘心在寒霜侵袭中凋敝吗？
如今常有人问荀师傅：“您是怎么教育小磊子的？”他说不出来。真觉得没得说。也常有人问荀磊：“你爸爸是怎么把你教育成这样的？”他也说不出来。真觉得无从说起。一切似乎都是无形的。当然也有令他难忘的一些情景，可那值得一说吗？比如，大约是1969年吧，爸爸带他到厂里的淋浴室洗澡。当时，爸爸同车间的一位师傅，全身的汗毛都很重，他戏谑地用粗大的手指拧了一下荀磊的屁股，荀磊出于本能，声音尖锐地骂出了两句话：“你妈X！砸烂你狗头！”那师傅尴尬地笑着，荀师傅却过来关掉了荀磊头上的喷头，绷着脸，训斥荀磊说：“你说什么来着？你听着：任何时候也不准骂人！更不许学那些瞎胡闹的脏话！”并命令他：“给你大爷说‘对不起’！”荀磊低着头，嘴唇紧抿着，成了一道线，半天不言语。那师傅忙把他那喷头也停了，笑着说：“老荀，你也真是，这年头大姑娘都骂街，谁不说两句‘砸烂’、‘油炸’、‘清蒸’？算了算了算了！”谁知荀师傅竟气得脸色铁青，厚厚的胸脯绷得像两块铸铁，瓮声瓮气地宣布：“我不管它什么年头，我的儿子就得正正经经像个人样！”荀磊抬眼望着爸爸，那是全裸的爸爸，身上有解放石家庄时，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士兵挂上的彩——锁骨边上一处，腰上一处，他小小的心灵忽然像被电击了一般战栗起来，于是他大声地向那师傅说：“大爷，我不对，我错了！”那师傅听了他这话，看着他父子那情景，猛地转过身去，拧开了喷头，让喷泻的热水，掩盖住就要涌出的热泪……
卯 （晨5时～7时）女大学生的单相思（2）
1976年荀磊升人了高中，他要求父亲给他买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荀师傅毫不犹豫地给了他钱，让他去买。想到这孩子多年来从未跟家长要过买冰棍的钱，荀师傅心里不知怎的有点难过。荀磊每天用那收音机听英语广播。同学们都觉得他很滑稽：“小磊子想吃天鹅肉呢！吃外语饭，进外事部门，头一条得有门子！就凭他那爹妈……哈！”这话后来竟至于当着荀磊的面说，荀磊只是安详地微笑着，他真的是向往什么外事部门吗？其实他连哪些部门算外事部门也不甚了了。他只不过是觉得在那种气氛下，惟有这英语广播讲座还听得下去，况且，他牢牢记住了爸爸有一天讲的话：“技不压身。”
1978年，高中毕业前夕，某外事部门在北京几个区的中学里招收培训人员，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优异的外语成绩。学校的那位英语教师竭力推荐荀磊应考。英语教师的“历史问题”那时已经澄清，他只不过是1948年去台湾中学教过半年书，绝不是什么坏人。他到哪儿都是教中学，教英语，说他以此谋生也好，说他以此服务于社会也好，总之对他完全可以放心。他让荀磊天天晚上都到他家，悉心地给荀磊辅导；当荀磊进了考场时，他在那大门外背着手焦躁地踱来踱去，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得了精神病……
考完了，荀磊回忆出全部考题和自己的答法，老师拿笔的手颤抖着，给他预测得分——他能得84分。老师说，这即使不是最高分，也一定在录取线之上了。
但消息不断传来。许许多多的人——不仅考生本人，还有他们的家长及其亲友——利用各种从最原始到最现代化的手段，涌向这个部门的“后门”：请客送礼、以位易位（你给我安排一个，我给你安排一个）、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