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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工钱。
（四）只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即便如此，红军仍然很为难。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毛尔盖亦住了十几天，藏民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有限，不够红军几天吃的。当时任十一团团长的王平回忆：“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军团长说：‘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叫声，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的，实在是叫人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啊！’听着这些喊叫声，更是叫人揪心。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违心地这样做。”
这是历史的真实。红军明白，得赶快离开这里。
三
就在总政治部下令收割麦子的当天，中央和中革军委为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共同北上，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此前，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已经再三催促中央对张国焘的任职表态。中央无法继续保持沉默。形势很明显：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但张国焘按兵不动，非要先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才肯行动，看来不让步是不行了。于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认真地商量这个重大问题。”后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张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
据说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在毛尔盖休息了近一个月，局势越来越紧张。进攻松潘失利后，红军想由大路去陕甘的计划无法实现。敌人估计到了红军的动向，采取了北堵南压的部署。７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军的薛岳、吴奇伟部到达江油、平武一带，接替胡宗南部的防务。胡宗南专管松潘和上、下包座的防御，完成了筑垒和简易机场的修建。王均、毛炳文部进驻甘肃的临洮、天水和静宁、会宁一线，构成两道封锁线。川军从南面步步进逼，缩小对红军的包围。李家玉部占领威州，王瓒绪部占领茂县，杨森部占领懋功。他们企图把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地区。
红军终于在毛尔盖筹集到有限的粮食。“可以说，如果没有毛尔盖地区的青稞和牦牛，中央红军要过草地是不太可能的。”杨继宗说，“但70年过去了，毛尔盖地区的变化不大，许多房屋还是红军曾住过的，红军筹粮的借条还写在老百姓的木板上，那里的人民生活还很苦。今年七一央视心连心艺术团来松潘演出，毛尔盖专设了分会场，但一场演出能解决多大问题呢？”
“那该怎么解决？”我追问。
“我认为应尽快发展毛尔盖的红色旅游，并将毛尔盖至班佑、至巴西一线开辟为红色旅游精品线，这样才能使当地百姓致富。按毛泽东的还债说，这就是还债！”
说到这里，杨继宗眼中泪花闪闪。
第四章 陕甘宁写意新绿
陕甘宁写意：干旱的土地长出新绿
陕甘宁曾是地域上的划分。从地缘政治看，陕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排序靠前。实际上，70年前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是经今甘肃、宁夏再到陕西的。陕甘宁地貌气候最主要的特征是黄土高原，少雨、干旱，植被稀疏，每年造成大量水土流失。
我这次重走长征西部山地，在陕甘宁的行程是从甘肃陇南进入，经舟曲县到迭部县俄界，转腊子口翻铁尺梁，经岷县到宕昌哈达铺，然后穿过辽阔的陇西黄土高原赴甘肃会宁，再经宁夏隆德翻越六盘山，从固原向东夜行300公里到陕西庆城，再取道向北到达吴旗。这一路，在70年前决定了中央红军的最终命运：1。在甘肃俄界，中央作出“到苏联边界去创造根据地，再向东发展”的决定。2。在甘肃哈达铺，一个偶然因素（一张报纸）让毛泽东决定，“不去苏联边境了，到陕北去与刘志丹会合。”3。在陕北吴旗，中央最终决定，“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
这一路，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过去传递给读者的信息更多的是荒凉、黄土和水土流失后贫瘠的千山万壑。但据我观察，除甘肃荒山较多外，进入宁夏南部和陕北后，山川模样大变。摄影师冉文曾在这一带当兵6年，他感叹这10多年来陕甘宁变化实在太大，原先几乎看不到绿，现在一路上全是果树与灌木。特别是从吴旗到延安再到洛川一线，从前黄土高坡一望无际，现在放眼，一两百公里路段全是新绿。这或许得益于退耕还林和人们保护生态的意识。
这一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从陇南经岷县到陇西，然后夜行定西，再到固原，然后再向东夜行到陕西庆城，总行程上千公里，海拔在1500米～3000米之间。这一线属黄土高原山地，自古是以汉民族为主的生息繁衍地。据我观察，进入甘肃后，除甘南藏区外，从文县开始，一路北上经陇南、武都、岷县、宕昌、陇西、通渭、定西、会宁、隆德、固原直到华池，植被都不好。
那么，过去的情况又如何？翻《汉书•；地理志》有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如今的天水、陇西、定西等地域囊括了甘肃中部18个贫困县，“民以板为室屋”是如何变成“万丈厚土、寸草不生”的呢？
记得过陇西时，正是黄昏。太阳徐徐西下，我翻上城北的高岙，千山万壑无声无息，山下的陇西城沉浸在金红的静谧中。高岙上风很大，身边整齐的杨树哗哗地响，一看就是人工种植的。顺山岙往下延伸，树消失，除稀疏的庄稼外，层叠起伏的山峦只剩荒凉。从岷县起，我所经过的每一条河流都已干涸。
一首遥远的歌在心中回响：
我从陇上走过，
陇上一片秋色。
田里稻谷飘香，
风来声瑟瑟，
微笑写在脸上。
蓝天，多美丽，
点缀着白云几朵，
青山不寂寞，
有小河潺潺流过……
这是20年前，张明敏声情并茂演唱的《陇上行》。我不知那穿西装的小个子歌唱家到陇上来过没有？
此时，我正站在传统“陇上”的中央。在我眼中，从陇西到会宁，山势平缓，田野整齐，但河里就是没水！不敢想像，这些土地如果放在重庆，会长出怎样的庄稼来！看着那些在陇上夕阳下劳作的人们，我心里突然充满感动。
早在公元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陇西就成为全国36郡之一。作为秦汉文化、唐文化的发源地，陇西既是地域概念也是历史概念，同时还是李姓的发祥地，全球超过1亿的李氏后裔对陇西情有独钟。直至清代分置陕甘总督设甘肃省后，甘肃的政治文化中心才于1669年从陇西迁至兰州。
从陇西经定西到会宁，我横穿甘肃中部来到西海固南缘，这一带的干旱令人惊心。它自古就这样吗？据著名教授史念海考证，西周时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3％。《后汉书》载：陇东至陕北黄土高原“厥田为土，且沃野千里”。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先生1929年对这一带考察时，断定今天的干旱区当初为森林，深叹“我民族摧残森林的可怕”。
这一带，恰恰也是“胡焕庸线”以西地带。胡先生认为，此线以西包括甘肃、新疆、内蒙、陕西、宁夏、四川和云南西部等省区在内，人口不能超过6000万，如今仅甘肃、陕西两省已经接近这个数字。责任在谁？此外，我们习惯于把板子打在近几十年来的某些蛮干上。其实，早在秦汉时期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就开始了。秦和西汉都积极推行“实关中”和“戍边郡”的移民政策，移民范围包括陇西在内的黄河中游。当时移民量之大，仅以《汉书•；地理志》所载汉平帝元始二年的户口为例，现在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泾（河）、渭（河）、洛（河）上游地区，总户数就达50万，合计达240万人。而当时被称为“膏壤千里”的关中八百里秦川，自周秦以来农业即高度发达，且有郑、白渠灌溉，总计也不过50万户。垦田增加，人口增多，生态恶化，导致汉武帝后，黄河下游的水患越来越严重。至唐代，黄河里的泥沙愈来愈多，终于戴上了“黄”字冠。生态破坏自元末又掀起新浪潮，使陕甘地区开始由畜牧地向农耕地的大转移。苍茫广漠的森林草原一经开垦，骤然呈现一片阡陌相连、村落相望的繁荣景象。明清时局稳定之际，开垦耕地成风，最后几乎无地不垦了。相伴而来的是，西北林区涵养哺育民众的众河流，含沙量急剧增加。进入20世纪后，生态恶化加剧。而对森林的开发超过了森林自身的恢复能力，植物只能向灌丛、荒漠草原发展。汉以来，森林砍伐持续了上千年，这一带已无林可伐，何来“民以板为室屋”？
事实上，1935年红军走过的这一带山地，植被和地貌与今天没有大的差异，兴许更差。近十余年来的封山育林，使这一线不少地区冒出了新绿。
愿陕甘宁千山万壑的树与草，永远造福那里的人民！
第四章 陕甘宁写意俄界（1）
历史之险——“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1935年9月1日，率红军右路军全部过完草地到达巴西的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为促左路军北上，电张国焘“速过草地”。9月9日张改变北上方针，提出南进主张；同日，中央电张国焘：“中央认为南下是完全不适宜的。”当晚，张密电原四方面军领导人，企图以武力要挟中央南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这份密电后，立即送达毛泽东手中。
中央当即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磋商会，决定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域，是日夜半从巴西出发。9月10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接部下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闻讯大吃。徐向前回忆：“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轰轰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前面追赶的干部打电话问前敌总指挥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手拿着电话筒，转过来问徐。徐向前果断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在这个重要关头，同意了徐的意见，避免了红军内部的一场流血冲突。
10日上午，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经过一夜急行军，来到巴西以北一个村庄。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一座喇嘛庙前休息，突然，部队后面骚动起来，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和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赶来了。李特在马上高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担任红三军团后卫的十团在团政委杨勇的指挥下，立刻进入戒备状态。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李特对红军大学的学员喊道：“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去！”在遵义会议已被解职的“三人团”成员、德国人李德看不下去，用俄语训斥李特。李特这位留苏学生毫不示弱，也用俄语和李德大吵，还一边对红大学生喊：“你们跟外国人去，还是跟四方面军去？”
就在剑拔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