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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个别情况，我们只是没有把它们公开而已。我突然想到：妇女们因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骚扰，而导致了多少暴力犯罪呀！除非特别必要，大多数公司也都没有制定相关政策，这意味着妇女必须首先用尽各种办法，然后才能求助于公司……
在图书馆的发现促使她了站出来。如果她不说话，谁会呢？
9月17日，克拉伦斯把莱茨交上来的建议书给洛伊斯看，上面写着史蒂夫已被指令不要再和她进行任何私人接触，而史蒂夫也将接受专业心理咨询。但其中既没有提到调换工作的事，也没有提到性骚扰政策。建议书上，莱茨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语：〃我们相信行动会解决问题。感谢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合作。〃
洛伊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拒绝继续在史蒂夫手下工作，并得出结论：除了继续向联盟控诉外，她别无选择。洛伊斯本以为自己不会走到这一步的她与联盟及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起开会的目的本来是达成协议，以避免提出书面控诉而适用钢铁工人联盟的总章程。
洛伊斯跟米歇尔谈了她的想法，米歇尔也是一个处理联盟控诉的官员。前年，她曾在联盟学校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主题是如何提出性骚扰控诉。女教员解释了什么是性骚扰，讲述了它的发展，教给她们如何提出控诉，并解释说联盟有义务对其成员进行性骚扰方面的培训。
〃嘿，这就是了！〃米歇尔在课上自言自语，这是一个新发现。为了得到这份本来属于男人的工作而曾经不得不忍受的行为实际上是违法的。
米歇尔对洛伊斯说，联盟有义务保护她，她也有控告的理由。但她同时也说自己不敢提起性骚扰控诉。她们认为，如果能由克拉伦斯·凯迪奥来提交正式的诉状会更好一些，因为他有更多的经验，而且也参与过与公司管理人员的会议。而且，米歇尔确信克拉伦斯及其他联盟官员都会支持洛伊斯。联盟规章的限制使黛安·霍奇在控诉状中没有写上威尔·约翰逊的名字，而没有这个名字，联盟就不能使黛安的案件进入刑事审判程序。但史蒂夫是拿固定工资的雇员，联盟可以控诉他。
当米歇尔和洛伊斯请克拉伦斯为洛伊斯写一份控诉书时，克拉伦斯说他不知道如何写性骚扰控诉，米歇尔提醒他在联盟学校里已经有人教过他们了；克拉伦斯接着又说他不清楚提起性骚扰控诉的程序，米歇尔又把研讨会上指导教师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她一直保留着这个号码以备将来之需。帕特·科斯马施也一直敦促克拉伦斯和斯坦·丹尼尔斯为洛伊斯写一份诉状，但斯坦·丹尼尔斯最后却对洛伊斯说，〃如果你想控诉，你自己写诉状，我来签名。〃于是，洛伊斯只好在联盟的控诉单上简单写了两句话，然后把它递给斯坦·丹尼尔斯。
〃我认为埃弗莱斯矿和史蒂夫·波弗罗兹尼克侵犯了我的权利，并对我构成了性骚扰。我请求公司对此问题迅速采取措施，并允许我继续做我目前的工作。〃
斯坦和克拉伦斯的沉默并没有使洛伊斯丧失信心，她也在试图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九月底，洛伊斯径直打电话给位于圣保罗的明尼苏达州人权部。接电话的女士耐心地回答了她关于人权部如何运作、调查、就性骚扰提起诉讼等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她起诉后又改变主意，是不是可以放弃诉讼呢？人权部的雇员保证她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放弃诉讼。洛伊斯描述了她和史蒂夫·波弗罗兹尼克关系的发展历程，那位女士说听起来她的诉讼理由可以成立，她会把表格寄给她请她填一下，洛伊斯必须在十天内把它们寄回。
与此同时，矿上的人都在谈论她向联盟控诉的事情。有些人取笑她，有些人不相信史蒂夫曾骚扰过她。由于领班都拿固定工资，都尽量避开洛伊斯，每次她从身边经过，他们都把身体背过去不去看她，甚至连马克·莱肯尼恩也不再跟她讲话。帕特和米歇尔每天都到洛伊斯那里去，把矿上最新发生的事情及大家的讨论情况告诉她。
10月1日，克拉伦斯·凯迪奥对洛伊斯说，莱茨声称洛伊斯经常摸男人，是她的行为给她惹了麻烦，听到这，洛伊斯马上要求亲自见莱茨。第二天，洛伊斯和克拉伦斯及萨姆·里克一起来到莱茨的办公室，洛伊斯拿了一个装满文件的公文包，她希望他们能认真看看这些文件。但当她在莱茨的桌子对面坐下后，马上意识到她根本就不该来。
〃丹·舒尔茨曾提到过，你在工作场所摸那些男矿工。〃洛伊斯记得会面一开始时，莱茨这样说。
〃首先，这不是事实，这是编造的，〃她回答说，〃其次，如果这真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以前没有人跟我谈过呢？〃萨姆·里克也为洛伊斯辩护，他说公司责怪她是不公平的，同样，让洛伊斯仍然在史蒂夫·波弗罗兹尼克的手下工作也不公平。
莱茨根本不理会洛伊斯的投诉，显然，他认为洛伊斯的话没有根据。按照他的理论，史蒂夫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因为她的过错，她即使投诉，也根本不会赢。〃他们不想破坏他的名声，〃她说，〃所以，他们要来破坏我的。〃
洛伊斯把她提交给联盟的控诉书递给莱茨。洛伊斯把报告第三页上她所列的七项要求指给莱茨看：她希望史蒂夫被调换工作或被解雇；她希望看到舒尔茨的报告；她希望她因压力而产生的健康问题能够用工人健康保障金来偿付；她希望保住目前的工作；她还希望公司实施性骚扰教育计划等。莱茨看了这些要求，把第三页撕下来，在上面写上日期，而没有再把它还给洛伊斯。他说，他希望由斯坦·丹尼尔斯把控诉交给公司，而不是由她来交。
莱茨的不合作使洛伊斯说出了她本来没打算说的话，她说她已经跟明尼苏达州人权部联系过。莱茨马上说：〃你的律师是谁？〃
〃你没必要知道。〃
〃那么，当他们打电话过来时，我们不会告诉提供任何信息，〃他威胁她。
〃好，我现在还没有律师，但我已经和一位律师约好要见面。〃
〃其实，你应该约的是矿山精神健康中心。〃
洛伊斯哭着离开了会议室。
第一部分 走进远离法律的矿山第五章 没完没了的“情书”（8）
明尼苏达州人权部的表格上星期就已经寄到了洛伊斯的邮箱，现在，洛伊斯还有两天时间去决定是否要填这些表格。她和莱茨的会面确证了她的担心公司要与她对抗。她知道采取外部行动是保护自己不被解雇的惟一渠道，现在她还没有这样做的勇气，但是她的简单要求要求公司制定性骚扰政策，要求不与史蒂夫共事却不知不觉发展成她为了工作和原则而进行的斗争。
10月3日，她请帕特和米歇尔下班后去她家一起讨论她可能面临的选择。洛伊斯为这次谈话录了音，因为她想记录下来帕特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否支持她把问题交给政府解决；她们认为她在诉讼中应当提出什么请求；以及帕特能从这件事背后看到什么。洛伊斯很快就确信帕特是坚定地站在她这边的。〃公司不理解什么是性骚扰，也不知道性骚扰会带来什么恶果。〃帕特说。
洛伊斯把人权部寄来的表格给这两位妇女看。帕特建议〃从头开始〃，〃从两年前在你与他共事一段时间，了解他的工作作风后开始叙述。〃
帕特告诉洛伊斯不仅要将此事向政府控告，还应该向律师咨询，考虑对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因此，你必须得到专业的法律意见，〃帕特说，〃坚持下去，他们正在考验你的意志。〃帕特担心如果洛伊斯不把控诉坚持下去，就会给大家传递错误信息，〃公司不采取任何行动，会给公司的男男女女以一种他们胜利了的假象。〃
〃听听那些女孩的谈话就知道，尽管她们是受害者，但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性骚扰，〃米歇尔说。
〃她们不知道那些家伙其实不能放肆地给她们起外号，〃帕特接着说，〃女人们必须知道，但男人这样做时，她必须一开始就跟他说'没门，从我眼前走开，我不能忍受这种行为。'如果她对这种行为不加理会，也从来不说这样的话，就和他一样有过错。〃
帕特答应，如果必要，她将陪洛伊斯前往位于匹兹堡的联盟总部递交控诉状，以确保能进入仲裁程序。她鼓励洛伊斯勇敢说出她的要求稳定的工作或更好的福利。〃我想你可能不会非常富有，也不会拥有这个公司，但你会给他们一个真正的教训，公司的管理状况也会因此而大大改善，〃她说，〃我认为，现在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公司已经把脚踢出来，如果你不采取任何行动，不给他们压力，他们将继续踢下去……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是名斗士，我知道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不要让任何人骑在你头上，因为他们得逞一次后，还会有第二次。〃
帕特和米歇尔回家后，洛伊斯坐在桌子旁，开始写下些东西，十个小时过去了，她才写了三页纸。她写到，公司〃说我摸史蒂夫的目的是引诱他，因此才产生了后面的问题，他们试图歪曲这件事。〃她还说，和莱茨会面时，他说〃丹·舒尔茨对此事的评价是，在过去的两年中，我非常喜欢碰与我共事的男人。（这很有意思，首先，那时我已经结婚，其次，当我做文件和印刷工作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呆着。）〃洛伊斯在控诉书的末尾签了名，后来又加上：〃我感觉，工作会随时从我身边溜走。〃
1984年10月5日，也就是她写完信的第二天，她在早晨上班的路上把信寄到了人权部。随着日历一张一张被撕下，日子也一天一天过去，后来，她听说史蒂夫辞职了。尽管那时矿山的所有矿井都裁员百分之五十，但史蒂夫还是在国家钢铁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传言说这份工作是公司替他找到的，〃她说。此后不久，斯坦·丹尼尔斯和莱茨以及杰伊把洛伊斯的控诉状交到联盟，诉状号是177－84。
一个星期后，当洛伊斯下班后到停车场取车时，发现四个轮胎都是扁的有人把气全放光了。
第一部分 走进远离法律的矿山第六章 抗争的开始（1）
1987年冬
根据等价的或恶意的工作环境理论，性骚扰可以构成性别歧视；法院还认为如果雇主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或具体的措施来阻止性骚扰，如制定性骚扰政策或教育骚扰他人的雇员等，无论性骚扰为何种形式，他们也应对此负责。
1987年1月21日清晨的气温仍然在零度以下，海伦·鲁本斯坦正在驱车由城市赶往矿山，四个小时后，她要和洛伊斯·詹森见面。一个月前，明尼苏达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海伦的上司，把厚厚一摞文件放在她办公桌上，并说，对于她这个新来的爱幻想的律师来说，这个案件再适合不过了。
海伦了解了事情的发展：首先政府经过初步调查之后，确认洛伊斯于二十七个月前提出的性骚扰指控成立。接下来就是安抚程序，政府要求矿上制定性骚扰方面的政策，对之收取六千美元的罚款，并向洛伊斯·詹森支付五千美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费。同时，公司无需承认它对此事负责。奥格勒比·诺顿同意制定性骚扰政策，但除偿付咨询费以外，公司拒绝赔给洛伊斯一分钱。其理由是，她在矿上仍然有工作，而史蒂夫已经被公司解雇，洛伊斯没有权利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尽管担心公司会随时解雇她，洛伊斯仍然拒绝接受奥格勒比·诺顿的提议。两方僵持不下，案件就到了律师事务所，悄无声息的呆了两年多之后才交给海伦去代理起诉。
这位年轻的律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幸运这就是吸引她学习法律的那类案件。三十八岁的海伦从法学院毕业才三年，但现在她在妇女自由运动方面已颇有经验了。1968至1972年之间，当她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学士学位时，她就已经投身于华盛顿的妇女运动和反战运动了。后来，她参加了在一位朋友家里举行的〃提升道德心〃聚会，她的生活因此而完全改变。很快，她就参加到维护道德的运动中，效力于一家大众化的女性杂志《向后看》，并在杜邦一家社区书店做图书销售员。
毕业后，海伦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市，该市有非常强大的社团以及全国妇女组织宪章，这种基层运动给她带来了很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