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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莉和格雷纳上了卡车，坐在后排，那两个男人坐在前排。但车并没有往大坑的方向开，而是转向了通向树林的漆黑而崎岖的小路，他们很快把车停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博勒问。
“他们让我们下车，让我们服务……霍罗谢克说我们要为他们服务。”“你认为那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想和我们发生性关系。”
那两个人先下了车，但雪莉和格雷纳一直呆在里面并锁上车门，钥匙就在车里，可是雪莉和格雷纳不敢把车开走，她们担心如果那样，这两个人就会否认刚才发生的事情，并告她们滥用公司的车辆。最后，当另外一辆火车经过时，这两个男人明白如果僵持下去，他们都会被困在那里，于是请求上车，雪莉和格雷纳很不情愿的把车门打开，他们就开车回去了。“如果你们当时在外面，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博勒问。“我想他们会强奸我们。”“你曾汇报过此事吗？”“没有，他是领班。”
雪莉作证说，那天晚上之后，她每天上班都在午餐饭盒里放一把刀子，每次在操控室时也会把门锁上，然后用一把很沉的铁铲顶上门。
雪莉还说，当她和格雷纳在传输带工作时，离她们最近的卫生间在北面的粉碎机室里，走过去要用很长时间，并且墙上都是乱写乱画的东西。另外，卫生间门上也没锁，有时当她们用卫生间时，男矿工会进来，不知他们是出于无心还是有意的。
不久，传输带附近就被安置了一个简易卫生间，这对雪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解脱，因为她非常不愿意在寒冷的冬天的晚上步行到粉碎机室。但有两次，她正在使用，卫生间被弄翻了，马桶里的化学药品流出来，把她的皮肤严重烧伤，此后，她再也没用过这个简易卫生间。一次，当她从简易卫生间爬出来之后，她看到一个男人在逃跑，但她没看清那人是谁。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四章 残酷的质证（3）
雪莉还作证说，另一个叫汉克·布朗的领班会定期去她的控制室，并用力把她拉到自己的大腿上，抚摸她。尽管她一直试图挣脱，但只有当他听到有人过来时才放开她。她威胁说要告他，他笑着说他会对每一个人说她勾引他。雪莉总是一个人工作，这也给其他同事以可乘之机，有个男矿工总是在她值夜班时来她的控制室并试图吻她。雪莉这个男人跟她说：“不要担心，我不会强奸你，我只想要你的嘴唇。”
当博勒问雪莉她的工作环境对她有什么影响时，雪莉说她 “恐慌”、“害怕”、“气愤”。博勒问她身体上有什么症状，雪莉说自从在埃弗莱斯工作时起，她就得了溃疡，并经常剧烈的头痛，此外，还做恶梦、失眠等。
午餐休息后是交叉询问，戈尔茨坦试图指出两点，事实上，这是他和斯图默准备对每位妇女都谈到的两点。其一是雪莉工作时的经历一定没有冒犯她，除一次例外———那个骚扰她的雇员得到了五天不许上班的惩罚，她没有就她现在抱怨的事情向上面汇报过。戈尔茨坦回顾了雪莉提到的每一件事，问她是否曾向上司汇报或投诉过，他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削弱雪莉的可信度。一位理性的妇女如果真的认为几乎要被领班强奸，那么，当她到了工厂的安全地带之后，不论害怕与否，难道不会向上级汇报此事吗？难道她们不会尽快把车开走，而把潜在的攻击者困在树林里吗？这些问题的言下之意是，为了得到钱，雪莉是否有可能在夸大甚至在编造这些事情？
戈尔茨坦的另外一系列提问则侧重于雪莉的焦虑和与压力有关的症状产生的原因。他问到了她两次均以离婚而告终的婚姻；她和其中一位前夫的关系，这个人曾虐待她并在好几个场合扬言要杀死她；她兄弟、父亲和继母的去世；以及她受雇于埃弗莱斯矿期间经常的裁员或裁员的威胁。他还详细问到了她的子宫切除手术及其他妇科疾病。
有些问题听起来很荒谬：1957年，面临的压力是否曾导致她头痛？1965年，她是否曾嗓子痛？而另一些问题则很刻薄。“你的兄弟死于1982年吗？”戈尔茨坦问。“是的，”雪莉回答。“他的死让你感到伤心吗？”戈尔茨坦想知道。“他是我的兄弟。”雪莉说。
最后，在五点钟时，雪莉终于被获准离开证人席，麦克纳尔蒂宣布休庭。第二天早晨，斯普伦格尔请雪莉·伯顿最亲密的朋友，玛里琳·格雷纳来作证。由于雪莉和格雷纳一起工作多年，她们在矿上的遭遇基本相同，骚扰她们的人也基本相同。交叉询问中，玛丽·斯图默站起来大步走向证人席。
“下午好，格雷纳夫人，我想你认识我，我曾于五月份经采集过你的证言。格雷纳夫人，在去埃弗莱斯矿工作之前，你几乎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是吗？”“是的。”“实际上，你是1954年从恩巴勒斯高中毕业的，是吗？”“是的。”“你说高中毕业后，你在伍尔沃思工厂工作，是吗？”“是的。”
“你说你在伍尔沃思工厂工作了大约一年，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是吗？”“我在伍尔沃思工厂工作了……是的，差不多一年，对。”
“那时，你得知自己怀孕了，对吗？”“请再重复一遍？”“你得知自己怀孕了，对吗？”
博勒认为这个提问与本案无关，于是站起来表示反对，但麦克纳尔蒂说反对无效。
“格雷纳夫人，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斯图默说。“哦，抱歉。是的。”“那时你还没有结婚，是吗？”“是的。”
“那时，这件事对你自己和你的家庭来说都是很可耻很尴尬的事情，是吗？”
格雷纳说不。但这个问题确实有分量。如果此事让她尴尬，那么这会导致她的压力和焦虑，也可能会对她造成心理伤害；
如果此事并未让她感觉尴尬，则表明她很无耻。
过了一会儿，斯图默问格雷纳：“去埃弗莱斯矿工作之前，
你就知道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有婚外恋，是吗？”
“是的。”“你是从你一个儿子那里得知此事的，是吗？”“是的。”“去埃弗莱斯矿工作之前，你要抚养四个孩子，是吗？”“是的。”
“去埃弗莱斯矿工作之前，你不得不靠救济金生活，
是吗？”
“我必须抚养孩子。”“那时，你很焦虑，也很沮丧，是吗？”“不。”
“在得知帕杜斯先生和那个女人有染之后，你很生气，并从此再也不信任男人，是吗？”
博勒再一次表示反对，但麦克纳尔蒂再一次驳回。“不。”格雷纳说。
“1976年，你甚至不知道如何去找一份工作，是吗？”“不，我知道。”
“你是和学生时代的朋友雪莉·伯顿一起去应聘的，是吗？”“是的，我也是自己去的。”“那时，她也刚刚离婚，自己抚养孩子，是吗？”
斯图默再一次达到了目的。开始几分钟里，斯图默巴格雷纳刻画成一个内心充满怨恨、痛苦、放荡的女人，在被丈夫背叛之后，她一直对男人怀恨在心；另外，她还很依赖和她一样痛苦的雪莉，其言下之意是这两个愤怒的女人可能为了报复男人并为了追求金钱利益而编造了这些故事。
这个星期的其他日子都大致相似。朱迪·加瓦勒星期四作证，梅维·梅基和丹尼斯·维斯尔星期五作证。在直接询问中，她们都对麦克纳尔蒂讲述了自己在埃弗莱斯矿的经历。朱迪讲了在衣服上发现精液的故事；梅基讲了自己被称做“老阴道”以及受到强奸威胁的事；丹尼斯·维斯尔讲了自己被取笑的事，还说当一个同事戳她的乳房和屁股时，她几乎把他的肋骨打断。
交叉询问过程中，每个人都回答了有关她们的性生活、婚姻、妇科病史、所爱的人的死亡、童年时的虐待、被忽视、疾病和伤害等问题。戈尔茨坦问朱迪她丈夫是否曾与她发生她不喜欢的性行为；在有人往她衣服上射精之前，她平时是否喜欢精液的味道。
博勒和沃尔斯基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对斯图默和戈尔茨坦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斯普伦格尔却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早在麦克纳尔蒂开庭之前，他对他们就没有太高的评价。“他们有权利为客户辩护，但他们所做的远远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他们的策略显然是打击这些妇女，使她们感到窘迫，并嘲笑法律程序，这种低俗真让人无法想象。”
真正使斯普伦格尔吃惊的是，麦克纳尔蒂竟然会允许这一切发生。“大多数法官都不会让他们如此侥幸；实际上，这种提问反而会使他们自己吃亏，因为它会使大多数法官厌烦，但麦克纳尔蒂看起来确实很喜欢这种提问方式。”
最后，星期五下午四点钟，法官宣布本周的听证会休庭，第一个星期的作证到此结束。博勒以最快的速度驱车两小时四十分钟赶到明尼阿波利斯，那天是她女儿罗西三岁的生日，博勒希望能及时回到家和她玩一会儿。但她到家时，罗西已经睡着了。星期六，博勒不得不在办公室呆了一整天。星期天，她、约翰和罗西匆匆忙忙吃完生日蛋糕，博勒又经历了辛苦的旅程后向北赶到了德卢斯。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四章 残酷的质证（4）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和第一个星期没什么不同。星期一，凯西·安德森作证。交叉询问时，戈尔茨坦成功地表明凯西精神疾病的很多症状，包括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都与她对药物的敏感反应有关。他还成功地扭曲了凯西的性格。谈到一位与凯西约会的男人时，戈尔茨坦问：“你们发生过性关系吗？”
博勒站起来：“反对，无关。”“有关系吗，律师？”麦克纳尔蒂问戈尔茨坦。
“法官大人，在安德森夫人的诉讼请求中，其中有一项是矿上发生的那些事情使她从此对性失去了兴趣……我只是想证明他们之间有关系，而且是性关系。”
博勒插话说：“法官大人，我反对。我不认为能有什么证据证明是在很久之后，她才对性失去兴趣……根据第四百一十二条，这是不允许的。”
“我允许你继续，律师。反对无效。”“你和他有性关系，是吗？”戈尔茨坦重复到。“是的。”
“1982年至1984年期间，你至少与其他三个男人约会并与之发生性关系，是吗？”
博勒又站起来：“法官大人，对这一系列问题，我全部反对。”
“我们会把你的反对记录下来。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博勒无事可做了。她后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在审判发生在埃弗莱斯矿的事或公司所导致的损害。“现在，是妇女们在接受审判。”
的确如此。他们能感觉到，麦克纳尔蒂对妇女们一天比一天冷漠；对博勒、斯普伦格尔和沃尔斯基也日益表示出公开的敌意；也越来越能接受斯图默近乎无休止的反对。“很明显，他根本不相信性骚扰法律，也不喜欢这些妇女，”沃尔斯基回忆说。但这些至少还是麦克纳尔蒂清醒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沃尔斯基解释说：“有时，他竟然会坐在法官席上睡着了。”
第二个星期结束时，博勒明白了两件事情：他们正深陷汪洋火海之中；对于经麦克纳尔蒂允许的对他们客户的侮辱，她和斯普伦格尔及沃尔斯基除了放弃之外，什么都不能做。
日复一日，律师们看着他们的客户仅仅是为了保护她们安全工作的基本权利，而被迫暴露生活中最私密的方面，这确实让他们很沮丧。“有时候，我甚至想到了放弃，放弃法律职业。”但博勒还是受到了客户的鼓舞。“在德卢斯时，玛里琳·格雷纳把孙女的一张照片放在身边，有时她会看着照片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她们都是英雄，”博勒回忆说，“在法庭上看斯图默问那些问题，确实非常痛苦，但也确实很受鼓舞。我想如果她们能承受这一切，我也能承受，而且必须承受。”
实际上，博勒尽力不把自己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当回事。“在听证会上我要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抑制我的感情———关于这些妇女、审判、被告、我的家庭和我离开家的感觉。我对自己说，‘你不能想今天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能想明天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