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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立起身，握着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第一次座谈会，于1978年2月下旬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如期举行。
这是没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圆桌会议。耀邦就坐在某个省委组织部两位部长之间的空位上，也没在他的座位前专门为他放一个写有“胡耀邦”三字的三棱白牌。事前他安排过：“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亲切。”他细心地听取各地汇报。
第一次座谈会结束时，耀邦向参加座谈会的以及中组部的全体同志讲话。他的第一句话后面是个问号：“为什么要采取座谈会形式？”
有人回答：“这是走群众路线。”
“对！”耀邦说，“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走得好，实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谈到会议主题时，耀邦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问题，一定要听取本人对有关情况的陈述，任何人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心和爱护干部，是我们党优良传统。对干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什么‘内控’、‘外挂’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敌人分割封锁，交通不便、活动艰难情况下，一时很难搞清问题，迫不得已地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至少，这是对革命工作、对革命同志的不负责任。
“请同志们来，目的只有一个：认认真真地平反冤假错案，切切实实地落实好干部政策。有什么十分难办的疑难案件，择其典型拿到这个会议上讨论研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求出一个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来突破我们面临的‘哥特巴赫猜想’……”
后来根据会议不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分歧意见，耀邦的讲话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近于同“两个凡是”的直接交锋。
据听过他这些讲话的同志回忆，他先后讲过这样一些问题：
全国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个冤案究竟牵涉到多少人？单是波及全国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冤案，在内蒙古自治区就有三十四万六千人遭殃，其中八万七千多人被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一万六千多人含冤而死……这么多的冤屈，都有待于大家去申雪。至于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级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强加的罪名，最轻的也是“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派工作组镇压革命运动”，其他的则都是“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还有成千累万的“五·一六”分子。“什么‘五·一六’？不就是那三个阿拉伯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不但平反这些冤假错案的进度微乎其微，就是与干部审查不沾边的、劫去“五七”干校劳动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国就以几十万计，这怎么得了？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不但要认真研究解决疑难案件，同时也要研究尽快解决这许多同志的工作分配。关于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必须打破专案工作的神秘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于历史上做过结论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饼的，必须予以精察细看，看看这个“翻”究竟有没有必要？如果原来的结论基本正确，组织部门理应维持；如果新发现的问题无关大局，也不能影响原来的结论。
关于会上出现的“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翻”的说法，耀邦说：依我看，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小平同志讲过，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孤立地、割断历史地对待毛主席的某一个决定和某一句话。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看：第一、毛主席很伟大——主要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哺育成长了一代又一代新人；第二，他也不是完人，特别在他的晚年，他也有缺点错误，有些缺点错误还不能说不严重，如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三，正是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些错误。
这就是对待毛主席的“三点论”。请同志们想一想：对待他老人家是不是可以用这“三点论”。如果这“三点论”可以成立，那么对过去的许多疑难案件，当初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定的批的，哪怕就是他老人家定的批的，或是他老人家“圈阅”同意的，只要是错了的，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个场合或范围弄错的，就在原来的场合、范围内平反改正，有的还得登报消除影响，不能含糊。
座谈会上有同志说：必须以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态度，来彻底纠正一切错误。
对于这句话，耀邦说：我举双手赞同这些同志的意见。因为我们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它是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得来的，是千百万同志和党外志士仁人用鲜血换来的。尽管在我们前进途中遭受过多少挫折，吃了无数的苦头，但我们也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善于倾听实践的呼声及时猛省，努力改正，力求避免再发生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错误，奋起扫除我们队伍中的一切阴暗面。如果仍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掩盖和否认已存在的错误，那么这种掩盖和否认，比那些错误本身更不可原谅。惟一的办法，在当前，就是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快刀斩乱麻，真打实着地干下去，不能再“口号喊得凶，干得很稀松”，更不可再干新的丧尽人心的事。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坚决冲破阻力，为所有在冤假错案中受害的同志奔走呼号，把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平反坚决办到底。同时要坚决反对落实政策中的推托敷衍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时刻警惕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幽灵。对于过去在“审干”工作中违反过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冤屈了一些好同志或犯有其他类似错误的人，只要认识了错误并表示坚决改正的，我建议“多换思想少换人”，团结起来迈大步！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永远不能设有任何‘禁区’！”
在座谈中说到“疑难”案例，大家说得最多最难办的，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人既强烈反对林彪、“四人帮”，又捎带批评了毛主席的一些错误或对毛主席有些怨声怨语。如有个人说：“我看林彪有野心，就像当年赫鲁晓夫一样，早晚会坏事坏在他身上。”“刘少奇、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中央有什么分歧，可以坐下来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为什么一定要打倒？”“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顶峰’，我就不同意。‘顶峰’，马克思主义还怎么发展？”“江青凭什么当中央文革负责人？”“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似的。这是搞迷信，很庸俗！”这个人被判了死刑。
有人响应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说了一些心里话。他对毛主席在“反右”中说的“引蛇出洞”、“阳谋”等等，表示“一度不够理解”；他认为我们的党“为什么不反对个人迷信？”这样的人，竟也被开除了党籍，判刑十五年。
有人极其强烈地憎恨林彪、“四人帮”疯狂地制造现代迷信，喊出了“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理由是：“党的领袖也是党员，共产党不要‘党皇帝’。”他还说：“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亡党亡国的路线。”“‘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斗，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后遗症已逐步暴露，后果将不可收拾。好人受气，坏人上台，党国全变。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艺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沿党的‘八大’路线前进！”这样的人，立即招来惨不忍睹的杀身之祸。
这样的案件，各地都有，有的多达数千起。罹难者中有干部、工人、教师、学生，也有职务较高的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他们都被冠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或“疯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凶恶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按照毛主席“圈定”的《公安六条》，多数均被处以极刑立即执行，轻的也被处以死缓、无期徒刑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以后，尽管这些受害者的遗属或幸存于囹圄的受害者本人不断地申诉要求复查平反，许多熟知其情的干部群众也为这些受害者大喊冤枉；但由于“两个凡是”论的出现，绝大多数办案人员都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区，谁也不敢贸然向前迈一步，致使这些受难者的亲属至今仍在痛苦的深渊中无力自救。有的父母双亡的孩子到处乞讨，有的老母亲悬梁而去，有的母亲整日在党政领导机关大门前发出撕肝裂肺的冤喊，有的全家绝望至极而全都服毒自杀……
每述及这类冤情惨景，叙述者往往饮泣哽语，听者几乎无不动容且泪水涟涟。但对这类“疑难”大案，究竟如何了断才更情理俱合，座谈者又往往面面相觑，莫衷一是。
对此，耀邦所说却出人意料的简单。他说：对待所谓“恶毒攻击”和发表不同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意见，应有严格而科学的区别。严格这种区别，就是探求真理。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追求认识的发展上，永远不能设有任何“禁区”；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停步不前了。我们的同志绝不能作茧自缚，在真理面前设下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不可逾越的“禁区”……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都知道，耀邦的理性思维领域里无禁区并非自今日始。自从林彪当年摇晃着“小红书”，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时，身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的他就对一些人说过：“他那种‘突出政治’就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地突出鼻子！”后来个人迷信之风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动辄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时，他又不止一次地对许多青年人说：“人能活到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我们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个人。《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赵钱孙李’，赵家排在第一位，我们能碰到姓赵的就磕头吗？”
甚至早在1955年11月的一次小范围的讲话中，他就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喊‘毛主席万岁’呢？人是不能活到一万岁的。”“世界人类已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积累了多少科学知识，对此任何一个人不可能都懂得，处理任何事都有最正确的办法。”
因此早在那个年代，这位平生博览群书、苦读强记的人，就号召青年团干部既要读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也要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世界名人传记等等，而不是专读毛泽东一个人的书。
许多人还知道，耀邦的这种勇气与真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才十一岁，就在学校里担任了少先队队长和宣传组长。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耀邦的家乡浏阳，并在文家市学校的草坪上向一千多名红军战士讲了话，说是“小石头总有一天要砸碎大水缸。”当时十二岁的胡耀邦和同在一个学校读书的表兄杨勇，都爬到学校的围墙上，观看了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场景，毛泽东的这番演讲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如果他不是只有十二岁，个头儿又小，红军不肯带他走，不然他那会儿就成了红军了。
1929年冬天，刚满十四岁的胡耀邦就参加了共产党，第二年终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历经了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又从延安到北京，在迭享胜利的欢乐中也累遭种种磨难，但他一直保持着一个革命家的充满激情的思想境界。他的每次讲话，嘴上说的，手上比划的，都体现着一种忠诚。而在历经苦难的中国，对党和人民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