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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素萍，一位忠诚干练的老同志。革命战争年代，她就担任过太行兵工厂的党委书记。她急忙答应耀邦：“这就去。”
当天下午，贾素萍一行四人就去探望了无家可住而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第二招待所传达室，贾素萍一见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者”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便十分热情地上前问候，并伸出手：“薄一波同志，您好！”薄一波顿即感动得涕泪交流。十多年来，不少的红卫兵、专案组无数次地对他调查审问，从不称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更没有任何稍稍过得去的结果；而此刻站在面前的中组部派来的贾素萍等四人，不但亲亲热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是奉耀邦部长的委托特地前来探望他的，所以他激动异常。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贾素萍说，“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么样？”
“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
边说着，薄一波就把贾素萍他们请到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一吐十多年来的悲愤和夙愿。
从此，贾素萍一行四人冒着盛暑，在京城到处奔走。他们找到了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孔祥祯等多人并逐一交谈。孔祥祯在交谈中指着自己已经残废了的双腿说：“过去红卫兵和专案组的人多次来，口称调查，可是比审讯还凶。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全不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双腿都整残废了。他们后来再找我‘调查’时，我就不再同他们谈一句话，给他们吃闭门羹！这次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8月上旬，贾素萍一行飞到了安徽合肥。一下飞机，江淮的炎热使他们好像突然掉进了蒸锅一样，但他们还是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找到了刘澜涛 。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从西安被揪到北京，关押审讯了八年。1975年5月28日，他虽然被从监狱中开释出来，但专案组仍把“叛徒”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给他自由，不许他和任何亲友见面，并逼迫他“下放”安庆。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以表明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志。现在见到了“党员之家”派来的人，让他倾述他们当年在敌人的监狱中与敌人的斗争，以及他的一家在自己人的“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富有理智而坚强的刘澜涛不禁热泪滚滚。他热诚地要用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菜豆角亲手做菜，招待贾素萍一行。贾素萍说任务紧，婉言拒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仆仆风尘地赶到淮南去见安子文。
被幽禁于淮南的安子文，面对他在“文革”前做了十多年部长的中组部来的同志倍感亲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拧掐，遭受过许许多多的迫害与凌辱，以及康生们强加的“叛徒”罪名，原以为人们早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或仍然对他歧视敌视，谁知贾素萍一行不仅带来了部分同志的关怀与问候，还带来了平反冤案的希望。他刹那间苦屈难诉，呜呜痛哭不已。
贾素萍一行结束了在安徽的调查访问，又快马加鞭地赶到山东、天津和吉林，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我们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伊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患了心脏病。写证明材料的同志也争分夺秒。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如律令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耀邦家。
耀邦连忙挑灯夜读。这一段时间，耀邦不但常常夜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归来，他都立即听取他们的汇报，认真阅读他们写的每一份调查材料，在这些材料上先后批写了这样一些字句：“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
随后，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如何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复查报告。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中南海里的短兵相接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
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
正因为这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历来不爱宣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胡耀邦，这次却特别请来政研室和干审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儿呢，你还送到门上去？”
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林彪、“四人帮”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个人崇拜，对全党全国造成的危害之大之重之深，难道还不够吗？
耀邦说到这儿，在座的有人说：您说的都很对。但是现在，人家既然一直强调“两个凡是”，就会说我们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标准”文章出来时就已经这样大说特说了。对这种谬论的反驳，我们也得想得周全些。
说得对。耀邦说：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两个凡是”论者是有原则区别的。对待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绝对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
这次谈话后，一连数日，在中组部的部长办公室，耀邦都抽出一点时间，向政研室的苗枫林等同志口授全国信访会讲话的主要内容，委托苗枫林起草讲话稿。
对耀邦的这个讲话，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因而在起草过程中，他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而无懈可击。等把稿子弄好送给耀邦过目时，他又一次劝阻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耀邦一听，不免有点气，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谨小慎微。”苗枫林请耀邦再考虑一下，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这一边，人们忙忙碌碌，心情欢畅；另一边，有人气得咬牙咯咯响。
9月11日，就在全国信访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刚刚印出了复刊第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刊有《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遭到了查禁。因为，文内有这样的小插题：
林彪、“四人帮”是现代迷信的制造者；
现代迷信是新长征路上的一大障碍；
站在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
文章提醒广大青年：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现实告诉我们，科学与迷信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不但现代迷信妖雾未散，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再出现借“高举”以营私的政治骗子，很难完全避免以更新更巧妙的形式出现的现代迷信。为坚持真理而勇敢斗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永远需要的……
很显然，这也是犯了“两个凡是”、“永远高举”的大忌的。汪东兴火急下令禁止发行。有些火爆不服气的青年人急得没法，把这篇文章和《春风吹又生》的复刊词贴上了西单民主墙，还有人搬请共青团中央的元老邓（颖超）大姐出面表示深切关注这件事。一位开国老将军也为这件事给《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打了电话，这位同志回答说“是汪（东兴）副主席执意要这么干”。气得这位老将军把电话一掼：“什么副主席？”这时，汪东兴才很不情愿地，为这本青年男女广泛喜爱的杂志的发行开了绿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一文。
9月18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耀邦从从容容地走上了怀仁堂讲台，并发表了那篇讲话。台下掌声连连。他一回到中组部，一直提着心的苗枫林，急忙迎上去问耀邦的秘书张耀光：“讲得怎么样？”张耀光回答了三个字：“很对劲！”耀邦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
“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按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耀邦讲话全文登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许多代表都傻了眼：耀邦讲话的精髓——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牍，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负责会议日常事务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说，他没有权力删改主持会议的中组部部长的讲话。耀邦遂找这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问：“你这是何用意？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这位同志说：“这是汪（东兴）副主席让删的。”耀邦转身就走，没说第二句话。
会议闭幕，汪东兴同志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散了会，9月25日，耀邦找汪东兴等同志讨论这句话究竟有何不妥。被询问的同志中有人反问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
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对方哑然。
过了些日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