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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而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对自己的一再申诉似乎无动于衷，凭什么要把自己列为“党外人士”？就凭自己入党近二十年来须臾未敢疏忘过的党格，也不能去参加这“党外”的座谈会。
第三次，又送来了通知，并有系总支的一位同志当面动员：校党委三次请你参加座谈会你都不去，这不太合适。这样，他才老大不情愿地跟了去。
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还在北京城内铁狮子胡同原来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后改称张自忠路三号的大院内。到了会场，校党委书记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老套套又说了一遍，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真正的党外人士发言之后，葛佩琦才站了起来。他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这是1957年5月24日。
5月26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头条，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在23日和24日，连续召开讲师以上教师座谈会的消息，引题为《克服教条主义、宗教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大字正题为《中国人民大学赶快前进！》，文后对衬的标题是：《教师继续座谈，踊跃提出意见》。
文中共有五个小插题，比较详细地报道了八位教授、讲师的发言。前四个小插题是：《不要骄傲自满》，《在学术上要充分发挥独立工作精神》，《教学和科学研究不能凭“人海战术”》，《对几个共产党员的批评》——其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党员教授、系主任在学术上不民主、存在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说：“近百年来，中国的科学是落后了；在座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你们是否感到惭愧？”
最后一个即第五个小插题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其全文是：
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做的事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他接着提出：现在学校领导上总爱说这个公式：大家意见很好，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解释清楚。他认为有错就应该承认，当不了校长可以自己申请调动，自己造成的错误应该自请处分。今天不是再用这个公式的时候了。
对《北京日报》的这一报道，葛佩琦没有提出意见。虽然摘发得生硬、不周全，但这和一些领导人也常爱说的“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的忧党忧国忧民之情，并没有本质之不同；而且“群众为什么对我们有恶感，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好”，显然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他顿即觉得炸了头。因为它断章取义横加篡改地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6月8日全国正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5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道，并用醒目的小黑体列了五个小插题。其中四个小插题都是某某人说的一句话，都是一般的批评建议，如《杨承祚说，人民大学各级领导应职责分明》、《周作仁说，人民大学要克服宗派主义》、《庞景仁说，我认为办好大学，首先应该教授多讲课》、《曲学文说，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做了很多工作》；惟有第五个小插题不但长了好几倍，而且内容完全是攻击谩骂——《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在这个小插题之下，说葛佩琦论述了这样一些话：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
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他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这是组织给他的任务。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笔者不厌其烦地将这些读来颇不通顺的文字几乎全部转录于此，就是想让今天的读者看看，当年一些人为了“政治”的需要，是如何地断章取义，故意地曲解人意。
6月5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了《我反对葛佩琦的观点》一文；6月6日和6月7日，又接连刊出四篇“读者来信”：《老百姓没有委托葛佩琦发这样的言》，《葛佩琦的发言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群众生活水平没提高吗？》
6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第七版，就有《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要跟葛佩琦划清界限》的长约三千言的报道，六个黑体字小插题中的三个都提到了他的大名：《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汪金丁说，要同葛佩琦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划清界限》、《赵玉珉表示坚决反对葛佩琦的观点》。在《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的那一段说：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也许葛佩琦在那一段日子里，没有注意到《人民日报》5月31日至6月7日那几篇等于率先对他进行公开揭露的报道和批判文章；当他一看到6月8日的《人民日报》，他的脑袋瓜就更大了！他知道就是在那一期断章取义横加篡改的《人大周报》刊登他的发言全文中，也没有这样一段话。因此这就不只是断章取义横加篡改，而是实实在在的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并于第二天上午亲自送给了《人民日报》社，信的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段报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那时候，除了别有所图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处于人人自危、自保平安的惊恐中，对“右派”的批判揭露只能火上浇油，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为“右派”澄清片言只字。《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对他的批判更加连篇累牍。6月14日，该报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发表了三篇外地批判葛佩琦的报道，同时刊发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6月15日，又登出著名人士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的言论发表些意见》。6月16日，在《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的大标题下，不但有《农业劳动模范痛驳葛佩琦》的小标题，在《复员军人号召保卫革命果实》的那一段，还说“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说共产党员‘无恶不作’”。6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发了新华社的报道：《人民大学教授抨击葛佩琦王德周》。6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座谈》，大批葛佩琦。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按不住心头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总标题下，老苏区人民、河北一农业社农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会或谈话，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
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如此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分子”。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苍天可鉴：他被抓进了“党的监狱”
那是1957年12月24日深夜。嘭嘭的敲门声把葛佩琦惊醒。一位穿便衣、两位着警服带着手枪的人被让进了书房，问清了姓名便掏出“逮捕证”。他问为什么要逮捕他，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反革命”。他说“我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来人说：“有话以后再讲，你先签字吧！”他在“逮捕证”上签了字，便被一副闪亮的手铐铐住了双手。然后便开始了查抄。衣箱、书箱、橱橱柜柜，都搜了个遍。当他们搜出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掩护自己真实身份时穿的国民党的军装、骑在缴获的日本战马上照的一张相片时，他们高兴得大叫：“这不是反革命的证据吗？”
查抄完毕，天已拂晓。他戴着手铐，扛着行李，上了公安局的吉普车，被押进了一所监狱。
这监狱坐落在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胡同，人们叫它“草岚子看守所”，原是国民党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当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就在这里被关押过。他被关进了没有十平方米的监号。门上有个高约三厘米，横约十厘米的长方形“窥孔”，内有一张木板铺可睡五个犯人，屋角有个大尿桶。每天除“放茅”（上厕所）、“放风”（跑步）外，不能出监号寸步，吃过一个小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和一块咸萝卜的早餐，指导员找他谈话：只要坦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第二天，同一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