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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尿血的老二押回学校，扔在一间黑屋子里，派人日夜看守。被毒打后的老二发烧尿血，也没人给一粒退烧药。一天夜里，下着小雨，“奉命”看守的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属“红五类”，平时还是与老二相当要好的同学。他借着夜幕的掩护，把老二放出了黑牢，叫他赶快去海淀医院检查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
但他一步也走不动，只能在雨地里慢慢地向前爬。半路上，碰到一位下夜班的工人老师傅，得知此情，连忙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给他指点了去医院的近路。到了医院急救室，被简单包扎了一下，他又继续在雨中爬，爬到了北京大学，才住进了北大校医院。仔细一检查，是严重的肾外伤，怪不得一直尿血。
灾难并没有到此为止。葛佩琦的二哥葛畔瑜也被抄了家，二嫂被活活打死；二哥被遣送回山东农村，生活无着，有病没钱治，很快也惨离人世。
“造反有理”的人们又把大女儿历次获得的数学竞赛、物理竞赛的奖状也都撕得粉碎，并把“革命”的矛头指向北大附中的校领导，说他们特别热衷于培养“反革命大右派”的子女；根据仅仅是：1964年大女儿北大附中高中毕业时，老二和老三也都是北大附中的学生，一个在高中一年级，一个在初中二年级。
有人说，政治的疯狂，造成无数家庭的悲凉，这是一个缩影。
此话千真万确。
1975年，葛佩琦被“宽大”出狱，他和朱秀玲也未敢复婚，因为男方的头上还扣着“大右派”、“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这几顶吓人的大帽子，一旦复婚，子女们必将更加遭罪。
但是骨肉亲情，是任何权势也泯灭不了的。1976年春节过后，为了不影响母亲养病和弟妹们的前程，大女儿毅然承担了接收父亲的重任。她向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她的父亲从山西回到北京后，不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虽然她的小家庭只有十平方米的住房，而且她本人又面临分娩。有关方面这才同意葛佩琦回到北京。
3月26日，山西省劳改局一位干部和一名护士，把葛佩琦送回北京，住入崇内旅馆，大女儿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同志的电话，即刻带着弟弟赶到了旅馆，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父亲接到她曾工作过的北郊清河镇附近的一个农村。在那里，大女儿早已为父亲向一位农民朋友借到了一间房子；她的堂姐葛春梅，即已经夫妻双亡的葛畔瑜夫妇之女，正在这间屋子里安置床铺，使大难不死的葛佩琦，一回到北京就有了栖身之地。然后经过将近一年的奔波，他又通过了户口、粮票、住房三个关口，搬进了北京城内的这个大杂院，一个已迁走的人家原来放杂物的八平方米小屋。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患难时，我们认识朋友！”
这个大杂院，原住的十五户人家，有十四户是工人家庭；另一户男的是中学教师，女的也是工人师傅。在葛佩琦即将从北郊清河搬来之前，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和居委会的干部来到这个院子向众人宣布，有一个“老右派”、“国民党少将”、“要杀共产党人”的人特赦出来了，要住到这里，大伙对他应该划清界限，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可是，这院子里的工人阶级，偏偏不把这些“至理名言”放到心里去。当他们看到这个孤老头儿，有气无力，白发满头，慈眉善目，对人挺和气，可是连手中的钞票是多少钱都看不准，更分不清粮票与油票，等于是一个睁眼瞎，他们个个都待之以同情与关照。其中尤为紧隔壁的一家男女老少，对他格外好。
这家户主名叫李学俭，河北省吴桥人，供职于南口暖瓶厂。他的爱人老赵主要操持家务，得空也去街道上帮帮忙。他们的大女儿李炳芬，是这个大院里惟一的共产党员，在另一个街道工作，大儿子李炳洲，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十二中学上初中；小儿子李炳海，还在读小学。这全家人都有杂技之乡的那股灵巧豪爽之气。对葛佩琦在自己的儿女和侄女春梅于夜静更深或公休日来照料之外的一切生活琐事，他们一家都包了。
大院里没有厕所，人人都得去大门外小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弯弯拐拐二百来米远。不论刮风下雨，冰天雪地，炳洲、炳海都乐意为葛爷爷当“拐棍”；就是在夜晚，只要葛爷爷在自己屋里喊一声“炳洲、炳海”，总有一根“拐棍”应声而至。
生炉子、封炉子、支蚊帐、上街买东西，也都是炳芬、炳洲、炳海的事。
葛佩琦住医院，炳芬让她的爱人李国强带着水果去探望。
一天，李学俭师傅从百里之外的南口回城度厂休，赶忙在葛佩琦的小屋里装了自来水管，使他用水更方便。
日常李师傅改善生活，包饺子、红烧肉、炖鸡汤，炳洲、炳海妈都趁热端来一碗……
春寒料峭的一天上午，大院里出现了一个老者，他就是李逸三。1957年整风“反右”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亲耳听过葛佩琦在学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认为，葛佩琦当时说了一些“带刺”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多少年来一直未能恢复他的组织关系。但在校党委决定把葛佩琦划为“极右分子”的时候，在党的“反右”纪律的政策下，他也违心地举了手。后来，他虽然坚决反对把葛佩琦当做“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再后来又被调离了中国人民大学，然而对那一次的违心举手，一直深感对不起葛佩琦而难释于怀。葛佩琦搬进这个大杂院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而且还住在京城东南部的劲松小区，也风尘仆仆地来到这个大院，看望葛佩琦。后来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要来一次，每次来都给葛佩琦捎来一些水果点心、零花钱、粮票，以及对葛佩琦至关重要的信息：
胡耀邦主管中央组织部了，恢复了“党员之家”的传统，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排着队去上访，有冤伸冤，有苦诉苦；
中央五个部的代表在烟台开了会，决定为所有还没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去帽子，也可以为少数错划的平反改正；
中央又发了个文件，对凡是被错划的“右派”错多少就改正多少，不受人数的限制，不划框框，完完全全的实事求是……
每一次传达了这些好消息，李逸三都鼓励葛佩琦上访。但葛佩琦认为自己的问题非同一般，他的身上也压着“三座大山”——“右派”与“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如果不把这“三座大山”都搬掉，他休想回到党内；而要把这些“大山”一一都搬掉，又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为慎重起见，他还要“再看看”。
当然，他说的“再看看”，是指对党中央领导部门的上访而言。他觉得，自己的一切祸害，根出于中国人民大学，要上诉，也得先从人民大学诉起，犯不着贸然直奔党中央。在李逸三向他透露了党中央决定为所有错划右派都改正平反的消息后不久，他就去了人民大学。
那是1978年国庆节前后。他跌跌撞撞地去了西郊人民大学人事处，谈了谈对自己的“右派”问题如何改正的设想。未料到，人事部门对他仍然冷若冰霜。不得已，他又去拜访成仿吾老校长。仿吾老询问了他这廿年的情况后，表示将把他的报告转给学校人事处。
过了几天，他又去了人事处。得到的回答是：你的报告是转来了，但成校长没在上面批一个字，我们没法办。
这时，他才横下一条心：去党中央上访！
去党中央上访，非同小可。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得认认真真地准备上访材料。他戴起一千多度的近视镜，吭哧吭哧一笔一划地写，写了一份又一份。
当时，大街上还没有什么打字复印店；就是跑遍全城找到了两家，他也付不起那些钱。这时候，又一批“患难知己”——大杂院附近的青年工人马长辉、赵端钧、刘汉如出现了。马长辉白天上班，夜晚帮助誊写，多次都按时誊好，一共誊写了一百多份材料，字字楷书，一字不错。赵端钧和刘汉如配合李炳芬、李炳洲、李炳海姐弟，帮着换煤气、买蜂窝煤、看病拿药，从不嫌烦。赵端钧的爱人小杨，每逢过节，总请葛佩琦到他们家去改善改善，期望他能有写好材料的精神……
“在欢乐时，朋友会认识我们；在患难时，我们会认识朋友。”——这是澳大利亚当过农民、淘金工、翻砂工的作家托·姆·柯林斯的切身感受。历经了十八年苦难的葛佩琦，也不禁从肺腑中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上访“党员之家”的中组部，他感到春风扑面，的确换了人间；但人民大学还在闹“倒春寒”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落下了帷幕。彭德怀元帅、陶铸、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平反——毛泽东错误决定或首肯的这些全国、全世界的重大冤案的彻底平反，陡增了葛佩琦力争平反自己历史沉冤的信心。12月25日，他就去上访中央组织部。
那时中央组织部的北院墙外，就是灵境胡同。在胡同中间开着一个小门，就是中组部信访处的接待站，通向中组部后院。葛佩琦摸到那儿时，胡同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上访队伍。轮到他去领登记表，接待的干部问他姓甚名谁，他一说出那三个字，立刻就有好几位上访者走了过来问长问短，有一人还惊喜地说：“没想到你还活在人间！”
他领了一张上访登记表和一个何时接谈的号码：按照这个号码，他得回家等三天。一位上访人员对他说：“你遭的罪比我重，眼睛又不好使，不能再来回折腾了！我的号码一会儿就可接谈，咱俩换一下，你先谈。”
他对这位好心的“同是沦落人”谢了又谢，把这个号码和填好的登记表交给一位接待人员。这位接待人员看了看登记表，连忙问：
“你就是1957年的葛佩琦？”
“是。”
“好，你先到外面等一等！”
葛佩琦挤到了外面，心里不免有些嘀咕，我这个1957年“大右派”到处受歧视，难道上访也要低人一头不成？
可是不一会儿，那位接待人员就叫他进屋，对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
葛佩琦大喜过望，接待室内外更是议论纷纷。有人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打发到后门来的，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
“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有人大声接茬说。
葛佩琦到了前门传达室，传达室的同志对他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一位女同志让他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一面请他在沙发椅子上坐下，一面给什么地方打电话。过了约莫十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女干部，请葛佩琦进了里间会客室。她先给葛佩琦倒了一杯茶，问了他的住处和生活情况，然后才说：领导要接见你，但今天开会去了，你后天上午再来。
12月27日上午八点，葛佩琦准时到了中央组织部。宣教干部局下来一位同志，把他接到中组部大楼上的一个会客室。片刻，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就来到了会客室。他一进门，他和葛佩琦热烈握手，并十分亲切地说：“葛佩琦同志：这许多年，你受苦了！”葛佩琦顿时觉得一股热泪要夺眶而出，因为这是自从沈阳、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之后，三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党组织的一位负责干部称他为“同志”，还说他“受苦了”，这对他可真是“换了人间”！
郝一民询问了他的出狱经过和回北京后的情况，然后说：“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切，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葛佩琦当即陈述了自己的历史经历和1957年的蒙冤经过，提出了三点请求：一、请求恢复他党组织关系；二、请求改正把他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三、请求为他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后的冤案。
“好的，”郝一民说，“请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给我们写一份材料，我们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处理。我个人的意见，你最好先要求解决错划“右派”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恢复党籍。”
“你说得对。”葛佩琦说。“但是，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