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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揭发的人是谁？据“揭发”人说，他叫丁溪野，他还组织过“伊玛尼委员会”、“和平党”、“回教青年反共同盟”、“保卫伊斯兰教委员会”、“伊斯兰同盟党”等反革命组织。他就是“伊玛尼党”的“党魁”。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哈尔滨市建设局工程处处长；抗美援朝开始，他又担任了抗美援朝一一二工程队政委，正率领这个工程队在朝鲜前线抢修肃川飞机场。他的三弟丁铁石，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冀中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支队司令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参与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坦克部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军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由于技术部还没有正部长，丁铁石就是这个部的最高领导，而他就是“伊玛尼党”的军事负责人。他的四弟丁坚，正在担任哈尔滨市财政局副局长，是“伊玛尼党”的首要骨干分子和财政负责人，……
写这封检举信的人，名叫韩道仁。抗日战争中，他在冀鲁边区担任过《正道报》总编辑，与丁溪野在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共过事。写了“检举信”以后，他竟然混了个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副厅长。尽管在1942年的一次战斗中，他被汉奸队俘虏过，并有过变节行为，但在写这封检举信时，他当然不会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而只能以攻为守，转移视线，就不会有人再注意他的“往事”了。
公安部接到这封检举信，立即把这个立为“族字三号”大案，展开深入细致的广泛侦查。首先想到把丁溪野从朝鲜前线“调回”，予以秘密逮捕，同时对丁铁石、丁坚也予以审查或拘留。于是侦查网撒到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黑龙江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三百余人尽收网底。“案情”弄得越来越玄。其中“入网”人数最多的，就是被检举信称做“伊玛尼党核心”的、“混进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丁氏大家庭。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不是“伊玛尼党核心”，而是一个崇尚正义的回民大家庭
这个家庭确实相当大。
“九·一八”事变后，全家老少三代二十余人，就由辽宁本溪市流浪到北平，多人参加了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
事隔十六年——即1951年被韩道仁称做“伊玛尼党党魁”的丁溪野，“一二·九”运动时已经三十又二岁。他幼年读过私塾，由于家境贫穷而辍学，小小年纪就去本溪湖煤铁公司当了个勤杂工，尔后才上了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当了几年穷酸的小学教师。其时日寇的魔爪几乎伸到东三省的每一个角落。抗日爱国的热血，把他推进了东北讲武堂第十期工兵科，毕业后被分到东北军第七旅当少尉排长。“九·一八”事变，第七旅等部队正随着少帅张学良驻在关内。丧权辱国的不抵抗主义，使丁溪野怒火填膺。第二年，他就毅然脱离东北军，拟筹建《清真日报》，召唤回族同胞参加抗日；筹建未获成功，遂去北平安河桥小学教书。
“七·七”事变，他率领学校的孩子们上街宣传、募捐、慰问伤兵，卷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丁溪野的三弟丁铁石，是后来被韩道仁称做“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的，这时还是一位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九·一八”事变举家逃到北平后，他与四弟丁坚，都在张学良专为东北流亡学生举办的“东北学院”中学部学习。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完全屈膝于日本强盗，与其签订了《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五省大部主权，日寇不允许北平存在任何抗日团体。抗日情绪极为强烈的“东北学院”大学部后改称为东北大学，大部被迁往西安；中学部改称为东北中学，迁至河南、湖北交界的鸡公山。不管走到哪儿，丁铁石、丁坚兄弟的抗日决心，都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坚如铁石。“一二·九”的风暴推到了鸡公山、武胜关，他们和全体同学涌上街头，走向农村，成了抗日救亡的一股生力军。丁铁石为全校学生会游行示威总纠察队负责人。
1936年夏天，丁铁石在全校最早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出任“民先”区队长。他不断地“滚雪球”，使高中、初中总共只有八百多位同学的学校，就有一百五十多人成了民先队员，其中包括读高中一年级的他的四弟丁坚。
卢沟桥烽火起，正值高中毕业的丁铁石，率领三十多位同学去山西太原参加抗战，其中大部分加入了东北籍共产党人刘澜波成立的东北救亡总会。当年9月，由东北救亡总会举荐，去五台山朱德总司令直接指导的八路军随营学校学军事。当年12月，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分区，历任政治教员和副连长。1938年2月1日，在河北曲阳县孙家庄与敌寇的生死搏战中“火线参加中国共产党”，没有候补期，随即担任连队政治指导员和营的政治教导员。
这时，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回族军官马本斋，率领回民义勇军参加了冀中游击队的回民教导大队，1938年6月，又与人民自卫军的回民干部教导大队合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1938年8月，丁铁石遵从党组织的委派，到这个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主任，做马本斋的政治引路人，并从政治上根本改造这支部队。同年10月，根据党的指示和工作需要，丁铁石和政治部特派员刘世昌，介绍马本斋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这时，已在民族解放先锋队做过小组长、小队长和东北“民先”执委会委员的丁坚，也坚加了冀中回民教导总队，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不久，由于他具有出色的组织才干，被冀中军区任命为定县、无极、藁城、新乐县的扩军工作团团长和新兵第一团团长。
11月，丁氏大家庭留在北平回民集居地牛街的男女老少，也全都由冀中党组织派人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老大丁溪野参加了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的民运干事；年仅十一岁的侄儿丁天真，也参加了总队的宣传队。
1939年7月，丁铁石建议，经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批准，“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冀中军区回民支队”，以后“回民支队”威名广扬并永驻史册。
1939年年底，冀中区党委决定在天津以南津浦路东开辟新的根据地。由于日寇和充当汉奸的国民党部队的严密封锁，冀中区党委对那一带的情况十分生疏。他们决定从回民支队抽调一名有独立活动能力的回族干部，去那儿运用许多回民集居点的有利条件打开局面。回民支队领导当即推荐丁溪野作为最合适的人选。当时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有文化，懂军事，社会经验丰富，且仪表堂堂，又留有回民群众所崇敬的阿訇式的大胡子，肯定会完成这个艰巨任务。
这一推荐，立即被冀中区党委所接受。区党委书记黄敬，行政公署主任李耕涛，联名正式任命丁溪野为沧县县长，并颁发了委任状。
1940年春节过后，丁溪野得到青县地区爱国阿訇田学深、刘凤祥的鼎力相助，通过沿途清真寺和回民中的可靠朋友，顺利而不无惊险地过了敌伪一道道封锁线和大大小小的据点，抵达了沧州地区。这会儿，丁溪野才知道，这里已经建立了隶属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冀鲁边区。他从夹衣层中取出了冀中区党委和行政公署的委任状，受到了冀鲁边区党委代理书记李启华和军区政委周贯五的热情欢迎，边区的《烽火》报也刊登了一条新闻：回族爱国志士丁溪野莅临沧州地区。
随后，他向李启华、周贯五等人详细介绍了冀中回民支队和回民建国会的成立经过，回答了他们都迫切需要明了的团结回族民众共同抗日的理论认识问题。丁溪野说：“建立冀中回民支队的实践证明，这对于发动回族群众参加抗战，打击日寇与回奸，都有着其他抗日部队所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
李启华、周贯五等人，听后频频点头，当即以冀鲁边区党委的名义决定，抽调回族中共党员王连芳和刘震寰，到冀鲁军区与丁溪野相会，共同筹建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和回民支队。
1940年7月20日，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正式成立。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十三周年，冀鲁边区回民支队也正式成立。王连芳为回民救国总会主任兼支队政委，刘震寰为支队长，丁溪野为总会宣传部长兼第二分会主任。
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丁溪野，活动于津南、海星、新海（即今黄骅县）等县环境最为艰苦的游击区。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经他走村串户发动参军抗日的回族青年就有三百多人，并发动不少汉族青年参加回民支队。另外他还直接领导第二分会组建了一个游击中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同时发动回民群众生产自救，自力更生改善生活。同时还创办小学和读书识字班，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宣传抗日救国，狠狠打击回奸和汉奸。从而他在回汉族群众中都深负厚望，人们称他为“丁大胡子丁阿訇”。
1943年春天，日寇大举进犯冀鲁边区，环境异常险恶。冀鲁军区政委周贯五，为了丁溪野的安全，把他介绍回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中共晋察冀分局都驻在河北阜平。丁溪野从津浦路东越过了津浦、平汉两道封锁线，到达了阜平温泉。适逢晋察冀边区正要在那儿召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中共晋察冀分局遂邀请丁溪野为国民代表之一出席了参议会，并被选为参议员。
时值日寇频繁“扫荡”，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敌占大城市的地下斗争，发展党组织，建立地下军。中央委派韩光到晋察冀分局，成立了一个东北工作委员会，从各个军分区挑选优秀共产党员深入敌占城市，在敌人心脏里发展组织，等待反攻时机里应外合，消灭敌人。韩光与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刘仁，共同负责这个东北工作委员会。他们考虑到，东北的回民也分布广泛，遂在委员会下增设了一个回民工作部，将已在晋察冀党校学习了将近一年的丁铁石调来，负责这个工作部。
1943年5月，丁溪野由韩光和丁铁石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即被派去河北易县接近敌占区的边缘地带水头村，建立了秘密联络站；接着他又潜入北平城，在城内北沟沿清真寺李阿訇家和牛街回民萧德福家等多处建立了联络点。这些个联络站和联络点，负责护送去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并接送从北平投奔抗日根据地的统战对象。其中把英文版《古兰经》翻译成汉文的北京师范大学李铁铮教授等人，就是丁溪野自己冒险接送到晋察冀根据地的。
与此同时，丁溪野派遣刘殿云阿訇去哈尔滨建立联络点。这位阿訇是河北省黄骅县杨儿庄人，一位著名的爱国志士。1940年春天，丁溪野奉命在沧州地区津浦路东开辟游击区时，动员他参加了革命；这时他又参加了东北工作委员会，被派去哈尔滨，联络那里知名度很高的阿訇刘品卿并建立了联络点。随之丁溪野又委派三伯父丁全山的长子——即丁溪野自己的大堂兄丁溪正阿訇，去长春策反伪满洲国政府的一名高级翻译，同时派出自己的二弟丁溪山去北平，负责那里的地下交通。
这期间，已在位于五台山的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高上科（即团级以上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两年的丁坚，也被调入东北工作委员会，并奉命潜入北平，做回民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往徐州，策反汪精卫的伪军郝鹏举部队的一位回民旅长——东北本溪老乡洪旭东。洪旭东一口应承“身在曹营心在汉”，到时候一定对得起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但因故未能发动起义，只身脱离了郝鹏举部队。
此刻住在河北唐县杨家庵的丁氏大家庭，也成了根据地里的一个接待站。老大丁溪野、老二丁溪山以及他的父亲丁全民、三伯父丁全山，也常常深入敌占区边缘的危险地带，接送来往的重要工作人员。总之，他们全家人都参加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所委任的各项工作，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但他们全都义无反顾。
1943年秋，日寇集中五万多精锐部队，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毁灭性“大扫荡”，多次包围杨家庵一带的村庄，烧杀抢掠。10月15日，杨家庵又一次被围，多数村民逃出了包围圈，部分老乡被拦截赶回了杨家庵，其中就有丁家年过花甲的三伯父丁全山。几名日寇和汉奸特务毒打了这位老人之后，逼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