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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忍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组部起狂飙郭玉峰在中组部的作为
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位军政委。“文革”风起后不久，康生把他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对中组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康生还说，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开始，郭玉峰只是中组部的业务组负责人，后来先后成了中组部的核心领导小组长和中组部部长。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康生对郭玉峰的赏识与恩典，因为康生当时就是党中央组织宣传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康生的妻子——“康办”主任曹轶欧的办公室就设在中组部的大楼上。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郭玉峰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九大”代表，去吉林省通榆县双岗中组部五七干校召开大会传达“九大”精神，郭玉峰在大会上提到朱总司令时说：朱德一贯老右，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没打过胜仗，连一份检查都写不好……1973年8月，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郭玉峰又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十大”代表，去河南省长葛县中组部五七干校传达“十大”精神，再一次丑化了朱总司令。
粉碎了“四人帮”，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组部大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等人。
一天，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也到西单商场北邻的中组部大院上访，想诉说诉说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并要求看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报告和中央的批示。郭玉峰虽然派人与他谈了话，但当他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时，招待所的人却将他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要他“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
就这样，这位建国前后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有时骑在马背上也不忘练字的著名书法家，被冷落在北京街头，茫然无去处。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待着。
在外地，被“押”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那么，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老同志，比如袁任远、陈野苹、张策、杨士杰这样的老革命，这位“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是不是稍作宽让、给条出路呢？不，也一样，也一直不给他们“天大亮”。粉碎了“四人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连中组部办公大楼都不能迈进一步。“文革”前的中组部老部长安子文的秘书陆沅，一位纤柔瘦弱的女同志，从五七干校回来又被投入修建地下工事的劳动，直到1977年4月——粉碎“四人帮”已达六个月，郭玉峰还让人叫她在留党察看两年的结论上签字，否则立即开除党籍。在此之前，还想把陆沅赶往农村，理由是“黑帮”的秘书不能留在北京。并让北京市吊销陆沅丈夫的户口——因为陆沅丈夫是北京市的干部——把他们一道赶出北京。这时北京市的有关人员出面答复说：“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加之陆沅奋起抗争，“赶出北京”的计谋才未得逞。
中组部和中监委的一直被歧视、刁难、压制的老同志，再也不能忍受郭玉峰的恣意妄为，再也不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1977年春天，围绕着中组部推选党的“十一大”代表的活动，再加以原巡视员张志杰的紧张联系，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遂以袁任远、张策、杨士杰等同志为核心，纷纷用大字报向郭玉峰展开了斗争——“郭玉峰不下台，老干部出不来！”
然而上面似乎还有人庇护着郭玉峰，他继续稳坐钓鱼台。
《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文章的大清早，郭玉峰先听到了中央台广播的文章摘要，就狠声狠气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进了废纸篓，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们更加明白：这场斗争如果不是党的正义一方取得胜利，那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很可能人头落地（已有人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惨遭杀害），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党仍将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阴影笼罩着！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个人的尊严，他们又一次纷纷奋起抗争。一霎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
“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一位老同志在其大字报中不但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段话，而且还注明这段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的多少页；接着这位老同志自己说：“我们虽然备受摧残，但幸运的是头脑还都正常，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郭玉峰是个什么人！”
还有一张大字报在历数郭玉峰许多乱党纲常的事实之后，引用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一段话：“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你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你弟兄眼中的刺！”
许多老同志的大字报几乎同声厉斥：“郭玉峰！你要知道，你继续糟蹋坑害党的干部，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他们强烈要求郭玉峰立即给他们妥善安排工作，他们不愿再白吃人民的小米。
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甚多的大字报，不免大吃一惊。他的妻子到院子里转了转，看了看。郭玉峰感到很委屈。他认为他对全国五七干校几十万干部的分配工作是做过一些努力的，只是由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一再责难，才未能如愿。甚至于，汪东兴也曾打电话责问过他：“郭玉峰，你叫把干校都撤销啦？！”
如果郭玉峰的这种委屈确有某种根据，那么“全国最强的”也仅仅是康生们眼中的“强”，在解放全国受苦受难的广大干部方面，也还是碰到“硬胡桃”就软了下来的。
接着，大院里就有些似乎自愿为郭玉峰解围的人，以整洁院落为借口，用水龙头洗刷墙上的大字报。可是，老干部们又在后面跟着贴……
中组部起狂飙斗争由大字报转上了《人民日报》
中组部大院里的大字报斗争持续了三个月。极盼结案分配工作的杨士杰——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把人家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另外还有人把一些大字报送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层层阻力的下一步。他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地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动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他与大家几经研究，确定这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应着重挑明，许多干部群众热烈赞扬第一篇文章的同时，也愤怒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罪行，而有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有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委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没有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以致这帮派体系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还在暗中活动，欺上压下，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
耀邦回忆说：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到了党的组织部门，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温暖。但是这许多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一些组织部门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控制下，干了不少坏事，把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全破坏了！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彻底批判这种反常状况，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新发扬光大，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真正的“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
磋商后不到一星期，第二篇文章的清样就出现在中央党校耀邦的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暗，不巧中央党校那一片又停电，耀邦就点起两枝蜡烛，与杨逢春逐字逐句地细心修改，直到夜深把通篇文章都改完才搁笔。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在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人民日报》编者为这些来信所加的标题分别是：《不能无动于衷》、《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
接着，《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首先在山东，一个大队支部书记被摘去了“走资派”的帽子，《人民日报》不但发了消息，还郑重其事地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新华社记者顾建鹏、曲忠诚报道了中共宁夏自治区委员会大力重申党的干部政策，认真处理过去审干中的遗留问题，长达四千六百多字，《人民日报》全文采用，并配以三行通栏大标题。其眉题是：“坚决推倒林彪、‘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采取各种措施”；主标题是：“宁夏区党委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下面的副题是：“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玉峰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辑安岗，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又一批大字报交给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以报社党委的名义委托他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王泽民写了一万多字。胡绩伟、安岗过目斟酌后，再请袁任远、杨士杰、张策等同志传看，然后送给了叶老帅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
看来，郭玉峰的仕途有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中组部起狂飙果然不久，郭玉峰就离开了中组部大院
一天夜晚，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组部的老干部袁任远、杨士杰、张策、郭述申等同志。郭玉峰奉命而至时，中组部的很多老同志已在座。汪东兴问郭玉峰：你对在座的这些老同志怎么样？
郭玉峰面不改色地回答：很好啊！
汪东兴掏出了《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让郭玉峰细细地看看，然后说：“对老同志的住房、用车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为难老同志。”郭玉峰连声答应：“好好好。”
可是，不论汪东兴还是郭玉峰，对审干结案、安排工作的大事，却都只字未表。即便对老同志在生活上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