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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中南半岛，久已习惯了黑暗海洋的中国海盗云集到越南阮氏西山政权麾下，摇身一变成为越南“海军”。大清朝并没有将势力强大、不怕牺牲的大清海盗们利用起来，作为开拓万里波涛的先驱，反而是越南人利用了这些对官方的认可有着强烈饥渴的海盗。
大清乾隆53年（公元1788年）深秋，中越边境，镇南关。旌旗猎猎、画角阵阵，铠甲鲜明的大队清军在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下，挥军安南（越南）。
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应藩属国安南流亡国王、黎朝末代皇帝愍帝黎维祁之请，前往镇压“反叛”，期望恢复被西山军推翻的黎氏政权。与此同时，更早前被西山军赶下了大海的南方另一割据势力阮王阮福映，也在泰国人和法国人的共同武装下卷土重来。狭小的越南半岛上，“三国演义”从本土版升级为国际版。（后文中南方阮氏称南越政权或南军，西山阮氏称西山政权或西山军，以示区分。）
新生的西山政权南北受敌，危急之下，他们将名不见经传的大清海盗们推上了历史的第一线：西山军中一名华人军官陈添保（Ch’en T’ien…pao）被册封为“总兵保德侯”，任务是迅速招募中国海盗，组建海军。
久已习惯了的黑暗海洋的中国海盗们越过大洋，迅速向越南集结，并最后形成了一支拥有数百多艘战船、5…7万人的强大舰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中南半岛，大清海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登上了国际大舞台。
安南不安
两百多年来，这块名叫“安南”的土地，从来就没有安宁过，不停地轮番上演着朝代更替的游戏：权臣们不断地推翻自己的主子，另立王朝，而后又被自己的权臣所推翻。其情形十分类似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而其复杂程度，令任何一本想清楚描绘此段历史的史书，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线团。
在那些“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割据政权中，获了宗主国中国册封的并不多。无论朱明还是满清，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尴尬：刚为被册封的越南国王出头去讨伐“叛逆”，转眼又得册封“叛逆”为王。
当时，占据越南王位的是黎朝，其实际控制力只在越南北方地区。而且，在黎朝内部，国主暗弱无能，政权被“曹操”郑氏掌控。灵江以南，则被另一割据势力阮氏政权所控制，中国史书中一般称之为广南国，已历十代，类似于越南的“孙权”。这个南越“孙权”虽然也曾绕过中间的“曹操”，从海路遣使求封，但康熙皇帝还是拒绝了其要求。
虽然安南黎朝是代表越南的唯一合法政府，却是个暴戾的王朝，南方的阮氏也是半斤八两。两边内战频繁，民不聊生，越南半岛烽烟四起。这就是越南历史上的郑阮纷争时期（1533…1788）。
十八世纪末，在南方阮氏“孙权”控制下的西山邑，阮家三兄弟揭竿而起，并迅速地在遍及全越南的各路起义军中，显露出了王者之相。
西山军虽然崛起于阡陌之中，却有着充沛的活力。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的现代史家口中，西山军均被推崇为“伟大的农民起义”。在大清军队南征“讨逆”之前，这支“义军”已席卷全越南，迅速将越南由郑阮纷争的南北朝局面转成了三国鼎立，再经过几年的南征和北伐，便将一个支离破碎了两百多年的国家金瓯一统。
“义军”的领袖阮文岳随后自立为“中央皇帝”，建立了西山政权，封其弟阮文惠为北平王，镇守顺化，另一弟阮文吕为东定王，镇守嘉定。随后，阮文岳与阮文惠为权力大动干戈，“皮锅煮肉”（越南人猎获猎物，剥皮为锅，以煮其肉），没有实力的老三阮文吕作壁上观。最后，阮文岳拱手让出了皇帝的称号，自贬为王。
在西山政权内讧时，流亡在大清的黎朝皇帝，和流亡在暹罗（泰国）的南越政权，都感到机会来了。
战争由此开始。
在这场战争中，阮文惠以华制华，展示了他的雄才大略。
海盗从良
当陈添保驾驶着自己的小船，在广东廉州洋面上洒网捕鱼时，他绝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青史留名的海盗领袖和越南侯爵。是一场台风改变了他的命运。1780年，他的水上之家被狂风吹到了越南海面，幸运的是，在小船破碎之前，他终于踏上了陆地。船没了，老家回不去了，他只好在越南安顿下来，做了一名小贩。
1783年，小贩陈添保被裹胁到西山农民起义军中，一家大小都被抓去，被迫参加了军队，他在西山军的战船上做了舵工。在战斗中，壮丁陈添保多次立下战功，传奇般地成为了西山军中的一名高级军官（总兵）。直到被阮文惠册封为侯爵，组建由大清海盗组成的海军。
西山军的序列中，其实很早就有了大清人的身影。在阮家兄弟刚刚开始戕官造反时，两名中国商人集亭和李才，就于1773年分别拉起了两支华人队伍，分别号称“忠义军”及“和义军”，加入到西山队伍中。这两支华人队伍一开始战果不断，但后来，“忠义军”战败四散，集亭跑回了中国，被两广总督处决。而“和义军”则卷进了西山军内部的路线斗争，全军在西贡遭到血腥的清洗，连带西贡城内的所有华人都被屠杀殆尽。
即使经历了这样的残酷迫害，华人还是前仆后继地涌到西山军的大旗下。在新晋侯爵陈添保的努力下，他的“海军”迅速获得了海盗们的6艘战船和200人马。阮文惠随后还将已有的16艘水师战船拨给他统一指挥。一批势力强大的中国海盗，纷纷加入了西山海军，其中的著名人物包括梁文庚（Liang Wen…keng）、樊文才（Fan Wen…ts’ai）、莫官扶（也作莫观扶Mo Kuan…fu）和郑七（Cheng Ch’i）。这些人分别被任命为“千总”、“总兵”、“指挥”，戴上了越南乌纱帽，成为穿制服的海盗。
这些著名的海盗首领，落草之前也和陈添保一样，本是大清的良民，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但都被老海盗们裹胁着成为盗匪群中的新生力量。其中，莫官扶甚至都不是靠大海讨生活的渔民，而是在遂溪老家的山上砍柴时，被盗匪“掳捉入伙的”。
这些东一股、西一捻的小股海盗，在一个新政权的庇护下，结合成了一支有着严密组织的军队，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也令他们的组织结构、战斗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西山政权的豢养下，大清海盗从追求温饱、好逸恶劳的普通盗匪，升格为有着强大战斗力的政治武装团体。
清军败走
临时招募的大清海盗，似乎并没有在对抗清军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至少在有关史料中没有发现明确的记载。
进入越南的清军人数并不多，据中国的史料记载，约在两万人左右。天朝上国的讨逆之师，一开始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就收复了黎城。乾隆皇帝相当清醒，认为越南不便“劳军远征”，令孙士毅“妥为安顿”后即刻“撤兵回粤”，同时教诲安南国王黎维祁要“加意自强振作，派士官兵民，将要隘处所，严密防堵”。显然，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惩罚性战役。
然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据魏源《圣武记》所载，孙士毅 “贪俘阮（即阮文惠）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士兵、义勇，悬军黎城月余”。
实施了战略撤退的阮文惠，“先正位号以系南北人心”，从大哥手中接过帝位，建元光中，史称光中皇帝。随即，他收拢各地部队，集中了多达8万人的优势兵力，一面预备与清军决战，一面向孙士毅“驰书请降，辞极卑屈”。
乾隆54年（公元1789年） 正月初一，黎城清军“置酒张乐”，西山军趁夜发动了突袭，清军兵败如山倒，自相践踏，生还者竟只有一半。安南国王黎维祁也重新流亡到了广西桂林，孙士毅没有遵旨及时撤军，爵位、顶戴、花翎均被剥夺。
此时，阮文惠的外敌就只有在法国人武装支持下的南越政权了，因大量大清海盗的加盟而日益强大的西山海军，便将成为南线作战的主力。
为了巩固北部安全，大获全胜的阮文惠向大清派出使臣，谢罪恳求； 希望得到清廷册封，并将责任一股脑推给了下台的黎朝国王身上。乾隆皇帝便顺着台阶，册封阮文惠为安南国王。
雄才大略
阮文惠是越南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个商人出身的皇帝，有着远超过那狭小国土的野心。从历史碎片整合而看，阮文惠对中国海盗的招募，绝对不只是为了应对中国、法国等“列强”的临时措施，而是有着另一番深远的战略意图。
越南著名史学家陈重金的《越南史略》记载，阮文惠称帝后，曾想北征中国，其向中国求和及讨封，都只是韬光养晦，为了积蓄力量而已。当他将国内平息后，就开始日夜筹划进攻中国。诸如审核民丁实数等许多行政措施，都是为此进行的战略准备。哈佛大学的著名越南史及中国史专家、加拿大人吴才德教授（Prof。 Alexander B。 Woodside）研究认为，阮文惠为了挥兵，已经开始建造大型战舰，并将战象调往广州。越南史书《大南实录》则记载道，阮文惠与广西天地会颇有勾联，意不在小，只是他的战象部队还没到达中国，他就病故了。
美国学者穆黛安（Dian H。 Murray）指出，阮文惠所提出的征服华南、重建百越国的政治理想，对海盗们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所谓的重建百越国，就意味着要将其北部边境扩张到浙江境内。
阮文惠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既与民休养，更积蓄力量。在军政情势都不稳定的同时，他试图用一种根基于汉字基础上、却用非汉字书写的“喃”语（Nom），来取代汉语成为官方语文。
而被他所选中的中国海盗，也并非都是打家劫舍、急功近利的匪徒。根据日本学者铃木中正（Julio Firmino）的《黎朝后期越清关系史1682…1804年》记载，1809年时，有位海盗首领向葡萄牙人借兵，要求获得3…4艘军舰，开出的回报条件则是：在驱除鞑虏、推翻满清后，割两三个省份给葡萄牙人。自明末王直，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失败后，有政治抱负的“海盗”似乎从中国洋面上消失了，西山政权与大清海盗之间的“强强联合”，激发了潜藏在大清海盗心中的政治欲望。
成为西山军海军的大清海盗们，不仅为西山提供了海上军力，其自身也从西山政权那里学到了正规的军事组织方式和行动技能。以打家劫舍为目的的小股海盗，会聚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庞大军事组织，开始建立相对复杂的指挥和后勤体系。在与南越海军的多次海战中，海盗们的军事技能也大为提升，懂得了许多战略战术，形成了特殊的海战指挥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山这个受到大清承认的“正规”政权支持下，海盗舰队的装备焕然一新，其武装攻击能力甚至远在清军的战船之上。
血海征战
主要由大清海盗组成的西山海军，首先要面对的是相当强大的南越海军。
曾经被西山军赶出了越南半岛的南越阮福映在一位法国传教士百多禄（Pigneau de Behaine）的协助下，派使者前往法国，拜见了法皇路易十六。随后，阮福映与法国缔结了《凡尔赛协议》，法国同意直接出动4艘战舰和一支1650人的军队，协助阮福映“复国”，而阮福映则将昆仑岛和会安海港全部割让给法国，同时允许法国在越南享有贸易垄断权，并且当法国在东方有战事时为其供给兵员和粮食。
条约墨迹未干，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本土一片混乱，《法越凡尔赛协议》被搁置。但百多禄在一些“目光远大”的法国商人支持下，在法国招募了雇佣军，购置了军舰和武器，前来协助南越阮氏政权。
在法国人的训练下，南越军队战斗力大为提升。刚刚安抚了北方清廷的西山政权，和刚刚获得了高官厚禄的大清海盗舰队，便发现自己将要面对一支由欧洲人训练的新式军队。
在西山政权与南越政权的所有海战中，都有中国海盗的身影。在1792…1799年整整七年间，双方在季风的风向变换下，展开了拉锯战。南风起时，南越军队便在法国顾问的率领下，离开设在西贡的基地，从水陆两路进行北伐；而当风向转向后，西山军便大举反击，进行南征。拉锯的结果，是南越军队略占上风，不断地向北蚕食。
1792年，西山政权“西王”阮文岳，率领一支新建的舰队停泊在归仁（Qui Nhon）的施耐（Thi Nai）港，南军得讯后，两名法国军官率舰队进行了偷袭，西山军几乎全军覆没，其中就包括3艘中国海盗的战船。
这一年，阮文惠命令“海军”进军中国。100多艘战船编为3个舰队，到处抢劫，以便“征税”及“扩军”。6…7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