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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总有人在你的目力能及的地方，就算你拉屎撒尿也有人看护你，何况我的大小便活动一律是在床上进行的。而当一个人彻底丧失了独处的可能性的时候，那你同时便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所以我的思想到目前为止处于极度混乱状态，比如我搞不清楚张同、梁雨在我的生活中的确切位置，在我死之将致的时候，我的感情归属于谁呢；还有便是关于生和死的问题，因为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得的又是一种不治之症，他（她）想的最多的就是死，然后是因为死亡临近的恐惧。
此时此刻，我回到了我一直生活的环境里，环视四周，所有的家具、器物上纤尘不染，这一定是大姑父帮着打扫的。我不知道他是每天来打扫呢，还是知道我今天出院特意打扫的。我希望他是每天打扫，像我天天都在这屋里一样；而且我希望我死以后他也能天天打扫，就像《雷雨》里面侍萍的房间一样，天天有人打扫。我这种充满了感情的幻想显然是一个内心充满生之渴望的人才有的心理，但我确确实实是个死之将至的人，其实人真正死了以后那些感情的做秀没一点意思，确切地说那些感情的技术是活人“秀”给自己的。
我佝偻着身子在屋子里像个老年人似的走来走去，摆在书架上的一对铜烛台是我去山西出差带回来的，越擦越亮，几乎可以当镜子照。但我一次都没有给它们派上真正的用场，它们只是我屋子里的装饰品。我的生活是不用装饰的，因为我已经接近了生命的实质，你快要接近终点的时候还需要什么装饰？一切装饰都是多余的。
我听见张文正在我的窗根儿底下跟我告别，让我好好休息，过一个月还要化疗。然后就听见他和小姑杂沓的脚步声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又听见小姑走回来，拉开我的房门，见我大弯着腰站在屋子当中就过来扶我，被我拒绝后，她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出一口长气。
“真他妈的，”小姑骂了一句，“结婚真是一件烦心的事，要知道这样还不如一个人的好。”小姑说完，像一条躺在岸上的鱼，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我感觉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医院是个“世外桃源”，除了生死你就不用想别的了。现在我不得不又一次地面对真实的生活，无论我愿意不愿意，此时此刻都要听小姑关于婚姻的抱怨。
我走到床边，缓慢得象只蜗牛一样侧着身子躺到床上，床罩是我喜欢的那条暗蓝色的，大姑夫真是个细心的男人。床罩很凉，我的右半边脸感觉到它对于我的冰冷，我始终相信世上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无论是人赋予的还是它们原本就有的。其实我一走近屋子就感觉到所有器物的冰冷，因为我的离去而排斥我，我死后呢，它们会不会为我伤心为我哭泣。
我问小姑到底喜欢不喜欢张文正，小姑想了想说：
“原来喜欢，现在不知道。”
第一个来看我的是老总，是在我出院以后的第二天早上九点整，标准的上班时间。他手里拎着一个大大的塑料袋，刚一进门就从塑料袋里往外掏东西，有雀巢咖啡、完达山牌全脂淡奶粉、蛋黄派、德芙巧克力，还有一大盒万基牌洋参胶囊，不到一分钟，茶几上就象商店的货架似的琳琅满目了。我说您别客气，您能来看我已经感激不尽，还带什么东西呢。老总一脸严肃道：
“看病人是不能空手来的，对病人不礼貌。”老总指指茶几上的东西又道，“这些都是有营养的东西，对你恢复身体有好处。”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8（5）
老总坐在沙发上显得有些焦躁，我问老总杂志社没出什么事吧。老总在沙发上扭捏了半天才压低了声音对我说道：
“知道吗，馨平得爱滋病了。”
我本来是歪在床头的，听到老总这话立马直起腰，瞪大了眼睛望着老总。过了大约有一
分钟，我觉得老总不像是在开玩笑，就问他馨平现在在哪儿。
“就在北京。”
老总说完这句话便皱着眉头从羽绒服的兜里往外掏烟。我看着他的脸，老总的脸色十分晦暗，就连早上的阳光都无法驱除的那种晦暗，仿佛每一条皱纹都显现着这个年已六旬的男人的悲哀。老总掏出一盒骆驼，抽出一支，我看出他有些犹豫，我说您尽管抽，我是不怕烟的。老总这才将烟点燃，深吸一口，缓缓吐出一缕青烟。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闻到烟味。
我问老总道：“馨平不在英国了？她不是跟一个英国人结婚了？”
老总迟疑了一下道：“婚是结了，只是得了这种病婚姻还怎么能保持得住呢，回国都是一个人回来的，国人对这种病的歧视你是知道的，她连看病都不敢去，别说治疗了。”
听到别人得了一种比我得的还要严重的病，我心里一阵本能的窃喜（虽然有点卑鄙，但难以控制），我把腰挺得更直，眼睛睁得更大，声音也比刚才更有力气。
“她这种对待疾病的态度怎么行呢，这是很消极的呀。现在治疗艾滋病有一种鸡尾酒疗法，很管用的，馨平可以试一试。”
老总显然还没听说过鸡尾酒疗法，听我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如此这般地解释了一番，立即满怀希望地睁大眼睛问我可是真的，我点头，又说不过这种疗法价格十分昂贵，一年的花消恐怕要十万吧。
老总听后“吸溜”一声嘬了下牙花子，又咧了下嘴说：
“也太贵了，除了大款。”停了停又说，“这年头得病都不能随便得，要想得病先得挣够了钱，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表示极为赞同，于是我和老总就在一片理解的空气中，心心相印地沉默着。
最后我说：“不管怎么说，您都该劝馨平积极治疗，不能轻易地放弃生命，放弃生命等于犯罪。”
老总很严肃地点头，一个劲儿说我说得对。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人放弃生命不就等于死了，而一个死人就谈不上犯罪了。但无论老总还是我本人都被我上面那几句话感动了，老总走的时候紧紧握着我的手，看得出来十分激动，他表示一定把我的话转告馨平，让她树立起生活的信心。老总走后我才想起应该提醒他去医院做一个HIV的化验，不管怎么说他和馨平有过性关系。
晚饭的时候，大姑夫端来一碗挂面汤，放了香油，闻着很香，这让我的精神亢奋。我知道香意味着什么，这种物质的所有意义就在于香本身，吃的时候便让你觉得索然无味。我让大姑夫将碗放在茶几上，大姑夫让我趁热吃，我说知道了。
香味越来越淡，我刚才的亢奋也淡漠下去。我看着那碗香喷喷的挂面渐渐失去诱惑力，一根根原本纤细的面条变得粗而僵硬，碗里结了一层油皮儿，便将我最后一点食欲葬送了。
我觉得再不去看大姑有点说不过去了，便歪扭着身子朝北屋走。我轻轻推开大姑夫他们的屋门，见大姑夫正给大姑读报，声音很轻很柔和，不像读报，更像读一篇爱情小说。大姑坐在轮椅上，微闭着眼睛，很惬意的样子。我趁大姑夫停顿的时候轻轻喊了一声“大姑”，大姑睁开眼睛，见是我，露出几分欣喜。招呼我坐到她身旁那把转椅上。我尽量不让大姑看出我步履蹒跚，走过去坐在椅子上，充满柔情地看着大姑。大姑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惊异，她用手指了指我的脸，不用问，我的脸肯定又苍白又消瘦，一张标准的病人的脸。我骗大姑说是坐火车累的，从云南回来。大姑点点头，然后将目光移到我的身体上，我尽量挺直身子，让自己像一个健康人。
但我知道，我已与健康两个字彻底断绝了关系，直至我死，健康都不会再瞟我一眼了。我觉得一个人一生能健康，感觉就像是有了一个忠诚的情人，我愿意死于意外，而不愿意病死；病死会让你觉得颓废，让你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丧失对于世界的美好想望；而死于意外（比如死于车祸、被人杀死）就使得你甚至在临死之前的最后一分钟都能保持昂扬的生活热情。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9（1）
第二天早上七点刚过，电话铃把我吵醒了，是梁雨。我问他在哪。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他说在南方某地看外景，明天回北京，下了飞机就来看我。我闭着眼睛说，不用，别那么着急，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你总把死挂在嘴边，这让爱你关心你的人怎么想。”
梁雨手机的信号不好，所以他的声音听上去断断续续的，即便如此，我也能从他零碎的句子里听出他的一片真情。
我有点感动，睁开眼，窗外的阳光很好，又亮又温暖，电话里又是梁雨真诚的爱，这一天的开头真是好极了。
梁雨问我是不是还在听，我说是在听，这么好的话谁能不听。他说那就等着我吧。
刚放下话筒，铃声又响起来，这次是老总。他先问我的身体，然后就支支吾吾的，前言不搭后语。最后我道：
“老总，跟您明说了吧，您得去医院做一个HIV的检查。”
“HIV？这是什么东西？”
老总竟然无知到如此地步，这种人还留着他干吗，不得艾滋病可惜了。我恶毒地想。
我嘴上耐心地解释道：“HIV，就是人体免疫缺损病毒，也就是艾滋病毒，您不是和馨平有过……”
老总不说话了，连喘气的声音都没有，我担心地叫了声“老总”，老总先是长叹一口气，然后带着哭腔道：
“小萁，你说我丢人不丢人，六十多岁了，还闹这种事情，传出去，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放。”
我安慰老总：“别那么想，谁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一点，这没什么不好，只是我们有时不太顾及后果；当然一些后果也是人难以预料的。所以您先别这么消极，也许什么事都没有呢。”
老总说：“小萁，你真是善解人意，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件幸运的事。”
然后老总问我去哪个医院检查比较好，我告诉他去地坛医院。老总几乎没听说过。我说那是个专门防治性病的医院。老总便有些犹豫。我告诉老总，您检查的时候可以用假名，没人知道您是谁，即便真的有病，整个治疗的过程您都可以用假名，没人追究您的真实身份，医生绝对为您保密。
“可是……小萁，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呢？”
我听出老总的话里的疑惑，就道：“我有一个朋友得了性病，去的就是地坛医院，他说病人到了那就跟到了天堂差不多，那些穿白大褂儿的真的是天使，无论行动、语言还是微笑，都带有天使的特点，既温和又甜蜜，让病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总之一句话，那里简直就是病人的天堂。”
经过我这一番游说，老总释然地长舒一口气。最后他关照我让我无论如何要开着手机，以便跟我保持联系。我说我哪儿也去不了，您就往我家里打电话就行。
放下话筒，大姑夫在窗根儿底下喊我，问起来没有，想吃什么。我想起昨天晚上那碗油乎乎的挂面汤，食欲立即减去一半，又怕连续不吃东西大姑夫担心，就说喝牛奶。消停片刻，大姑夫敲门，送牛奶来了。我从沙发上抓起那件深蓝色的棉睡袍，往袖子里伸胳膊的时候刀口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打开门，见大姑夫右手端一杯奶，左手托一只小碟子，碟子里是两块稻香村的点心。他没有马上进屋，而是站在门口呆了一会儿，问我是不是伤口疼。大姑夫喜欢将刀口说成伤口，我细细琢磨过，伤口比刀口有行为性和人为因素，是一种被动的受害，大姑夫这么说，可能是跟他的经历有关，经历过“文革”的人时时提防有人会伤害他。我说刀口是有点疼，不过还能忍受。我接过大姑夫手里的牛奶杯，还有一只放着两块点心的盘子。大姑夫转身的时候对我说，要什么就喊一声。
我坐在沙发上发愣，心里想着老总的事，想象着他如何顶着那头花白的头发去地坛医院做HIV检查，如何满面羞愧、支支吾吾地向医生说明自己的情况，然后红着脸接过医生开的化验单朝化验室走，边走还紧张地朝四周看，有没有熟人要躲避……
我拿起茶几上的牛奶杯子喝一口奶，想到人活着实在不易，像老总这样的人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放纵一回，还担惊受怕，权衡得失，这世界真是没什么可理论的了。就像我现在的状况，马上面临的就是化疗，接着是掉头发。我不知道当头发掉得一根儿不剩的时候，我还有没有苟延残喘的勇气。
点心是从稻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