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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比起来除了虚假就是无聊。张同说那也不尽然，多少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都是从书本里受益的。我说那也有个前提，身体健康，否则像我似的命都难保，还有什么可说的。张同微笑着听我抱怨，我现在的生命一半是眼前的这个男人给的，所以我面对他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在同我聊天的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电话铃响个不停，张同接电话很简洁，一般不超过三句话，每接完一个电话张同就对我表示歉意，最后张同看了看表对我说，“走吧，等咱们到了病房于捷也差不多来了。”
当我和张同走进病房的时候，于捷正在护士站跟王丽闲聊。于捷两只胳膊拄在护士站的台子上，探着头，一副殷勤的样子。王丽则面色红润，眼睛放光，一望而知热血沸腾。这时王丽一扭头看见了我，惊喜地道：
“小萁！你什么时候来的，来复查吗？”
于捷转过身冲我点头。张同问于捷手术怎么样，病人还好吧。于捷说已经进了病房，顺手指了指七号病房，张同便朝七病房走去，我也跟在后面。
于捷推开病房的门指着三床对张同说，手术基本是成功的，只是病人的身体太虚弱，只怕恢复起来要一段时间。张同走到病人床旁边，那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农村少妇，双眼紧闭，脸色灰黄，头发像一蓬乱草，一看就是那种遭受了百般蹂躏的人。坐在少妇身旁的男人诚惶诚恐地站起来，显然是少妇的丈夫。这时他突然扯住张同的衣袖问他老婆还能不能生孩子，一旁的于捷生气道：
“她现在连活命都还顾不上，你还想生孩子的事！”
张同说：“只要她的身体恢复过来，生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现在最要紧的还是照顾好她，让她的身体尽快恢复。”
进了检查室，张同让我躺在检查床上，于捷还是愤愤不平，“这帮老农民就知道生孩子。”接着又讲，他有一次去张家界玩，那儿的农民每家都有八九个孩子。问干吗生这么多。一个当地人说：那我们不生孩子干吗去呢，天线架不过去，没有电视，除了玩牌就数生孩子还有点意思。我和张同都笑了。
张同仔细看了我的刀口，“没什么大问题，给她一点消炎药。”于捷也过来看，看完得意地对张同说：看，我的杰作，刀口缝合得多漂亮！然后对我道：没问题，听张主任的吧。
从检查床上下来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温暖的感觉，面前这两个禀性截然不同的男人似乎是我的某种依靠，我的精神和肉体都因为有了他们而具有了一种意义，但这种关系是模糊的，难以说清。我觉得男人比女人更适合做妇科大夫，当一个女人陷入疾病困扰的时候，一个充满责任心的男大夫是多么让女病人欣慰，信任他们甚至可以比信任丈夫和情人更牢靠。
有人告诉我，女人最容易爱上的人里面就包括自己的大夫。
“你如果没有生病的话，你对张同这样的男人有没有感觉。”梁雨这句话极具挑衅性，类似的话他已说了N遍，我早习以为常。但当我一个人静下心来细想的时候，梁雨的话不无道理，像张同这样的男人，他已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医学事业，除此而外，他什么都没有，连股世俗的烟尘都冒不出来；而我是那种“情”字当头的人，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注定了我输家的地位，我的情感和我的生命一样，都到了尽头。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10（1）
但我不是那种轻易服输的人，我骨子里有极强的反叛色彩，而我死到临头的境地就使这种色彩更强烈了。
我想着张同，想他走路时那种快捷的姿态，想他靠近我的时候几乎让人感觉不到的鼻息，他的谨慎的富有质感的声音。总之张同的一切在我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最后，由“想”变成了“思念”，并且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消失（我的时间只能用分秒来计算了）思念迅速
升级，在不到四十八小时的时间里，我已被对于张同的思念折磨得体无完肤，照着镜子，看着里面憔悴、病弱的我，真乃一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模样。
老总打电话来说，他的HIV测试为阴性。我说那要恭喜您了。老总叹一口气，让我别取笑他。我说不是取笑，是真的为他的幸运高兴。余下的话我不好说，比如以后再有这种事情的时候要当心，现在的人就像森林里的蘑菇似的，看着好看，有毒没毒就另当别论了，等等。该说的说完了，老总还拿着话筒不放，问我身体恢复得怎样，什么时间去做化疗，最后问我有馨平的消息没有。
我想起自从那次半夜馨平来过一个电话，我就一直忙自己的事情，早把她忘南头儿去了。此刻老总提到馨平，而且听得出对馨平念念不忘、满怀深情，这让我十分感动，同时又想起梁雨的话，看来老总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逼”。
我对老总说馨平给我来过一个电话，老总马上问馨平的情绪如何，去没去医院诊治。我说情绪不好，得了那种病，情绪没法好；去没去医院不清楚。最后老总让我给馨平打电话，我说就是您不说我也会给她打的。
梁雨进屋的时候我正给馨平打电话，我示意梁雨关好门，然后就接着跟馨平进行马拉松谈话。问清她还没去医院就劝她去，并说这种病在国内已经十分普遍，“你看电视了吧，著名演员濮存欣不是还出任艾滋病形象大使吗。”这话说得我自己都觉得没劲，好像他当了形象大使，艾滋病就变得像他那么可爱了似的。
最后我说：“不管怎么说吧，这说明我们国家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而且现在对于艾滋病的治疗有了新的突破，据说国内新研制出一种中医治疗艾滋病的药，叫免疫力素，效果特别好。”
馨平叹口气说：“你别安慰我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也别再说服我治疗什么的，我只不过想跟你倾诉一下，因为咱们俩的境遇有些相同，要是别人我真懒得说。”
不知怎么，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阵发堵，馨平把我跟她划做一类人了，我怎么能跟她是一类人呢，她是肉体至上，而我则是精神至上……细一琢磨，这两者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无非属于“分裂”的一类；而我自认为“精神至上”，这也未免把自己说得太高尚了，我对于梁雨的肉体的需求又如何解释呢。
我这么想的时候，刚才还很昂扬的精神一下子就瘪了，话筒的两头都沉默起来。最后，两人有气无力地互相道了别，放下话筒我就势躺在了床上。梁雨坐在沙发上阴阳怪气地道：别惺惺相惜了。接着又嘲笑女人的自恋癖，都病成这样了，还自我感觉良好呢。女人呀，什么时候能把自己忘了，世界也就得救了。
梁雨说着，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近我，我闻到了他身上一股浓重的酒气。我问他昨天晚上跟谁喝酒。梁雨并不回答我的问话，只是在行动。他的手伸到我的脖子里，我感觉到他的手很粗糙很凉，尽管他试图让自己的动作显得温柔体贴，那种又凉又硬的感觉还是迅速地传遍了我的全身，让我血液的流速减慢。
梁雨意识不到我身体内部的变化，只沉醉于自己昂扬起来的性欲当中。梁雨的手往下移动，但他忽略了我的乳房，男人对于近乎扁平的乳房没什么兴趣，但女人的敏感区却是万万无法将乳房排除的。所以梁雨的手像股旋风似的在我的胸前匆匆掠过的时候，我已经对他有了几分不满，而当他抚弄我的下身时力量又没有掌握好，不是过重就是太轻，我的兴味也就全无。我将梁雨的手强行拽出来，像扔废弃物似的扔在一旁，并且嘟囔了一声：讨厌，就把头扭在一边不再搭理他。
梁雨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坐回到沙发上，点燃一枝烟慢慢地吸着。一枝烟抽完了，梁雨问我愿不愿意出去兜兜风，我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快十一点了。梁雨知道我的心思，便去了厨房，回来以后对我说，我跟大姑夫说了，咱们中午出去吃饭。
走出院门的时候梁雨要过来扶我，被我拒绝了，我对他说，你要是把我当一个病人的话咱就别出去了。听我这么说，梁雨一下子躲开我。我笑了，挨近梁雨，挎住他的胳膊。走出胡同口，看见一辆白色的本田车靠边停着，我唠叨了一句：够爽，不知道是谁的。没想到梁雨径直朝那辆本田车走去，又从裤兜里掏出钥匙“吱”一声开了车门，冲着我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坐在副座上，这儿摸摸那儿看看，嘴里一个劲儿说：真好，真舒服。问梁雨是不是摄制组的片子卖得好，你们都发了吧。又问他那辆普桑哪去了，梁雨说一个哥儿们开着呢。说着，车已经上了东四北大街，有点堵车，开开停停的。
过了东四的十字路口一直到灯市口路都不顺。我说咱别往东单去了，不定堵成什么样呢。梁雨就从灯市口朝右转，一直向西走，经过“天伦王朝”和“皇冠假日”两个五星级酒店再往西路就窄了。车速一直在四十麦左右，在市区里开车绝对没有骑自行车快。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10（2）
我看见了“丰富胡同”的标牌，老舍故居就在里面。我想起了几年前和两个山东的朋友去老舍故居拜访，那时候老舍的大女儿舒济一家还住在里面，我的两个朋友当中的一个就是济南市的作协主席。开门的正是舒济，碍于老舍在济南生活过，我们被让进院子里，那个著名的丹柿小院里的柿子树正结着金黄的柿子，像一颗颗充满生机的心脏。而现在作协主席已经故去，我从一个朋友的电话中知道他死的详细经过，那样一个内敛的人最后竟因为心绞痛而大声叫喊：“疼死我了！”。我听到朋友的描述，心好像一下停止了跳动，像被一只铁锤
狠狠砸扁了。
“流星雨”的旋律在车厢里回荡，皮革的香味儿让我昏昏欲睡。侧眼看，梁雨年轻潇洒的身影让我的目光变得贪婪，我渴望活着，健康地活着，享受清新的呼吸，感受性欲和食欲满足后的欣慰。一个对生活充满可望的人很难面对死亡的冷脸。
沿着皇城遗址公园向南，梁雨问我想好去那儿吃了？我想起东华门有个烧鹅仔，好长时间没去了，说着，车向右一偏，“就这儿吧。”梁雨问。我朝左一看，烧鹅仔宽大的玻璃窗前停了好多辆车，我说先找车位吧。好不容易停了车，走进去一看，座无虚席，而我早饭又没正经吃，此刻闻着满大厅的饭味儿，肠胃立马兴奋得“咕咕”直叫。
就在我们像日本鬼子似的用目光进行地毯式搜寻时，听见喊我的名字，远远看见有人向我招手，我认出是于捷，便拉了梁雨一起过去。只见一桌围了五六个人，张同也在，正笑眯眯地仰头看着我。我心里禁不住一阵激动，脸上觉得热热的。于捷招呼服务生给我和梁雨搬椅子，又将自己的座位让给我，这样我就坐在了张同的身旁。
张同说我恢复得不错，精神状态好，这对医生的治疗是最大的辅助。并说有的人病虽不重，可精神先垮了，一个人精神死了，肉体还有什么意义。
我和张同说话的时候于捷又点了两个菜，然后就和坐在一旁的梁雨聊天。我感觉到梁雨的目光一直没能离开我的身体，但我根本不在乎，就是说我根本不掩饰我见到张同时的欣喜，而且我发现张同脱掉白大褂儿，穿着平时的衣服显得亲切随和，那种矜持的神色也被冲淡了许多。
我问张同我什么时候化疗。“越快越好。”张同道。于捷插话道，我看你明天就回医院化疗吧，你的气色比我还好呢。又说，记得施嫱吧，就是你们病房原来的那个八床。我想起来了，那个同时跟两个男孩儿谈恋爱的时髦儿女孩儿。
昨天又住院了。
可她出院的时候多精神。
精神没用，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了。
于捷说完这句话睁大眼睛问张同，施嫱大概还有多久。一桌的人头齐刷刷地转向张同。张同看一眼于捷，我知道他在责怪于捷，但一般人看不出来他是在责怪谁。
张同看看表，说下午还有一个手术，要早点回医院。于捷也站起来要跟张同走，被张同拦住了，他指着挨梁雨坐的那个穿黄色羊绒衫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让于捷再陪陪王主任，不等于捷搭话就飞快地离桌，走出四五步回头对我说，别太累了。
小姑和张文正回来的时候，北京的天气出奇的好。房顶上积了一冬天的雪开始溶化，雪水流了一院子，大姑夫用一把长把儿笤帚将院子里的雪水朝着院子当中的下水道口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