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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友人则誉之为有孟阿文章的雄辩之风，巧于引喻取譬，四川人为律师，必然杰出不凡。
就因为这种理由，眉州人遂有“难治”之称。苏东坡一次辩称：此地居民，不同于教养落后之地，不易为州官所欺。士绅之家，皆置有法律之书，不以精通法律条文为非。儒生皆力求遵守法律，亦求州官为政不可违法。州官若贤良公正，任期届满之时，县民必图其像，悬于家而跪拜之，铭之于心，五十年不能忘。当地人像现代的学生一样，新教师初到任，他们要对他施以考验。州官若内行干练，他们决不藉故生非。新州官若但有扰民傲慢之处，以后使他为难棘手之事多矣。正如苏东坡所说，眉州之民难治，非难治也，州官不知如何治之耳。
在眉州那些遗风古俗之外，民间还发展出一项社会的门阀制度。著有名声的世家列为甲等乙等，而称之为“江卿”。江卿之家不与普通人家通婚嫁，只要对方非江卿一等，再富而有势，亦不通融。另外，农民之间有一种完美的风俗。每年二月，农人开始下田工作。四月份以前拔除野草。农人数百之众，共同动手。选出二人管理，一人管钟漏，一人管击鼓。一天的开工收工完全听从鼓声。凡迟到与工作不力者皆受处罚交纳罚金。凡因多而工作人少者，都捐款归公。收割已毕，农民齐来，盛筵庆祝，击破陶土做的钟漏，用所收的罚金与指派的捐款，购买羊肉美酒，共庆丰收。这项典礼开始时，先祭农神，然后大吃大喝，直至兴尽，才各自归家。
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
苏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他父亲晋京赶考。落第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在家管教孩子。这段期间内，家中发生一件事，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有记载。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落，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苏询的妻子正教儿子读的就是《范滂传》。
建宁二年，送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日：“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缓，弓怖俱亡，日：“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日：“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由母日：“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日：“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日：“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妈，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东坡六岁入学。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那个学生是陈太初，后来也考中科举，但是出家做了道士，一心想求道成仙去了。陈大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朋友给他食物金钱。他出门之后，把那食物金钱全散与穷人，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间世。几天之后，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但是死人说了话：“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搬运。”他立起身来，自己走到野外，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士的“白昼飞升”。
幼年时，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兴趣。下学之后，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之故，数年之后，鸟雀知道在庭园里不会受害，有的就在庭园的树枝上做巢，低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
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到苏家拜访，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家里于是忙乱一阵，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好治筵席待客。这种情形在孩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他和弟弟辙也常到村中去赶集，或是在菜园中掘土。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既晶莹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他们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他们想用做砚台，非常合用。砚台必须用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要善于吸收潮湿，并且善于保存潮湿。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一个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好砚台是文人书桌子上的重要物品，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父亲给孩子一个砚台，他必须保存直到长大成人，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祝将来文名大噪。
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我们找到了两句。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膊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在这样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思宠，侍奉皇帝，点缀升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儿，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到鼓舞。幸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未完成的诗句，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供现代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直觉、狂想相结合，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病的结构形态。苏东坡倒丝毫没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
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肯发愤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背书时不仅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词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的字汇就是从此学来的。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饱学之士读来，便有高雅不凡之乐。这是一种病好相投者的共用语言。读者对作者之能写此等文章，心怀敬佩，自己读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此种暗示比明白真说更为有力动人，因为一语道破，暗示的魅力便渺不可得矣。
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就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事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但是在苏东坡时，书籍的印刷早已约有百年之久。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人毕升所发明。方法是把一种特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字刻好之后，胶泥变硬；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树胶的金属盘子上，字板按行排好之后，将胶加热，用一片平正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的字板上，使各字面完全平正。印书完毕之后，再将树胶加热，各字板便从金属盘上很容易脱落下来，予以清洗，下次再用。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当年那种考试，要符合某些标准，须要下过某等的苦工夫，要有记住事实的好记忆力，当然还要一般正常的智力。智力与创造力过高时，对考中反是障碍，并非有利。好多有才气的作家，像词人秦少游，竟而一直考不中。苏洵的失败，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上。诗的考试，须要有相当的艺术的雅趣，措词相当的精巧工稳，而苏洵则主要重视思想观念。因为读书人除去教书之外，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父亲名落孙山而归，必然是懊恼颓丧的。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多困难。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受伤的荣誉心便不药而愈。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在熟记经史，在优秀的书法上，恐怕已经胜过乃父，而雏风清于老风声了。后来，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苏洵天赋较高，但是为人子的苏东坡，在学术思想上，却比他父亲更渊博。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虽未能考中，若因此对儿子高中还不能坚信不疑，那他才是天下一大痴呆呢。说这话并非对做父亲的有何不敬，因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我们并非不知。
对苏东坡万幸的是，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醇朴风格，力诫当时流行的华美靡丽的习气；因为后来年轻的学子晋京赶考之时，礼部尚书与礼部主试欧阳修，都决心发动一项改革文风运动，便藉着那个机会，把只耽溺于雕琢文句卖弄词藻的华美靡丽之文的学子，全不录取。所谓华美靡丽的风格，可以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之词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在此等文章里，很难找到一两行朴质自然的句子。最忌讳指物直称其名，最怕句子朴质无华。苏东坡称这种炫耀浮华的文章里构句用字各自为政，置全篇效果于不顾，如演戏开场日，项臂各挂华丽珠宝的老姬一样。
这个家庭的气氛，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各种图书插列满架。祖父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因为次子已官居造务监裁，为父者也曾蒙思封赠为“大理评事”。此等官爵完全是荣誉性的，主要好处是使别的官员便于称呼。有时似乎是，求得这么一个官衔刻在墓志铭上，这一生才不白过——等于说一个人若不生而为士绅，至少盼望死得像个士绅。若不幸赶巧死得太早，还没来得及获得此一荣耀，死后还有一种方便办法，可以获得身后赠予的头衔。其实在宋朝，甚至朝廷正式官员，其职衔与真正职务也无多大关系。读者看苏家的墓志铭，很容易误以为苏东坡的祖父曾任大理评事，甚至做过太傅，而且误以为他父亲也做过太子太傅——其实这些荣耀头衔都是苏辙做门下侍郎时朝廷颁赠的。苏东坡这时有个叔父做官，两个姑母也是嫁给做官的。因此他祖父和外祖父都拥有官衔，一个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