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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贝卡难民营
狠心的人把烟末子撒在猕猴眼睛里。平白无故……
——索尔仁尼琴
阴雨已持续了四天，到今早（25日），已变成纷纷扬扬的小雪。约旦一年中最冷的季节终于来临，气温是…1°C。此间大股的外国记者已分几路进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留守安曼的少量记者呆在洲际饭店中作牛蛙状冬眠。只有个别不安分的记者不顾风雪，策划着新的冒险。
美国CBS的麦克·克持是我在巴格达的老朋友，他约好我今早去街上转转。在洲际饭店门口，精神抖擞的麦克身背索尼录音机，穿一件黑色羽绒夹克，在他身旁缩头缩脑地站着一个小巧玲珑的亚洲女孩，麦克介绍说是他的朋友。小女孩叫尤丽，是印尼《坦波》的文字记者。麦克早已雇好了出租车，他得意洋洋地告诉我司机穆罕默德是巴勒斯坦人，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我们四个不同种族的人，组成了一支小联合国军。
我们先到伊拉克驻安曼使馆，使馆大门口站着三个安全警察。一辆深灰色轮式轻装甲车堵在使馆正门，车上的重机枪上包着绿色防雨套，操纵机枪的士兵缩在雨衣里抽烟。我们敲开伊拉克使馆的小铁窗，声称要去巴格达。小窗内有三个伊拉克人，他们一言不发地从小窗中递出一块硬纸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满了楷书英文字：“亲爱的旅客，由于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和美国帝国主义对伊拉克的侵略，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暂停办理签证。我们欢迎您在不久的将来到伊拉克游览。”任凭麦克和尤丽怎么说，里面的人就是不吭声。
出租车司机穆罕默德自告奋勇地要带我们去约旦河东岸的贝卡巴勒斯坦难民营，他说保证绝对没问题，他的家就在那里。
由安曼驱车西行，雨越下越大，汽车玻璃蒙上一层厚厚的哈气，司机穆罕默德从汽车工具箱中摸出一大把餐巾纸，让尤丽帮他不停地擦前挡风玻璃上的蒸气。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司机穆罕默德告诉我们已进入贝卡山谷，他得意洋洋地摇下汽车玻璃，向路旁的巴勒斯坦人打招呼。他说：“你尽管照相，警察来了也不用怕，这里是巴勒斯坦人的天下！”这时，他突然踩住刹车，招手喊一个衣衫槛楼的中年汉子过来，扔给那汉子一枚硬币。司机穆罕默德告诉我们说，这汉子是个疯子，“想回家都想疯了”！
司机穆罕默德几乎认识这里所有的人，路旁一家杂货铺的老板竟是他的亲家。他把我们带到一座围有铁栏杆的清真寺门口，就一头扎进跪拜的人海中去做他的主麻日祷告了。我和麦克、尤丽也分头行动：我要的是照片，麦克要的是录音，尤丽自称有个什么专访。
1967年的“六五”战争（也称“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开战，一举摧毁了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不友好国家”的空军，以色列装甲兵向西一直跨过苏伊士运河，向北楔入叙利亚，向东攻至约旦境内。大批阿拉伯难民流离失所，流向中东各国。其中十余万巴勒斯坦难民滞留在约旦河东岸约旦境内，联合国为此修建了贝卡难民营。
这里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已勒斯坦人。当地居民每家一般有两三间小平顶屋，屋顶堆放着木柴，拉满晾晒衣服的细铁丝，屋内用小煤油炉取暖，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妇女不许外人照相。联合国还为难民营修建了简单的医院和学校。
凯米尔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他一家共有三间平顶屋，一间是厨房，一间正在装修，我和麦克脱掉沾满黄泥的球鞋，被引进他家的客厅兼卧室席地而坐。凯米尔年轻美丽的妻子在屋内正中的煤油炉上为我们煮土耳其咖啡，她用尖尖的手指夹着只有中国小酒盅大小的咖啡杯放在我和麦克面前。咖啡有一股刺鼻的香料味，辣丝丝的，带点薄荷味。我双手紧捧滚烫的咖啡杯，生怕洒到崭新的羊毛地毯上。凯米尔说，地毯是沙特制造的。沿屋内四壁墙根是叠放整齐的毛毯，供晚上睡觉用。房屋正东墙壁上接着一张巨幅画像，上面萨达姆怀抱一个巴勒斯坦儿童。画像右下角贴了一张5寸彩色照片，是凯米尔的漂亮妻子。三个蹣跚学步的小孩缩在凯米尔妻子的身后看电视，20寸的索尼彩电正播放美国轰炸伊拉克沿海的油轮。石油散布到海面上和海鸟死亡的镜头。凯米尔说他用了2000约旦第纳尔（大约2500美元）买了这座房子，这还得感谢约旦当局，而科威特则拒绝了他买房子的请求。
凯米尔两手平伸：“萨达姆并没有给我一分钱，我也并不特别喜欢他，问题是他想着我们巴勒斯坦人。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要回家！”说到这里，他朝妻子一努嘴，温顺的小妻子立即跳起来，爬到柜顶上取过一个小布包。凯米尔拿出一个暗绿色的小本，说这是他的巴勒斯坦身份证。他说他感谢联合国在贝卡难民营开办了学校，尽管水平仅仅“OK”，谈不上好，但毕竟是免费的。说到这里，他朝我鞠了一个躬：“中国也出钱为我们建了一所学校。”说着他叫过四岁的女儿里奇·哈丹给我们表演用英文数数，小哈丹可以数到“10”。凯米尔说，她的英文全是跟着电视学的。
此时，街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难民拥上街头开始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和平、支持萨达姆和打倒布什的口号，队伍最前面是一幅耶路撤冷清真寺的大画像。凯米尔说这里有“15万巴勒斯坦难民”！这种规模的游行是经常性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围着贝卡难民营缓慢行进。
12．告别约旦
单独旅行的人走得最快。
——吉卜林
1991年1月28日夜，蛰伏约旦的我，终于盼来摄影部的直接命令，社领导和总编室批准了我进以色列的申请。原来这天晚上新华社例行的编务会，总编南振中展示了我要求去以色列的文传申请。副总编王文卿说：“唐老鸭的干草都有露珠。”摄影部副主任林川趁机列数我的忠勇。正巧新华社副社长兼中宣部副部长曾建徽此时走进来，问“谁要去以色列？”众人说：“唐老鸭！”曾建徽当即指示：“唐老鸭！应该去！”1989年6月3日，曾建徽曾带我和几位军队记者采访过六部口被围的汽车。当时我几进几出完成拍摄任务，给老人家留下极深印象。摄影部副主任林川通过国际长途电话朝我大喊：“鸭子，力争当第一个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电头发稿的中国记者。你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应该懂我们的立场。我只要你快！给我拍‘飞毛腿’、‘爱国者’导弹，还有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一旁的主任徐佑珠插上一句：“注意安全！”
次日清晨，约旦分社用电话帮我预定了2月1日飞往塞浦路斯的机票。约旦与以色列是敌对国家，没有任何交往，连电话都不通。约旦河谷阿拉伯人与以军的流血事件，几乎每天都发生。由约旦首都安曼开车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只需两个多小时，可两军对峙，我只好绕道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东部，扼亚、非、欧三洲海上交通要冲。为地中海第三大岛，主要由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族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族人组成。
中午，约旦分社小陈陪我去取机票。一看，战争保险金竟比机票本身还贵。机场的售票小姐说：“飞机随时有被击落的可能。”交款时，我突然发现当天下午竟有一班飞往塞浦路斯拉纳卡的飞机，这意味着可以争得三天时间。我请求换乘这班飞机。小陈用电话请示了分社首席记者后，帮我改了机票。小陈说，别人是看好了落脚点再起跳，你这只鸭子是跳到空中再找立脚点。这趟航班要求3点以前到达机场。
我回到分社，老符开上奔驰就往机场赶，此时己差10分3点了。老符把车开到时速150公里，结果被警察截住，罚了20美元。赶到机场才知道，飞机推迟起飞。
约旦安曼阿丽亚国际机场外，坐满了难民。一群一周前在鲁威谢德难民营认识的苏丹难民一见我就齐声大喊：“西尼，撒哈菲（中国，记者）！”我忍不住端起莱卡按了两张。正想变换角度，走过来一个身着深灰制服的警察、一个戴红色贝蕾帽的士兵和一个戴黑色贝蕾帽的士兵。警察朝我客气他说了句：“下午好，先生。”我正想回话，他却出其不意地抓住我脖子上的相机。任我百般解释，毫无效果。面对他那双酷似强奸未遂者的肉眼和四周无所事事跟着瞎起哄的难民，我气得脸色发白双手发抖，不再解释，只想尽快结束。我在约旦碰到此类事已不止七八次，我只是暗恨自己不长记性，恨自己舍不得扳几张就把胶卷退出来。现在只能为这个胶卷流泪，恍惚记得这卷有偷拍的伊拉克驻约旦使馆、约旦航空公司售票处和刚才的难民。
离起飞还有五个小时，我躺在椅子上百无聊赖，旁边是几个菲律宾小保姆，一个自称是叙利亚人现在美国当雇佣兵的家伙用谁也听不懂的英语唠叨个不停，非缠着我让我解释菲律宾人、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区别。我不耐烦地挥挥手：“中国人长得最高，像我这种一米八几的在中国算是矮的，其他几国一个比一个矮，罗圈腿。”
我情绪坏到极点，找了辆行李车推着自己的五件行李往里走。一个鸡胸驼背、獐头鼠目、就像刚丢了驴的阿凡提似的约旦人抢着帮我推车，任我怎么表示不用就是不肯走开，傻呆呆跟在我身后寸步不离，直到我朝他大吼一声：“没有美元！”才悻悻离去，果然他不想学雷锋。
三道安检过后，我的防毒面具、钢盔、防弹背心等弄得满地都是。英国wTN电视编辑古斯塔斯走过来帮我收拾行李。作为回报，我给他讲了一下巴格达的战前形势。
耗到晚上9点，本应下午5点起飞的航班才开始滑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在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着陆。可直到这时，我还没有塞浦路斯入境签证。塞浦路斯是个欧化国家，由于我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护照而无需随大队旅客排队。我先到移民局申请入境签证。我的钢盔和防毒面具镇住了海关，我对移民局讲，我是从巴格达过来的，准备绕道这里去以色列，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办签证，请高抬贵手，帮我入境。移民官员连说问题不大，但先得给他们讲讲伊拉克、约旦那边的形势。一刻钟后，我得以踏上塞浦路斯国土。
13．另纸签证
我时常跨到敌对阵营去，不是当逃兵，而是做侦察员。
——赫胥黎
以色列驻塞浦路斯使馆坐落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市中心的一条胡同里。为防备恐怖分子，胡同两头已被铁丝网路障封死。我们的奔驰轿车奉命停到两条街口以外的停车场。把守路口的两位肩扛AK—M式冲锋枪的塞浦路斯警察仔细盘查后，放我和新华社驻塞浦路斯首席记者陈德昌穿过路障。
踏着积水的石子儿路，呼吸着清新的地中海空气，心中却是惴惴不安。昨天深夜，我一到分社，老陈就给以色列使馆二秘梅隆先生打了电话，将我姓名的英文拼写和护照号码通知了以方。
此刻，前方左手的那座四层小楼就是以色列驻塞使馆，一面蓝白相间的六角星旗在小雨中飘舞。四五个塞浦路斯武装警察平端着冲锋枪往来巡逻。使馆铁门紧闭，我们通过装在门上的对讲机与楼内的保安人员对话三分钟后，铁门才“咔嚓”一声自动打开。接着我们来到第二道自控门，经过同样程序后，进入使馆会客厅。
会客厅不大，正面和左侧墙壁上各开了一个半平方米大小装有数层防弹玻璃的窗口，我们隔着10厘米厚的玻璃，通过对讲机与里面的一位小姐用英语对话。我奉命将填好的表格和护照，通过防弹窗下侧的特殊暗道递到里面。
坐等回话的时候，我开始打量这间罐头盒般的小屋，屋内的陈设简单到不能再简单，除了书架上的旅游介绍和宣传品外，什么也没有。门旁整齐堆放着十几支蓝色包装的灭火器。右侧墙上有一个小佛龛样的东西，上盖一块丝绒帘，绘有六角形的“大卫星”。撩起帘子，是个小柜子，我没敢打开看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
对讲机里一个男低音命令我进去，我以为这下子可以见到梅隆了，不料从自控门进去又是一间小隔离室。一名安检人员用对讲机隔着同会客厅一模一样的防弹玻璃开始盘问，声称“为了你本人和我们大家的安全”，从我的职业、毕业的学校、访问过什么国家、发表的作品、宗教信仰、使用的器材、在伊拉克干了什么一直问到我有什么慢性病。最后问我，为什么头一次到中东地区，护照上就填满了塞浦路斯、土耳其、约旦、叙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