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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百祥率先开始，话题还是从今天的寿宴扯起：“梅书记，你是不知道，今年这个生日可是我们硬逼着吴总过的。以前吴总从不给自己过生日。今天我们是把你梅书记抬出来了，说你也要来，吴总才办了这顿饭。”
梅启良笑笑，说：“我也一样，基本上不过生日。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共产党教育，动不动狠斗私心一闪念，到现在都落下毛病了。”
郑百祥滔滔不绝：“这是观念问题，实际上私心不是坏东西，私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搞企业管理，也是先要解决好职工的个人利益问题，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就好比解放战争的时候，共产党只有搞了土改，把地主的田地和浮财分给农民个人，才会组织起数百万支前大军，那些农民出身的解放军战士才会拼死而战。农民战士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就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说到底是‘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毛泽东不实现不承诺他们的个人理想，能三年打垮蒋家王朝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到现在，才悟出私有制也不是坏东西。现在咱们国家的宪法虽然不像资本主义宪法那样开宗明义地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至少也明确提出了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受到国家的保护，这也是历史的觉悟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郑百祥话里的话，梅启良当然听得明白，但他精明就精明在故作迟钝上。他说：“哎，宪法这么修改，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即便是现在，公有制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下一步吉海市委要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好好抓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部门，你们长天这种大企业，可要带头搞出点经验来。”
吴长天说：“国企改革最大的难点，依我看，就是没有真正意义的企业所有者，也就是说，国企没有业主。它的投资决策、利润回报、长远发展，对企业各级经营者的奖励和控制，这些业主职能还真没有人来投身进去操心劳力地负起责任。现在国企的业主是谁呢，是国家。国家只是一个概念，不是具体的个人。国家专职管理国有资产的部门，也只是一个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隔几年就正常调换一批，从本能到心态，都不可能像私营业主对自己的企业那样同生共死。即使能，也施展不了，国有企业上上下下的人事环境多复杂呀，口舌是非太多，各方面都管得太死。要是管得松了，又容易出云南红塔的褚时健这种典型。国家有关部门作为红塔的业主，怎么管褚时健的？他有那么大的功劳。为国家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国家又给了他多少物质激励和奖赏？很少很少。那么好，你不奖赏他，他自己来。他弄了上亿元的一个小金库，非一日之功吧，谁又发现他了？谁又制约他监督他限制他了？国企的头头儿，恐怕不止一个褚时健吧。”
见吴长天略略有些激动，梅启良笑着帮他松弛：“怎么啦，你也想当褚时健？”
虽然是松弛的话，在吴长天和郑百祥此时的情态下，却说得针锋相对、剑拔弩张。郑百祥正色道：
“我们要当褚时健早当了，比他方便多了。去贪账上的钱，没有比这个更蠢的了。这次我们吴总亲自策划了一场战役，两个月内在股市上净赚了好几个亿。我们个人要是想捞点外快，自己悄悄注册一家公司或者让自己的子女进场跟庄，也是足以一夜暴富的，可这种事我们想都没想，挣的钱全是公司的。这并不是怕你们政府的那点监督，我们是信了吴总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自概’之论，自己管住自己。”
梅启良糊涂装到底，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正说明，你们自身公而忘私，思想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吗，要总结国企的成功经验，领导班子清廉自律，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嘛。”
第二部分惨事发生得那么突然
梅启良偷换前提的企图既明显又巧妙，吴长天不得不把意思再缓缓地拨回来：“我们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这几位长天集团的主要创始人，始终是把公司当做是自己的。长天集团是靠我们自己筹集资金，自己艰苦奋斗，从小到大拉扯起来的。如果是你市委任命几个干部，政府给足了投资来搞的话，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梅启良在节骨眼上倒是一点不糊涂了，毫不迟疑地跟了一句：“哎，吉海的大型国企有不少家，大多数都是市委任命的干部，政府投的资，也有不少搞得很不错嘛。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现象，在有的国企确实是存在的，可你们概括出的结论，还有你们那个观点，可有点问题。”
话既然说开了，而且说到了这么深的层次上，吴长天当然不能退回去了。他不疾不徐地争辩道：
“国企搞得好的当然也不少，可仔细分析分析，都是各有各的特殊原因。有的是赶上了好市场，有的是借助了某种垄断体制，有的是因为领导者个人的能力品质。可是研究问题不能光从特例出发，而主要应该去研究常态。我说的这个常态，就是指人的本性。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行为动力，离不开一个‘私’字，这是由几千年文化传统和历史过程形成的，不可视而不见。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脉，而儒家文化的中心就是人伦。中国的社会也确实就是这么现实：一个人，做事情也好，尽责任也罢，都是先以自身为中心点，再一轮一轮地看出去，看这件事和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然后再决定怎么做、怎么尽这个责。忠君是忠自己的君主，守孝是孝自己的父母，爱孩子先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子女有吃有穿了，再管别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己及他。如果这件事不是为他自己做，而是为别人做，甚至仅仅是为一个空洞的主义、精神或者机构而做，那就不一样了。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为了个人而不顾家庭，为了家庭而不管团体，为了团体而损害国家损害民族损害天下的事，还少吗？！国家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在大多数普通人的内心天平上，一般来说是自己的利益更重。雷锋叔叔不是没有，但现在可不是雷锋辈出的时代了。宏扬雷锋精神的现实意义不过是惩恶劝善，提倡公德和爱心，可不是在社会分配的机制上加速进入共产主义。”
吴长天的这套理论观点想说明什么，其实已经表达得相当露骨，但他有意地，并不联系自身的实际。梅启良听罢哈哈一笑，笑得更其老辣，他索性引带着吴长天和郑百祥二人，直奔主题，说道：
“你们说了半天，不就是想说长天集团的产权界定这件事吗？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在中国，理论上允许探讨的事，在现实中不一定马上能办。现实中能办什么，还是要看具体的法规政策怎么说，啊。”
吴长天知道落实此事最终必然要归结到政策法规上来，他胸有成竹地笑笑，说：“梅书记是一直关心我们长天集团的。关于产权界定问题，我们最近搞了些法规政策和财务方面的依据，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正想先送到您那儿，听听您的意见呢，明天我让李大功给您送到党校去。”
梅启良点了头，他点头的神情是认真而又会意的，给了吴长天极大的宽慰。梅启良也就自然地，适时结束了这个还难以马上表态的话题。他站起身来说：“李大功呢，他是不是一个人在和那两个女孩子跳舞啊？”
吴长天和郑百祥也站了起来，说：“他们都在后面游泳呢，梅书记现在还坚持游泳吗？ ”
并没有谁提议，但他们一行人还是自然而然地走出了书房，向后面的游泳池走来，梅启良说：“我哪还有时间游泳啊，我可是只有公没有私，全部时间都忙着工作了。”郑百祥揭发说：“游泳是过时的运动，现在梅书记改打网球了。我听说梅书记打得不错呢，反手尤其好。”梅启良也不否认，说：“我是左撇子，右手又强，所以难防。”吴长天马上把话接过来：“明天梅书记有空的话，我来安排一场球好不好。咱们两个，正手对反手。”梅启良说：“明天晚上我约了人谈事的。”吴长天说：“白天也行，上午下午都可以。”郑百祥在一边提醒吴长天：“明天上午特种材料公司梁总工程师的遗体告别，你不是说要亲自参加嘛，已经告诉家属了。最近家属对因公死亡的名分闹得很凶。”梅启良听了便说：“你们忙你们的，打球有的是机会。”
后面的游泳池里，李大功与那两位第一次来的女孩儿正在互相打水仗。李大功采取集中一点，各个击破的战术，专攻那穿黑衣服的女孩。而那位叫艾丽的女孩则敌我不分，攻几下这边，打几下那边，机会主义，两面树敌。那位黑衣少女终于招架不住，登岸而逃，脱去了黑衣的身子倒是很白。李大功意犹未尽，上岸去捉。他刚才席间大概多喝了几口酒，挺着发福的肚子在那位苗条女孩儿身后穷追不舍，见到吴长天、郑百祥陪着梅启良过来，也不顾忌，颇有些丑态。当着梅启良的面，吴长天也不好喝止，怕坏了气氛，只好用话替他遮掩：“ 今天梅书记来了，大家都高兴，李大功今天也就让他喝尽兴了，我平时是难得让他们这么轻松一下的。”
梅启良并未介意，应景地笑笑。郑百祥则更是凑趣，居然不怕有失身份，竟帮李大功截住那沿岸嘻笑奔逃的女孩，一人抓手，一人抓脚，拖到池边，像荡秋千似的一、二、三喊着，要往水里抛。吴长天喊了一声小心！话音未落，两人配合失误，抓手的李大功已松了手，抓脚的郑百祥还抓着脚，只听“砰”的一声闷响，女孩的脑袋重重地碰在池沿上。郑百祥下意识地把女孩的双脚往水里一抛，女孩一下子就沉下去了。
惨事发生得那么突然，近在咫尺，所有人都没有半点准备，除了水中另一个名叫艾丽的女孩惊骇的尖叫之外，岸上的人个个呆若木鸡，郑百祥更是面如土色。李大功不知是酒醒了还是依然醉着，还傻傻地冲着水中喝问：“哎！怎么啦你？”直到吴长天大喊了一声：“快救人！”他们才如梦方醒地跳了下去。
第二部分一种恨天怨人的懊丧
吴长天看到他们手忙脚乱地把那女孩拖上岸，手忙脚乱地为她做人工呼吸。他惊呆地看到她头部渗出了点点鲜血，染红了泳池边上的块块瓷砖。他说了句：“得赶快叫救护车去。 ”便往楼里走，他听到身后艾丽哑哑的哭泣，夹杂着李大功故作镇静的安慰：“没事没事… …”
梅启良也跟进楼里，跟着吴长天走进书房，默默地看着他查电话号码簿往急救站打电话。打了半天打不通。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去拨112服务台。吴长天见梅启良一言不发的样子，便说：“梅书记，我看你先回去吧，这里我们会处理好的。”梅启良没有说话，吴长天便跑出去叫了在前边屋里独自看电视的郑百祥的司机去送梅启良。那司机还不知后边发生了什么事，毕恭毕敬地开来了车子。和梅启良告别时，吴长天低低地说了句：“抱歉了梅书记，他们真是胡闹。”梅启良没有多言，只说：“还是快送医院吧。”
送走梅启良，吴长天退至书房继续打急救站的电话，终于打通，刚说了半句，电话就被突然进来的郑百祥按断了。
“怎么了？”
吴长天疑惑地看着全身湿透的郑百祥。郑百祥狼狈的脸上说不清有多少复杂的内容，他抖着说：
“别打了，她死了。”
吴长天头皮一紧，他几乎要喊起来：“死了也要叫医院来人呀！”
他再次拨电话，但电话再次被郑百祥按掉了。
他瞪着郑百祥，他想看看他是不是疯了！
郑百祥的表情、声音，都发着抖，恰恰是这点颤抖，说明了他还正常，还知道害怕。他说：“吴总，你先别急着打电话，反正人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