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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安汶岛日军最高级负责人、司令官高桥中将因处死和虐待俘虏之嫌疑而被起诉。可是他却托辞说俘虏完全交给收容所所长池内大佐管理，自己没有参与，也不了解虐待俘虏的情况，因而被免罪。不知什么缘故，在调查高桥中将的犯罪事实时，东京盟军总司令部也持不配合态度，拒绝提供资料。最后，被判为有罪和处决的仅仅是按上级命令不得不处死俘虏的下级执行者。这是乙、丙级战犯审判中存在的共同问题。
电影展现了战争的愚蠢性和胜利者审判的不彻底。同时，还反映了在美苏两极的冷战体制下，美军的远东战略对战犯的审判产生了影响，盟军总司令部对高桥中将的有罪取证调查持非合作态度，正是因为他们事先抱有让这位中将将来与美军占领政策合作的目的。检察官澳大利亚军人科弗上尉和盟军总司令部派来旁听（？）此次审判的美军情报人员贝克特少校之间曾有如下一段对白。两个人围绕是否应当起诉天皇进行对话，这一段对白，简明、坦率，令人感到震惊。
科弗上尉：“你来旁听审判……”
贝克特少校：“作为东京审判的参考。”
科弗上尉：“高桥之后，就该天皇了？”
贝克特少校（表示惊讶的样子）：“你还不知道吗？已经决定不起诉天皇了。”
科弗上尉（吃惊地）：“为什么？”
贝克特少校：“战败国的领导人有利于占领行政，不应杀掉，而应利用。这是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的失败教训。”
科弗上尉：“是贵国吸取的……”
贝克特少校：“是从失败中学来的。”
科弗上尉（气愤）：“请看一看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应该惩罚领导人。”
贝克特少校：“应从政治上考虑……”
随着电影情节的进展，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高桥中将的命令，在安汶岛上，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处死、虐待盟国官兵，显然都是按照他的命令执行的。顽固坚持没有屠杀、虐待俘虏的集中营所长池内大佐，最后也终于无法否认事实而剖腹自杀。可是，高桥中将却已经被判决为无罪。于是，受命处死盟国官兵的执行者田中中尉被起诉。
真正受审判的是谁
在军事法庭审理过程中，田中中尉就安汶岛发生的事情淡淡地吐露出真情，承认了自己根据命令亲自处死盟国官兵的事实。
在最后一次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时，科弗上尉是这样为田中中尉论罪量刑的：
“国际法不承认违法命令的约束力。被告用残酷的方法处死了芬顿中尉，并没有提出抗议。关键问题是，他是否意识到了犯罪，被告是接受了上级的谎令，最高司令官已经被宣判无罪。正如后来所澄清的那样，伪证是高桥制造的，是他下令处死盟国官兵并销毁记录的。从这些事实来看，我不认为惩罚对战后政治没有影响的部下、下级军官是正义的。
“在这次审判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拥有权力和特权的人把没有权力和特权的人当作了牺牲品。从当时被告的角度来看，发生了什么呢？政治是重要的。可是，如果匆忙的政治解决会践踏正义的话，那么，人们对迫害我国俘虏行为的愤怒就不会消除，请求给被告以宽大处理。”
这一席话都是辩护人的辩护词又是判决。接着，审判长表情苦涩、自信不足地断断续续地宣读了如下的判决：
“就该不该惩罚被告问题，曾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特别是应当酌情从轻量刑之处。……也考虑了本人是否知道那是犯罪。被告处死了芬顿中尉是毫无疑问的。……这是重大犯罪，判处死刑。”
说穿了，既然盟军官兵已被处死，如果不处死一个被起诉者，那么作为战犯审判就不能说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吧。第二天，执行了死刑。
有人批评这部电影把战争情节只局限在盟军与日军之间，完全忽视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是安汶岛的居民这一点。尽管这部电影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仍不失为一部从正面描绘战争、胜利者的审判以及反映在政治力学中，审判战犯是怎样歪曲事实等问题的影片。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对“亚洲·太平洋战争”认识不足
对亚洲战争赔偿问题搁置不理，或许是因为我们本身对１５年战争只认识到它是与美国进行的战争，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一场与亚洲进行战争的缘故吧。
每年临近１２月８日时，新闻媒体都报道袭击珍珠港事件，称１２月８日这一天是“开战纪念日。”
然而，战争并不是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开始的，而是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发生柳条湖事件即“满洲事变”时开始的（当然，在这之前日本对台湾、朝鲜进行殖民地统治的违法性也绝不能忽视）。我们绝不能忘记，１５年战争不是太平洋战争，而是“亚洲·太平洋战争”。
以前，因为我们把１５年战争看作为太平洋战争，所以一直错误地认为，“日本军部轻率地与具有强大工业能力的美国开战，结果失败了。（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日本人也是受害者。败于美国之后，美国为（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拥有世界上这部独一无二的和平宪法的日本，因此被免除了战争责任，日本已是和平国家了”（由宪法第９条而来的战争责任免除论）。而且还认为，面向未来，我们“决心不会因政府的行为再次发生战争惨祸”（宪法前言）就足够了。
日本国宪法持有的和平主义和放弃战争的基本理念是领先于世界的，正是由于这种和平主义理念的制约，日本不出口武器，在军事大国化方面也有一定限制。世界各地军事冲突正在扩大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有人通过生产和销售武器，从中牟取暴利。我们应该进一步推进宪法所具有的和平主义、放弃战争理念这些积极的方面。
可是，由于宪法第９条使天皇制继续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它对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发挥“避雷针”作用，我们应当看到这一历史事实。当我们真正实践宪法的理念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与天皇制发生对峙。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亚洲的民主化与战争补偿
日本的战后补偿与德国相比，做得很不充分。这也与战后亚洲各国忙于本国国内事务有着很大关系。例如，中国曾发生国共内战，朝鲜半岛曾发生朝鲜战争（从这种角度上看，可以说，亚洲不仅局限于冷战，还曾经发生“热战”）由于这些缘故，亚洲各国顾不上向日本要求战争补偿。
尽管如此，各国国内并非不存在要求日本战后补偿的呼声，但都被各国政府、以及考虑远东战略的美国压下去了（现在韩国、中国及其他国家出现的民主化运动与那些战后补偿要求不无关系）。
关于这一点，法国、波兰、犹太人团体等都对德国提出过严厉批评。如果不认真解决战争责任问题，那么，德国这个国家就很难在欧洲立足。起初，西德延长了对纳粹战争罪犯追究的时效，而后来干脆取消了。其原因是周边各国都完成时效后，逃到南美等的纳粹战犯又重新回到德国，从而产生了危机感，这才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起诉。（二）从纪念馆和纪念碑
看日本与德国的不同沃斯纪念·教育馆——正视历史的场所
日本的战后补偿与曾是“盟国”的德国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如上所述，这一点仅从两国支付于赔偿、补偿的具体金额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然而，两者的不同不仅仅在于补偿金额的多少。日本与德国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为了解德国的情况，我访问了德国，参观了柏林郊外的沃斯纪念·教育馆、萨克森霍尔森集中营旧址和路德维希堡“纳粹罪行追究中心”等。
沃斯纪念·教育馆，是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以国家保安部部长莱茵赫尔特·海德里（Ｓ·Ｓ上将）等为核心，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召集纳粹党卫军和各部厅等实务级官员讨论“灭绝”的具体措施，召开所谓“沃斯会议”的地方。建筑物的入口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１９４２年１月，曾在这座建筑物里召开了臭名昭著的沃斯会议。让我们悼念那些被纳粹的暴力统治夺去生命的犹太同胞们吧”。
纪念·教育馆通过图片等形式清晰地展示了纳粹自１９３３年取得政权到德国战败期间实施屠杀、灭绝犹太人计划的历史。参加这次会议并把会议内容整理成议事记录的是逃亡到南美后被捕，在以色列被处极刑的艾希曼。在当年开会的房间里，展示着参加会议者的照片、简历以及艾希曼亲笔记下的议事录。
馆内的桌子上摆放着厚厚两本黑色封皮的书，那是受害犹太人名单。名单上记载着受害者们的出生日期和地点、籍贯、遇害日期和地点等。
进入展室后，最先映入眼帘的是１９３３年纳粹党在柏林格伦沃尔德体育场举行大会的照片。挤满体育场的群众正在把右手伸向斜前方致纳粹式敬礼。照片下面的解说词写道：“今天唤起了新的信仰，要用血的神话、用鲜血保卫人们神圣本质的信仰。”接下来是迫害犹太教和犹太人的照片。
有一张照片题为“１９３３年，ＳＡ的恐怖·柏林”，一个正在行走的犹太老律师脖子上挂着“我不再向警察诉苦”的牌子。据说这张照片当时作为迫害犹太人的事例公布于世。另外，还有为“肃清非德意志精神”焚书的照片，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９日在柏林奥拉宁堡大街烧毁、破坏犹太教堂、犹太人商店的所谓“水晶之夜”的照片等。
到１９４３年，纳粹创建了“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当然，纳粹并不是把所有犹太人全部都送进毒气室，而是把可以当劳动力使用的人送进了军工厂等处劳动，把丧失劳动能力的病人、老人、孩子等首先送进毒气室加以杀害。反映这些史实的是正在挑选、决定把不同的犹太人分别送往毒气室和让他们留下来强行劳动时的照片，也有用人体做实验的照片。最后展示的是，德国的战败，犹太人从“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获得解放，病弱体衰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群以及戈林等受审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等照片。
在展室里还张贴着阿尔弗莱特·德布林的一段话：“有两种罪。一种是按计划实施的罪；另一种是使犯罪成为可能的容许罪。这两种犯罪都不是我们所希望、所了解的。但是，要不要希望，要不要了解，完全是我们本身的问题。”
据说，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环，德国高级中学的青少年们经常来沃斯纪念·教育馆受教育，以正视自己国家的现代史。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萨克森霍尔森集中营
从正视现代史的角度出发，保留侵略、迫害他人的“现场”具有重要意义。
在战争期间，纳粹在国内和占领地区建立了３０多个集中营。萨克森霍尔森集中营是其中的一个。在宽敞的原集中营旧址内，还残留着当时的阴影。比如，集体屠杀用的毒气室、用活人做实验用的部分手术室、绞首柱等都依旧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当身处这样的“现场”时，给人一种图片展览无法比拟的感染力，当时发生的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集中营入口处是铁制的大门，铁门上铸着：“ＡＲＢＥＩＴ ＭＡＣＨＴ ＦＲＥＩ”（劳动是通往自由之路）几个大字口号。应该怎样理解这一口号与大屠杀的关系呢？我甚至觉得，肩负今后要把这样的屠杀“现场”继续保存下去的任务的德国国民真是不容易，也切实体会到日本与德国对待历史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于是，我不由得想起以往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带着“花冈事件”受害者遗族去花冈旧址时，有一位遗族看到收容和强迫中国人劳动的中山寮已被淹没在矿泥水库底下，连一点儿踪影也没留下的现实后，马上发出了责问。另外，我还感到日本和德国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德国如果不那样做，就得不到欧洲各国的谅解。如果不彻底清算纳粹罪犯，战后的德国这个国家也许就不能在欧洲生存。
战后的德国面对过去的罪行，一方面与普通国家一样，努力追求生活的富裕、社会的稳定以及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断清算德国的犯罪事实，（三岛宪一著《战后的德国》，岩波新书）。由于遭到国内和法国、波兰等国的严厉批评，促使西德认真解决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