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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中焉。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作也。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批也。西门庆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骂。世界上恒河沙数之人，皆不知其谁，反不如西门庆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西门庆亦何幸哉！
罗丹说： “丑也须创造”。兰陵笑笑生以喜剧的形式创造了西门庆这一个丑的典型，让他丑得那么淋漓尽致，丑得那么逼真传神，丑得那么入骨三分。在文以载道、教化至上的文化氛围中，实则是“瞒与骗”的大泽中，难得有这么个彻底的流氓形象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主角。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绝后的。在西门庆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也有丑角如曹操等，但没有谁能像西门庆那样丑得完全彻底，丑得那么精美绝伦，以致不管是谁读了，口中、目中、心意中就永远抹不掉那丑恶的形象。
以至孟超竟喊出了“西门庆‘万岁’”的口号。他说： “一部《金瓶梅》所写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在各种情事底下反映出的卑鄙无耻，荒淫悖乱，一切都是为了衬托西门庆而设的。西门庆是《金瓶梅》中的主干，没有西门庆不能集一切罪恶之大成，没有西门庆看不到《金瓶梅》的全貌。然而，我们也不能说西门庆就是一个个人而存在着的，有了《金瓶梅》的社会，才能产生出这样的一代‘活宝’。”他进而说： “秦始皇是多大的势力，他想让他的天下历万代而不断，但哪知二世而亡！在论《金瓶梅》人物之后，我不想说别的，只有冷呼一声： ‘西门庆万岁！’、‘西门家世，永固无疆’了！”孟超《金瓶梅人物》第167页。
兰陵笑笑生以一个真正的喜剧艺术家的勇气和良知写了丑，他既不是为丑而丑，也不是以丑写丑，更不是以丑为美，而是以美的立场与角度出发去撕破丑、嘲弄丑、鞭挞丑。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里，几乎没有一线光明，一丝希望，一点理想，但兰陵笑笑生本身就是美与光明的使者，他那如椽巨笔就是美与光明的象征。因为作者是以美审丑，“通过升华去同它作斗争，即是在美学上战胜它，从而把这个梦魇化为艺术珍品”。为了强化审丑的力量，兰陵笑笑生唯恐他的艺术形象有不清晰的时候，因而在小说之首尾及行文中间特意设计了许多扬清激浊和因果报应的话头。作为一个喜剧作家，他不是在正面地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而是从侧面告诉人们不应该怎么做。正如欣欣子所云： 《金瓶梅》“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③④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6、414、559页。（《〈金瓶梅词话〉序》）。谢颐说： “今后看官睹西门庆等各色幻物，弄影行间，能不怜悯，能不畏惧乎？”③（《〈金瓶梅〉序》）。满文译本《〈金瓶梅〉序》说： “西门庆寻欢作乐莫逾五六年，其谄媚、钻营、作恶之徒亦可为非二十年，而其恶行竟可致万世鉴戒”。④
聂绀弩说得更现代化，他说： 《金瓶梅》“客观上多少揭露了人中之兽、美中之丑的部分，使人知道了兽与丑，从而转悟到人与美，或即人的觉醒的前奏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男女关系有大发展，源远流长，其中亦有《金瓶梅》之劳乎？”聂绀弩《蛇与塔》第239—240页。
兰陵笑笑生以喜剧的笔调，通过否定西门庆，否定了一个时代，否定了一个社会。让人们通过对西门庆及其生存的时代与社会的嘲笑，看到了旧制度真正的主角，是“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从而促使“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页。
《致命的狂欢》 《金瓶》壸奥，奥在何方《金瓶梅》：鲁迅视之为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
人情小说，是中国小说艺术世界中的一大家族。为人情小说确立文艺学概念的是鲁迅。他说：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79页。
鲁迅的论述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所谓“人情小说”，主要依据或衡量标准在这派小说的题材为“记人事”：叙述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的故事；描摹世态，见其炎凉。（鲁迅在《变迁》中说得更流畅，说其“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
其二，人情小说在明代是与“神魔小说”相对而言的。它与神魔小说的区别就在于其虽“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也就是说，“因果报应”的模式或许是两者所共有的，但神魔小说以“灵怪”出之，而人情小说则不甚言灵怪——只偶尔借用以强化对世态炎凉的艺术表现。
其三，人情小说之源头可追溯到宋代说话艺术中的“银字儿”。“银字儿”即宋代说话艺术四大家之一的“小说”。耐得翁《都城纪胜》中有“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的说法，因而它对后世小说最富影响力。但“小说”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学术界的看法却颇不一致。以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的意见，其包括“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胡氏考证，“银字儿”在唐是“应律之器”，至宋渐离乐律而变为“哀艳腔调”的代名词，因而“银字儿”（小说）中的故事多哀艳动人。
其四，人情小说，也可称为“世情书”。鲁迅文中“或亦谓之”者，即清初著名小说评点家张竹坡。在张竹坡之前之后都有人说《金瓶梅》是“描写世情”，“寄意时俗”的，但第一个明确将《金瓶梅》命名为“世情书”的是张竹坡，因而受到鲁迅重视，并从那里引伸出个“人情小说”的概念，其实艳情、才情小说亦可包括其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并说：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80页。
由此可见鲁迅是将《金瓶梅》作为中国长篇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来论述的。
《致命的狂欢》 《金瓶》壸奥，奥在何方《金瓶梅》所打破的传统小说观念（1）
作为长篇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出现，引起了中国小说观念与创作方法的重大变革，引导着近代小说的萌生。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有句名言，曰：“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传统思想”并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指政治思想或伦理思想，而当指传统的小说观念；那“传统写法”就是传统的创作方法。在中国小说史上打破传统的小说观念与写法的，当然以《红楼梦》最为突出，却远不只《红楼梦》一本书。当它们打破了既有的小说模式并成为新的模式时，一方面各自产生了一大批追星族，一方面又依次被后来的杰作所再打破。正是这种打破与再打破的运行机制，推动了中国小说的波浪式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瓶梅》也打破了其以往的小说包括《三国》、《水浒》、《西游》所代表的小说观念与写法，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而成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
《金瓶梅》是纯粹的文人小说，没有如同《三国》、《水浒》、《西游》那种由市井讲说到文人写定的创作过程，但对它之前种种作品都有所借用。这种借用频率较高，因而有些论者不免为之所迷惑，并据此将《金瓶梅》说成是与其他三大奇书一样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作品。持此观点者最典型的当数徐朔方先生之《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齐鲁书社1988年1月版）。其实将由市井讲说到文人写定的创作过程，称之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庶几能成立，但将之作为对《三国》、《水浒》、《西游》写定本的称谓，则似不妥。因为写定本虽不排斥市井讲说时代的影响，但写定本风格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还在于作为写定者的文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学者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的意见，认为“四大奇书”都是文人小说。《金瓶梅》与其他三大奇书的区别在于它是文人独立完成的长篇小说，而没有经历市井讲说的演化过程，这倒是颇有启发性的。杨义将这“没有经历市井讲说的演化过程”却“借用了前代某些作品的某些肢节”的写作方法，称之为戏拟谋略，是颇有见地的。他说：“戏拟乃是对传统叙事成规存心犯其窠臼，却以游戏心态出其窠臼”，是一种“创新手腕”，因为“戏拟谋略的采用乃是受现实生活的刺激，认清了旧叙事模式的不适用，因而在叙事模式和生活的错位之间采取嘲讽心态。戏拟式的嘲讽是一种新鲜的智慧”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金瓶梅》所戏拟的对象世界是相当丰富的。韩南有《〈金瓶梅〉探原》（徐朔方编选《〈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徐朔方有《〈金瓶梅〉成书新探》，对之有过翔实的搜寻。
而周中明师不仅从《宋史》、《宣和遗事》、《泊宅编》、《皇宋十朝纲要》、《续资治通鉴》、《明史》、《明清进士题名录》等书中发掘出《金瓶梅》七十五个人的传记文献；还将《金瓶梅》对前人小说题材的因袭、改造列表统计就更加清晰。
表明一百回中有四十回是有移植、改编他人之作的现象的。至于从《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等曲选中，引用套曲20套（其中全文引用的有17套），清曲103首，尚未计算在内。周中明《金瓶梅艺术论》第285—288页，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不过，这里重点要讨论的是《金瓶梅》对《三国》、《水浒》、《西游》的戏拟，这样会更清晰地发现《金瓶梅》到底打破了哪些传统的小说观念与创作方法。
《金瓶梅》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在玉皇庙昊天上帝座前焚烛跪拜宣读的疏文有云：“伏为桃园义重，众心仰慕而敢效其风……”显然是对《三国》以“桃园结义”开篇的戏拟。《三国》中刘、关、张经历各异，萍水相逢，一旦结为异姓兄弟，他们把“义”置于万里江山之上，而且为之献出生命，从而将“义”发挥到了极致。然而西门庆之流在堂皇地重复着三国英雄“生虽异日，死冀同时”之类誓辞之际，已有应伯爵诸人在集资酬神的银两上作了手脚，结盟之后又有西门庆对花子虚的占妻谋财，西门败落后应氏之流的落井下石等。这“以卑鄙嘲笑崇高的悖谬”，表明戏拟对象——桃园结义的理想，已在市井世俗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了。
同理，《金瓶梅》第五十七回“闻缘簿千金喜舍，戏雕栏一笑回嗔”，未必不是对《西游记》取经故事的戏拟。那被永福寺长老说动了心，喜舍千金的西门庆，一壁厢恭恭敬敬地念：“伏以白马驼经开象教，竺腾衍法启宗门”的疏文，一壁厢与吴月娘口吐狂言：“咱闻那佛祖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将神圣的佛祖也市井化了。市井铜臭气侵染了宗教信仰，信仰的追求就转化为信仰的游戏了。信仰游戏比信仰危机失落得更加彻底更加悲凉。
相对而言，《金瓶梅》对《水浒》的戏拟则更全面。据黄霖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水浒争鸣》第一辑）中统计，两书相同的人名有二十七个，相同或相似的大段故事情节有十二段，《金瓶梅》还抄了或基本上是抄《水浒》的韵文有五十四处。这里只须取《金瓶梅》的前十回，与《水浒》相应的情节“武松杀嫂”（第二十三至二十六回）相比较，就不难发现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