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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地写作。而中国小说读者学，恰恰少有人问津，迄今无像样的著述出现。如何看待（或处理）专家研究与普通读者的关系，堪称小说读者学的灵魂。对此，我仍愿借重舒芜的高论：
专门的小说研究者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非有不可的。有了专门研究者，有了科学的专门研究，才能将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零碎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变成系统的条理化的理论，指导读者更正确更深入更细致更开阔地、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地去阅读，去欣赏，去理解，去分析。有了专门研究者，才能代替和代表普通读者，去搜集资料，考证史实，审订版本，校勘文字，节省普通读者的精力和时间，替他们做大量的必需的而又为他们所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做的事情。
但是，任何专门的小说研究，都应该是从普通读者来，又回到普通读者去。最广大的普通读者对作品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永远应该是任何专门的小说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因为，小说作者原来就是要诉诸一切读者——包括普通读者和高级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所以小说研究者（本身是高级读者，同时又代表普通读者）除了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之外，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出发点和归宿点。一切专门的小说研究，凡是或多或少能够昭阐文心、裨益读者的，必然都是没有离开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反之，凡是歪曲原意、贻误读者的，究其原因，不是没有从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出发，就是没有归宿到那里去。在这个意义上，普通读者的整体，既是任何高级的小说研究专家必须服务的对象，又是任何高级的小说研究专家必须服从的裁判。（《说梦录？自序》）
当然，也应允许有极个别的例外，如小说目录学、小说版本学之类的专门研究未必能面向普通读者。但舒芜所言小说读者学的原则是精彩而且可行的。若从这样一个读者学的视角，看《金瓶梅》学者解读的历史与现状，应是极为有意义的事。
据吴敢《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百年来中国（含港台地区）所出版之《金瓶梅》研究专著199部（国外出版之中外文专著除外）；中国大陆（不含港台地区）中文报刊发表的《金瓶梅》研究论文1949篇。而且，这些专著与论文其中190部与1903篇见于1980年以后，堪称涌现。其猛增之速度，虽不敢说几令“红学”减价，至少在“红学”之侧确确实实耸立起一门“金学”，并“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可谓辉煌无比。
这辉煌之中的“金瓶”文字，有多少与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与健康感受”接轨呢？普通读者最想了解的无疑是“金学”家们对作品文本的解读。宁宗一师曾一再呼吁，“金学”研究要回归文本。但“金学家”们又有多少人真正在文本的解读上下过工夫呢？吴敢风趣地称对《金瓶梅》作者、评者、成书、版本等的研究为“瓶外学”，对《金瓶梅》思想、艺术、人物、语言等的研究为“瓶内学”。那么，“瓶外学”与“瓶内学”实际上成何比例呢？1980年以来“瓶内学”的专著15部，论文276篇，分别占1980年以来“金学”专著与论文的0。5％与14。5％。可见“瓶内学”天地过于狭窄，而“瓶外学”天地又似过于宽泛，两者的比例颇不协调。
徽州当地人认为《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花园，是以西溪南大盐商吴天行的“十二楼”为原型，并称“十二楼”遗存的假山，与书中写到的“藏春坞”很相像
“瓶外学”中第一个焦点是《金瓶梅》作者问题，有人称为“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向为海内外研究者所关注，发表了二百来篇论文和多部专著。“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被“研究史会编”著录的就有57人之多（近年又有新说出现）。无论“瓶内学”还是“瓶外学”都离不开坚实的考证。对于坚实的考证，我从来就极为钦佩。如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以三十多年的心血，著书十五六种来解《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之谜，将“瓶外学”做到了极致，全球难寻第二例，其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与天下第一奇书相对应的传奇故事，已构成了“金瓶”文字中独特的风景线。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些候选人“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更何况其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吴敢《〈金瓶梅〉及其作者“兰陵笑笑生”》，《文汇报》2003。12。14。。新近徽州有人考证《金瓶梅》作者是汪道昆，其科学性留待历史检验，这里不予评说。匪夷所思的是徽州地方据此斥巨资建《金瓶梅》遗址公园，《金瓶梅》本小说家言，作家的“白日梦”，何来遗址可言？徽州文化亮点何其多，又为何来凑这份虚热呢？
前不久，我在为朋友策划的《是谁误解了红楼梦》一书所作短序中有这么一段话：
说起考据，我主张重温胡适“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方法。在胡适那里，这十字真言是分三步走： 其一，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其二，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其三，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胡适称之为“科学方法”。实行这科学方法，还有两个前提，一为科学精神，一为科学态度。胡适说：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胡多次论及科学方法，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的上述云云，当是最为明彻的。
而就文学研究而言，无论考据，还是索隐，其归宿应当是有助于人们去把握文学作品的美学内核，从而担当起陶冶情操、塑造性格的审美使命。
眼下索隐派的先生们只有大胆地假设，没有小心地求证；他们的“求证”不是跟着证据走，而是跟着感觉走。于是，他们将本有一定生命力的治学手段： 考据与索隐，蜕化为猜谜了。长篇累牍的文字，徒见猜谜这智力游戏的翻新。拙作《几回掩卷哭曹侯》，《是谁误解了红楼梦》卷首，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我的这段话是送给典型的“红外线”产品——刘心武的“秦学”的。
《金瓶梅》作者问题既是“哥德巴赫猜想”，若能解答自然与数学家陈景润一样功德无量。但若这是个无解的“哥德巴赫猜想”，则有请金学家们从“红外线”中吸取教训，将聪明才智投之于有益有趣的文本解读，让“瓶内学”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致命的狂欢》 题记临清——《金瓶梅》故事背景地
说起“瓶内学”，我在欣喜其“百花齐放”之余，也有点遗憾。那就是有两个流行观念似不利于《金瓶梅》文本研究。其一，是卢兴基首倡的“新兴商人”说，有悖《金瓶梅》文情与宋明时代的国情，倒有以时下主流文化图解古代作品之嫌。其二，对女性评价中浓烈的男权主义心态，金学队伍主体是大老爷们，国内男士有男权主义观念固然不可原谅，而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所表现的男权主义观念的强烈程度，使我感到惊讶；其著作已被国人奉为“经典”，而其中的经典谬论却迄今无人质疑，这就更使我感到不安！因将质疑之意书之于导言的“副标”，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敢说拙著就是一部挑战之作，但它确为有感之作。我在书中对这两种流行观念多有质疑与论辩。我主张切实从文本实际出发去解读《金瓶梅》的两大主人公，平心而论，既不溢美，也不贬低。对于女性的评论，我既不支持女权主义，也非“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却主张至少可以“妇女之友”（非金莲之友）的立场，设身处地去解读她们。以慈悲为怀，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切忌以骂代评。此番微衷，相信能获得读者认可。我对《金瓶梅》是在看中思、在思中看，看了思了，然后更懂得珍爱生命、珍爱女性、珍爱人性；欢快地告别昨天，从而更珍惜今天，轻捷地迈向明天。也愿以此期之于本书读者。
《金瓶梅》乃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研究也堪称天下第一奇观。金圣叹评《水浒》有句名言： 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我则将之置换成本书导言的正标与结语，曰：
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
《致命的狂欢》 以性为命，为爱而亡小引： 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
——换副眼光看金莲
潘金莲与西门庆无疑是《金瓶梅》中的两大主角，也是全书写得最成功最灵动的艺术形象。要写《潘金莲论》，我提起笔来，却颇为茫然，不知从何下手。因为潘金莲早就以“天下第一淫妇”的美名被钉在耻辱柱上，供人詈骂数百年。
潘金莲
金莲不是人。（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32页。
潘金莲者，专于吸人骨髓之妖精也。若潘金莲者，则可杀而不可留者也。赋以美貌，正所谓倾城倾国并可倾家，杀身杀人并可杀子孙。（文龙《金瓶梅》第二十八、四十一回批语）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601、611页。
这是清代人的评论。张、文于《金瓶梅》多有卓见，但对潘金莲的评说却终未摆脱“红颜祸水”的封建男权主义的观念。鲁迅不止一次清算这种谬见，先有《女人未必多说谎》，再有《阿全》，皆有高见。仅引后文：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1页，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令人遗憾的是，解放以来，虽说时代不同，而评论《金瓶梅》，尤其是评论潘金莲的男权主义观点，非但没有根本改变，反而似乎是有增无减，甚至愈演愈烈，这也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化领域的一大奇观： “淫妇”、“恶毒妇”、“妇女中的魔鬼”、“西门庆家的女恶霸”、“天下第一淫妇”、“第一可恶可憎之女人”、“催命榜上第一人”、“罪恶之花、戕身之斧”……无所不用其极，以至说潘金莲是“一个最淫荡、最自私、最阴险毒辣、最刻薄无情的人”。国内学者如此固不可原谅，最令人不可理喻的却是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夏志清的浓烈的男权主义观念。无可非议夏氏对中国古典小说、现代小说都有精到的研究，以至被国人奉为“经典”。但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五章《金瓶梅》（单篇译文被冠名为《金瓶梅新论》）中，夏氏将潘金莲定性为“一个非常狡猾和残酷的人物，一个为满足其性欲无所不为的占有性色情狂”，西门庆反倒“是一个做事鬼鬼祟祟，为自己辩解的丈夫，而潘金莲则是个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的妻子”，“她依然保持着对她们公有的丈夫的绝对控制权”，“西门庆是她取乐的工具”，西门庆之死实际上给人的印象是： “他被一个无情无义而永远不知满足的女性色情狂谋杀了”。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194、214、215、216页，胡益民等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9月版。仿佛从西门庆的死到西门败落的责任都要这潘金莲来承担，已将“红颜祸水”论推到了极致。这令我深为惊诧。
如果没有鬼才魏明伦以“荒诞川剧”《潘金莲》抒发他的异端之见，如果没有美籍华裔女学者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发表了对潘金莲极为慈悲的评说，我真怀疑历史在这里停止了它前进的脚步。或许是“红颜祸水”论裹住了中国男士前进的脚步，因为自明至今，中国“金学”的基本队伍是由男性支撑。男人们对潘金莲骂声不绝，而《金瓶梅》又曾久禁不止，有学者指出，不少男性在玩弄一种自欺欺人的解读游戏： 睁开眼骂潘金莲，闭上眼想潘金莲。虽有些刻薄，却似乎不无昭示意义。
骂不妨骂之，想不妨想之，那是别人的自由。但我却认为，对于一个复杂而成功的艺术形象，靠“以骂代评”似乎简单化了一点。骂固然也是一种评论，而且可解一时之恨，却终替代不了入情入理的审美解读。鲁迅所论《红楼梦》的“读者学”观点，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