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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发现了这种典型，并且把它固定下来了。而耶路撒冷或巴比伦的维吉尔式的诗人（指以赛亚）的梦，在数世纪漫长的进化中，在世界正在等待着的他自己身上具体化了。“他的脸比任何人的脸都毁坏得厉害，他的形体不像‘人之子’的身体”，这是以赛亚记过的区分新理想的标志，并且，一旦艺术理解了自己意味着什么，它就会在一个身上体现着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艺术真理的人面前像花一样开放，因为，如我所说，外是内的表现，灵魂被赋予血肉，肉体本能被赋予精神，形式表现一切，等等，都不是艺术中的真理。
在我看来，历史上最令人悲哀的是：基督复活导致产生了查尔特勒斯的大教堂系（13世纪初所建的哥特式教堂，是法国最大最美的教堂。——译者）、亚瑟王的系列传说指英国神话中关于亚瑟王的许多故事。——译者、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方济各，12世纪至13世纪的意大利修士。——译者）的生命、乔托（乔托，13世纪至14世纪的意大利画家、雕刻家。——译者）的艺术、但丁的《神曲》，但它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而是被给了我们彼特拉克的诗歌、拉斐尔的壁画、帕拉第亚的建筑、拘于形式的法国悲剧、圣保罗的大教堂、蒲柏的诗歌，以及根据僵死的法则创造出来、而不是通过体现着它的某种精神、从内部产生的一切东西阻碍和损害了。但无论在哪儿出现一种艺术浪漫运动，基督或基督的灵魂就会以某种方式或某种形式出现：他在《罗米欧与朱丽叶》里，在《冬天的故事里》，在普罗旺斯人的诗里，在《老水手》（柯勒律治的诗）里，在查特顿的《仁慈之歌》里（查特顿是一位夭折的天才诗人，《仁慈之歌》是他最后的诗篇），在《无情的美人》（济慈的诗）里。种种最复杂的人和事都是因他才来的。雨果的《悲惨世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俄国小说里的怜悯基调、伯恩·琼斯伯恩·琼斯，19世纪英国画家和工业设计家，其绘画体现了拉斐尔前派的风格，设计过金属、石膏等浮雕和挂毯图案。——译者和莫里斯（莫里斯，19世纪英国诗人、画家、工艺美术家。——译者）的弄脏的镜子和挂毯及15世纪的作品、魏尔兰和他的诗、乔托的《塔》、兰斯特洛（兰斯特洛，英国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骑士。——译者）、格娜维尔（格娜维尔，传说中亚瑟王的王后，兰斯特洛的情妇。——译者）和汤豪泽（汤豪泽，13世纪的德国吟游诗人。——译者）、米迦勒·安吉勒的悲哀的浪漫的大理石雕塑、有尖顶的建筑物、孩子的爱和花的爱，这些都是属于他的。确切地说，孩子与花在古典艺术里是几乎没有什么地位的，古典艺术里是没有成长的游戏的，但从12世纪至今，孩子和花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各种各样的时代断断续续但固执地出现在艺术作品里。春天一直还是那个春天，花儿似乎都躲藏起来了，只有太阳出来时才出现，因为它们害怕长大的人会不耐烦寻找它而放弃追求，孩子的生活仅仅像一个为了水仙的开放才有雨也有阳光的四月的一天。
基督自己本性中的想像性使他成为跳跃的浪漫的中心。诗剧和传说中奇怪的人物都是别人的想像创造出来的，但拿撒勒的耶稣从自己的想像中创造出的只是他自己。以赛亚的呼号与他的来临实际上没什么关系，就像夜莺的歌与月亮的升起没有什么关系一样。他是预言的肯定者，也是预言的否定者；每当他成就这种期待，他就毁灭那一种期待。培根说“在一切美中，存在着某种奇怪的比例”，所以，那些由精神而生的人——也就是说，像他自己一样是动力的人，基督说他们就像风一样“吹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并且没有人能说出它是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这就是他为什么对艺术家有那么大的魔力的原因。他具有生活的一切因素：神秘、奇异、悲哀、暗示、狂热、爱，他吸引了奇异的性情，并且创造出那种人们的凭以理解他的情绪。
对我来说，令我快乐的是想到：如果他是从“完全坚实的想像”中产生出来的，那么世界自身也是从同一种物质中产生出来的。我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说过，世界上的大罪恶发生在头脑里，但一切都是发生在头脑里的。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并不是用眼去看，用耳去听的，它们不过是适当或不适当地传达感觉印象的通道。我们就是在头脑里知道了罂粟是红色的、苹果是香的、云雀会歌唱。近来，我很用心地研究了有关基督的四首散文诗。在过圣诞节时，我设法得到了一本希腊文的《圣经》，每天早晨，我在打扫完自己的牢房、擦亮了自己的餐具之后，就读一点《福音书》和随手翻到书中的某一处找到的十多首诗。这是用来开始一天生活的一种愉快的方式。对你来说，你过着混乱的无秩序的生活，你也想这样做，这也会是一种很好的事，对你会有无穷的益处，并且希腊语也很简单。一年到头无休止的重复又重复的宣讲已经损害了《福音书》的新鲜和单纯的魅力，我们听到人们读它们的次数太多了，也读得太糟糕了，所有的重说都是反精神的。当人们重回到希腊语中时，就像从一座狭窄、黑暗的房子走进开满百合花的花园。
当我想到我们极有可能得到基督用过的原文“ipsissima Verba”时，我就能获得双倍的快乐。人们常常想像，基督讲的是阿拉姆语（阿拉姆语，属闪米特语族，公元前9世纪通用于古叙利亚，犹太人文献及早期基督教文学多以此语写成。——译者），甚至勒南也持这种看法，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加利利的农夫，就像我们今天的爱尔兰农夫一样是说两种语言的，而且希腊语是巴勒斯坦人通用的交际语言，实际上也遍及了整个东方世界。我从不喜欢主张我们只有通过翻译来理解基督的话。至于他的对话，查密迪斯查密迪斯，柏拉图对话集《查密迪斯篇》的中心人物，是一位漂亮的年轻人，象征着对话的中心主题：适度。王尔德创作过同名长诗，讲的是一位想像的人物。——原注也许会倾听，苏格拉底也许会和他讨论，而柏拉图也许会理解他吧！他确实说过的是：“我是一个好牧人”；当他想到野地里的百合花以及它们如何既不吐丝也不劳作时，他绝对说过的话是“想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它们既不劳作也不吐丝”；当他喊道“我的生命已经完成，已经达到成就，已经完美”时，他最后的话正像圣·约翰告诉我们的，是“成了”，仅此而已。每当我想起上面的这些事，我就感到非常快乐。
当我读《福音书》时——特别是《约翰福音》或早期的诺斯替教徒借他的名字和风格写成的任何东西——我看到，对想像的持续肯定成了一切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基础；我也看到，对基督来说，想像只是一种爱的形式，而且，对他来说，爱在其最充分的意义方面就是天主。大约六周前，医生准许我不吃监狱常吃的那种黑色或茶色的粗面包，而吃细白的面包。这真是非常好吃的东西，对你来说，你可能觉得奇怪干面包会成为什么人的美味佳肴，但我向你保证，对我来说确实是这样的。在每次吃完饭后，我都很仔细地吃那落在我的锡器餐具中或者落在用来防止桌子污秽的粗布上的所有面包屑。但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饥饿——因为我现在的食物很充足——而只是为了不至于浪费别人给我的东西。人也应该这样来看爱啊！
基督像所有令人迷醉的人格一样，不仅有能力说出他自己身上的美好的东西，也有能力使别人向他说出自己身上的美的东西。我很喜欢圣·马可告诉我们的关于一个希腊妇女的故事——当基督试验她的信仰时，他对她说，他不能把以色列孩子的面包给她，她回答说，桌子下面的小狗在吃孩子们掉下来的面包屑。大多数人都是为爱和赞美而生的，但我们也是应该用爱和赞美来生活的。如果有人给我们爱和赞美，我们应该承认自己非常不值得接受它们。没有人值得被爱。“上帝爱人”这个事实表明，在理想物的神圣法则中，写着：永恒的爱给那些永远没价值的东西，或者说，如果觉得这句话有点刺耳，我们可以说，除了认为自己有被爱的价值的人之外，人人都值得被爱。爱是应该跪受的圣礼，并且接受她的人要在嘴上和心里说：“主啊，我们都不配得到你的爱啊！”
狱中记我用两个主题表现我自己：基督与艺术生活
如果我将来还能写作，就是说再能创造艺术作品，那我希望能用两个主题表现我自己：一个是作为生活中的浪漫运动先驱的基督，另一个是被放在其与行为的关系中来思考的艺术生活。前者不必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我在基督身上不仅看到了最高的浪漫典型的本质要素，而且还看到一切产生于浪漫气质的偶然事件，甚至包括任性。他是第一个宣讲“人应过如花岁月”的人，他固持着这句话。他把孩子作为人们应该努力成为的人的模型，他把孩子作为他们的长者的范例，这也是我常想到的孩子的主要作用，如果完美的东西都要有一种用途的话。但丁描写人的灵魂在从上帝之手出来时是“像孩子一样又哭又笑”；基督也看到，每个人的灵魂应该是“像边哭边笑做游戏的小姑娘”。他感到生命是变化的、流动的、活泼的，如果把生命铸成一种形式，那就等于它的死亡。他说过，人们不应过于关注物质的、世俗的利益，创造非实用的东西就是创造伟大的东西。一个人不应该过于烦扰于世俗之事。当他说“鸟尚且不这样，人为什么反倒要这样呢？”“不要想到明天，难道灵魂还不及肉身，身体还不及衣服吗”的时候，他确是迷人可爱的。一个希腊人可能会说出后面那句话，因为它充满了希腊人式的感情，但是只有基督能够说出上面这两句话，并且为我们完美地概括出生活的规律。
他的道德，就像道德应该是的那样，是完全的同情。如果他曾说过的惟一一件事是“她的罪被赦免了，因为她爱得多”，那么，说这样的话，即使去死也是值得的。他的正义都是诗的正义，正像正义应该是的那样。乞丐因为曾经不幸而到了天国去，我想不出他被送到天国里去还能有其他更好的理由。在清凉的晚上，在葡萄园中做了一小时工作的人们所得到的报酬与在烈日下劳作一天的人一样。他们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呢？可能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得到什么东西，或者他们也许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人。基督是无法容忍把人当物看待，并且把一切人都一样看待的、沉闷、无生气的机械的体制的。在他看来，没有法则，只有例外。
在基督看来，浪漫艺术的核心是实际生活的合适的基础，他看不到还有其他什么基础。当人们把一个根据法律被判有罪的妇人带到他的面前，问他该怎么办时，他用手指在地上写着什么，似乎没有听到他们所说的话，最后，当他们一再逼着他回答时，他抬起头说：“让你们中间没有犯过罪的人先拿石头砸她吧！”活着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值得。
就像所有富于诗意的人一样，他也爱无知无识的人，他知道，在无知者的灵魂里，常常会有接受伟大思想的地方。但他无法容忍蠢人，特别是那些被教育弄得愚蠢的人——这样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一点也不了解的观点，是一种特殊的现代典型，基督概括这样的人是掌握着知识的钥匙，自己却不会用，也不允许别人去用的人，虽然这把钥匙可以用来开启天国之门。基督发动的主要战争是反对平庸之辈，这是每一个光之子都不得不进行的战争。平庸是他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特征，他反对他们对种种思想的无法理解，反对他们萎靡不振的体面和令人生厌的正统，反对他们对世俗成功的崇拜和对生活中十足的物质主义方面的彻底迷恋，反对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价值的可笑的估计，在这些方面，基督时代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是我们英国的平庸之辈的对应者。基督嘲笑体面是“涂白了的坟墓”，并一生坚信这句话。他把世俗的成功看做一种应该被彻底蔑视的东西，因为他从中看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把财富看做人的障碍，他不愿意听到生命为任何思想或道德体制牺牲掉。他指出，形式和仪式是为人设的，而不是人为形式和仪式所设。他认为人们应该轻视“安息日严守主义”这类东西。他用彻底的无情和嘲笑，讽刺了中产阶级以为极可爱的冷酷的博爱、虚伪的公共慈善事业、冗长乏味的形式主义。对我们来说，所谓正统不过是一种温顺的不明智的默认，而对他们来说，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