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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当我回到伦敦时，我记得自己坐在房间里，悲哀地、严肃地试图弄清楚你是否真的就是我看到的那样——一个身上有着那么多的对你我与别人都是彻底毁灭性的错误、即使认识你或与你在一起都会致命的人。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不知道我对你的估计究竟是不是不公正的、误解的。在周末，有人送来了你母亲的一封信，她信中所说的都是我也曾有过的那种感觉。她在信里谈到，你有盲目的过度的虚荣心，这使你看不起自己的家，把你的哥哥——那个坦率的人——当做一个“平庸之辈”。她也谈到，因为你的脾气，她不敢与你谈你正在过的那种生活，那种她能感觉到、也能了解的生活。她说，你在用钱方面的许多行为都令她很失望。她也谈到了你身上已经出现的堕落和变化。她当然也明白，你身上遗传了那种可怕的家族特征，并且坦率地、恐惧地承认，你是她的一个“继承了那种致命的道格拉斯气质的孩子”。在信的末尾，她说她感到应该向我说明，在她看来，我们的友谊实际上已经强化了你的虚荣心，而这种虚荣心已经成为你的所有错误的根源。她真诚地请求我不要在国外接见你。我立刻给她回信，告诉她我完全同意她所说的每一个字，我会尽可能远远地离开你。我告诉她，我们的友谊是在牛津大学时开始的，起因是你来请求我帮助你解决一个很特殊的人给你造成的严重的麻烦。我还说，你的生活一直是处于这种类似的不断出现的困境状态中的。我告诉她，你曾把自己去比利时的原因归结于你在那次旅行中的同伴的错误，你母亲曾因此责备我把他介绍给你，但我却认为，错误在你而不在他。我向她保证，我根本不想在国外见到你，并且请她尽量让你一直留在埃及，如果可能，可以让你以一种名誉专员的身份留在那儿，如果这种办法行不通，也可让你去学习现代语言。总之，不管她能找出什么理由，至少要让你在埃及住二至三年，这既是为你好，也是为我好。
与此同时，在埃及你每到一个邮局就给我写信。我对你写的信一点也不在意，读过后就撕掉了，我已决心再不与你产生任何关系了。既然我决心已下，我就可以欣然全身心专注于我的艺术——我已让你中断了我的艺术的进步。
3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时，你母亲因为那种不幸的意志薄弱的性格、那种在我的生活悲剧中成为与你父亲对我的侵犯一样的致命因素的意志薄弱，正式写信给我——当然，我毫不怀疑她受到了你的怂恿——她告诉我，你非常焦急地等着我的回信，而且，为了使我不至于有借口不与你联系，她还把你在雅典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当然非常清楚这个地址。我承认，当接到她的信时，我感到非常震惊。我无法明白，在她11月给我写了那样一封信、我也给她回了信后，她怎么还会不顾后果地试图修复或重新开始我们之间那种不幸的友谊。当然，我告诉她说我收到了她的信，并表示感谢，同时要求她尽可能让你与英国驻埃及大使取得联系，以便阻止你返回英国。但我没给你写信，也没有因为你母亲给我写了信而对你发来的电报稍加注意。最后，你竟然给我妻子发电报，请求她利用她对我的影响让我给你写信。我们的友谊曾一直是她悲伤的根源，不仅仅因为她本人从未喜欢过你，而且是因为你形影不离地陪伴我已大大改变了我，而且不是朝好的方面转变。然而，只是因为她始终对你是最仁慈、最温和的，所以她无法忍受我以任何不礼貌的方式对待我的任何朋友，因为在她看来，我对你似乎就是这样，虽然她想过、确实也知道我与你的交往是与我的性格不相容的。就这样，在她的要求下，我与你取得了联系。我清楚地记得我给你的电报上的每一个字。我说，时间已愈合了每一个伤口，但在以后的数月内，我既不会给你写信，也不会见你。你接到电报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出发来巴黎，一路上给我发了许多热情的电报，请求我再见你一次，无论如何要见一次。我拒绝了。你在星期六深夜到了巴黎，在下榻的旅馆里见到了我写给你的一封信，告诉你我不会见你。第二天早晨，我在泰特街收到你一封大约有10页或11页的电报，你说，不管你以前对我做过什么，你都无法相信我会绝对拒绝见你。你提醒我说，为了见到我，哪怕只见上一小时，你已经在欧洲穿行了6天6夜，路上一次也没停留。我必须承认，你这次的请求是我见过的最哀婉动人的。最后在电报结尾，你直言不讳地威胁说你要自杀。你自己过去常常告诉我，你的家族中有许多人都曾双手沾满自己的血：你的叔叔肯定无疑是自杀，你的祖父也可能是自杀，还有其他许多人发了疯。你来自于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血统。出于对你的怜悯以及过去对你的爱，也因为想到，如果你真的自杀了，你母亲会承受不住这样可怕的打击；想到你这样一个尽管身上有许许多多的邪恶的特点，但仍蕴含着美的可能性的年轻的生命，却要走到这样一种可怕的结局。总之，纯粹是出于仁慈——如果我必须找种借口的话——我同意与你见最后一面。我赶到巴黎，又与你坐在一起。那天晚上，你的眼泪一次次涌流而出，像雨水一样流过你的面颊。我们先在渥瓦萨吃午饭，随后又在帕娅德吃了晚饭。你见到我时表现出真心的欢乐：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你都紧紧握着我的手，像一个已悔过的温顺的孩子。你当时的悔悟是那样单纯和真诚，结果使我又同意恢复我们的友谊。两天后我们回到了伦敦，你父亲看到我们一起在“皇家咖啡馆”共进午餐，也过来坐到我们的餐桌旁，喝我的酒，并且就在那天下午给你写了一封信，开始了对我的第一次攻击。
狱中记温柔与粗暴
可能有人会奇怪我会再次决定与你分手，这次分手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因为离开你的义务迫使我这么做。我不必提醒你回忆起你从1894年10月10日到13日在布莱顿对我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对你来说，回忆三年前的事情是太难了，因为你会觉得三年时间过于漫长了。但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监狱中、生活中没有事件只有悲哀的人来说，就必须以痛苦的结来计算时间的长短，并标记下我们痛苦的时刻。除了痛苦，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想。痛苦——尽管对你来说这听起来很奇怪——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因为只有痛苦才能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只有回忆过去的痛苦，才能保证和证明我们还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必要。在我自己与快乐的回忆之间存在着一道同我自己和实际的快乐之间同样深的鸿沟。如果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活确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只有快乐、奢侈、笑声，我会一点也回忆不起来的。就是因为那种生活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悲剧性的痛苦、险恶、愚蠢或可怕的单调乏味的争吵和不体面的亵渎，我才能详细地看到或听到其中每一个彼此分离的事件，实际上我也已不可能看到或听到其他的什么东西了。生活在监狱里的人需要那么多的痛苦才能生活下去，结果迫使我每天都不得不把我们的友谊变换成各种不同的痛苦方式，尽管有时并不必要。不管我自己和别人是如何看待我现在的处境，我的生活似乎一直就是一首真正的“悲哀交响曲”，慢慢地经过以节奏联接的种种乐章达到它的转变，并且带着在艺术中作为处理一切重大主题的特征的那种必然性。
我刚才是不是已经说到三年前你在连续三天里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当时正准备单独一个人在渥斯林完成我的最后一个剧本，中间你曾两次来访，打断了我的计划。第三次，你带着自己的一个朋友突然出现在我房子里，而且你还竟然建议他留在我房里，但被我断然拒绝了（你现在必须承认，我的拒绝是合情合理的）。当然，我可以容许你留下来，对此我一向别无选择，但我不能让你的朋友留在我房里，所以就把他安排在别处了。第二天是星期一，你的朋友去上班了，你留了下来。因为对渥斯林感到厌烦，更主要的是，毫无疑问是因为厌烦我徒劳地想出种种办法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剧本上——当时惟一能真正吸引我的事情——你就坚持让我带你去布莱顿的格兰特旅馆。我们到达布莱顿的当天晚上，你就病倒了，得的是一向被愚蠢地称做流感的那种可怕的低烧，这次如果不是你第三次发烧，那就是第二次。我不必提醒你我当时是怎样照料你、安慰你的。我不仅给你买各种昂贵难买的水果、花、礼物、书等等能用钱买到的东西，而且还用深情、温柔和爱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来抚慰你。我每天除了早晨散步一小时下午开车一小时外，从未离开过旅馆。因为你不喜欢旅馆提供给你的葡萄，我就特地从伦敦给你弄到一些特殊的葡萄。我还编出一些使你高兴的事，或是与你住在一起，或是就住在你隔壁的房间里。每天晚上我都陪你坐着，安慰你或是逗你快活。
过了四五天，你的病好了。我为了尽可能完成我的剧本，就租房住了下来，你当然是与我在一起了。在我们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早晨，我感到极其不舒服。你因事必须去伦敦，但答应我下午就回来，结果你在伦敦遇到了一位朋友，一直到第二天很晚你才回到布莱顿，而那时候我已发烧很严重，医生说是从你身上传染了流感。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病倒在旅馆里更使人不舒服了。我住的房子的客厅在一楼，而卧室却在三楼，没有仆人服侍我，甚至没有一个人能为我送张便条，或遵医嘱为我取来必需的东西。但你回来我就不害怕了。可是在随后的两天里，你却把我孤零零地留在旅馆里，既不关心，也不照料，什么都没做。我不是想让你给我买什么葡萄、花、迷人的礼物，而只不过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些必需品：我甚至连医生为我定购的牛奶都得不到，也喝不到柠檬汽水。而且，当我请求你从书店为我买一本书，或者，如果书店里没有我想要的书，就随便为我选一本其他什么书时，你竟然连书店都从未去过。结果，当我一整天都没书可读时，你却平静地告诉我你已为我买了一本书，书店答应很快就送过来，后来我才偶然发现，你说的这种话自始至终都全是谎言。这期间你当然全花我的钱。在星期六晚上——从早晨起你就把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没有一个人照料我，我请求你晚饭后回来，与我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