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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一年三月初二，皇帝下旨削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的官衔和文忠的谥号。——要把居正打成“文奸”才罢休，这“文忠”当然不合适。此时距张居正死才七个月，而张家的灾难刚刚开始。
墙倒众人推的丑态
张居正当政时，满朝文武争着向其谄媚奉承，以此邀宠争功。而今看到皇帝要清算张家了，一帮官员特别是科道的言官，马上跟着皇帝变脸，以弹劾张居正来表明自己和张居正划清界线，并博取皇帝欢心。
不要过分责备这些人的势利和丑陋，连皇帝都变脸那样快，何必苛责臣子。拍张居正的马匹和弹劾张居正，立场迥异目的相同，都出于利益的考虑。帝制下的政治文化催生和鼓励墙倒众人推，这也是此种文化下官员们死抱权力不愿放手的根本原因。
大凡一个或一群重要政治人物被打倒、否定，伴随的必定就是帝国周期性的平反游戏，那些当年因反对考成法和张居正“夺情”的官员，被重新起用，方可更加证明否定和清算张居正大快人心，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除了和张居正同一天死去的刘台外，当年罢黜、廷杖并声明“永不叙用”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人重新回到官场。反正坏事都是死去的“权奸”张居正干的，而皇帝本人轻描淡写地承认，“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
清算张居正就必须清算他在位时的亲信，可谁是他的亲信呢？公认的工部尚书曾省吾、左都御史王篆、先后三任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梁梦龙等重量级人物被处罚，众位言官多数都拍过张居正的马屁，有些人是因为隔得太远没法亲近首相而已，这回互相攻讦对方是张居正的余党、走狗，来标榜自己的刚正。连万历帝也开始讨厌这些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言官，下旨道：“在前权奸结党行私，科道官寂无一言，及罪人斥逐，却纷纷攻击不已。”皇帝尽管看到这类人的无耻，但他却需要这类无耻作为自己的工具。
最无耻者莫过最先向张居正开炮的御史杨四知，他本来是依附于张居正的亲信朱琏、王篆得到重用，这回攻击张居正最积极，而且上疏胡说八道，完全是欲加之辞。比如他说张家有银火盆三百架，众位公子打碎玉碗数百只。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反问，“此孰从而见之？”还说张居正回家葬父时，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一个人再奢靡如此也不合常理。最可笑的是他“假设”了张居正的大罪，说现在皇长子诞生，加恩大臣。如果居正还活着，必定进侯伯加九锡——这和曹操一样的待遇。沈德符评论道：“从来后宫诞育未有恩及宰辅者，有之实自江陵身后始，有识者颇以为非。然则杨何不明纠当事之政府，而追忖朽骨之权臣也。”因为弹劾居正的首功，杨御史外放数任巡抚，而升为大理寺左少卿（最高司法监督审核机构的二把手）。后被别人揭发是张居正余党，被罢官。
在这场清算风波中最倒霉的是真定知府钱普。张居正回家葬父路过当地时，钱知府特意打造了一顶超长型豪华“房车” ——一个带套间的大轿子，里面有床，还可以藏侍应奴仆。居正大为高兴，准备提拔他，因为钱的资历尚浅就稍缓一会，可关键时刻钱知府丁忧回家守制，等守制期满回来时，张居正已经死了。大家争着弹劾张，钱知府那种拍马屁的独特创意被纠出来，在官员考核时以“不谨”罢免。真是羊肉没吃着反惹了一身骚，这拍马也要讲运气。
最悲伤的白发老母（1）
张居正葬父后，母亲赵氏健在被接到北京奉养几年。张居正死时，赵氏已是八旬高龄，和儿子的灵柩一起回到江陵老家。母亲送走儿子已经够悲伤的了，更悲伤的是接踵而来的灾难。大功臣的儿子转眼变成大奸臣，家产被籍没，孙子被逼死，真真是寿则多辱。
赵氏当年进京时可风光了，因为张居正被皇帝数次催促，先行火速进京履职，赵氏随后慢悠悠地走水路。对首相的老妈沿途的官员巴结唯恐不及。到了河南，快过黄河时，从没出过远门的赵氏对婢女说了一句：如此大河，过河会不会很害怕。这话被传出去了，有人告诉老太太，过黄河还早着呢？到那时再向您禀报。等快到北京时，老夫人又问了一句啥时候过黄河。随行的告诉她早就过了。原来河南地方官将船相连搭成浮桥，勾连南北，浮桥上覆盖着黄土，插着杨柳。老太太的船从浮桥旁经过，毫无知觉，还以为沿着一个小湖的岸边行进。等座船到了潞河，进入通县地面，要下船走旱路了。正值大中午，天气很热。通县的知县张伦招待老太太，就摆了些绿豆粥、蔬菜、蕨笋，给护送的奴仆差役们则供应大鱼大肉。他知道一路上太夫人每天都被地方官用鱼肉招待，早就吃腻了，于是奉应解渴、清爽的饮食给老太太。老太太大为高兴，进了北京给儿子张居正说：“一路烦热，到了通州一憩，才有如游清凉国。”拍好老妈的马屁比拍儿子本人还管用，第二天张居正就提拔张伦为户部员外郎，分管仓库和粮食储备，这可是大美差哟。这个通州地方官，举人都没考上，是拔贡。——一些资格老有名望的秀才，选拔到国子监称“贡士”，贡士也可能被选出来做县官，但概率太小了。
高寿的老太太哪想到人生的暮年要目睹家族这样大的变故。
就在大家都攻击张居正时，从东北移封到湖北江陵、已被废黜辽王王妃进京告状，说当年查抄辽王府，数以万计的财宝，都给张居正拿去了。这辽王自小就和张居正认识，两人有扯不清的恩恩怨怨。此人袭了王位后，放纵骄横被地方官告了状，废王爵抄家，那还是万历帝老爸隆庆在位时的事情，首辅是高拱，内阁的决定权不在张居正那里，但张居正在旁边煽风点火倒有可能。现在账都算到张家头上，而且说辽王府财宝都进了张家，爱财如命的皇帝心动了，派刑部右侍郎丘橓去江陵抄家，按明律，抄家只有三大罪：谋反、叛逆和奸党，显然居正都够不上。几位内阁大僚此时表现出一种难得的胸怀——也许他们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觉。首辅申时行关照丘侍郎“圣德好生”，次辅许国也表达同样的意思。后来也入阁的于慎行，在张居正当权时得罪了首相。刘台被罢黜时，大家都想瘟疫一样躲着他，于独自去看刘台，张居正知道后很不高兴。居正“夺情”，他表示反对。张居正问他：我一向待你不薄，你怎么做呢？于慎行回答，这样做正是因为先生厚待我。随后他告病归乡，居正死后复出。现在他不但没落井下石，而写信给丘侍郎求情：“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
如此情理交融，但感动不了丘侍郎的铁石心肠。
世上总有一些靠整人、害人来邀功的酷吏，张家很不幸所碰到的丘侍郎就是这样一位，不是酷吏，估计皇帝也不会派他来完成这样的重大任务。这位邱侍郎是山东诸城人，康生的老乡。他曾经不讨张居正的欢心，现在解恨出气的机会来了。朝廷抄家的钦差来之前，那些原来巴结张家无所不用其极的知府、知县，现在争着立功，先去把张家的门封了，里面的人还没有走光，但也不能擅自出门。等十几天后邱侍郎来了，启开封条一看，已经饿死了十几位，好几位都是儿童。
抄出来的财宝没有达到期望值，于是就对张居正的几个儿子严刑拷打，认定他们事先转移了财产，拷问之下，只好乱咬一通，说有大量银两寄存在曾省吾、王篆几家，如此又可以抄曾、王两家了。——那时候国际交流不多，国际贸易不发达，天朝大国也就和臣服于自己的周边藩属国来往，否则的话以张居正的权力，生前让家中银两都存在外国银行，几个儿子也别考进士当大明朝的官，干脆都去国外留学，估计万历帝和丘侍郎一点办法都没有。引渡？只要不是藩属国，谁听他的。
最悲伤的白发老母（2）
张居正的大儿子敬修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二儿子懋修投井绝食被救过来。张敬修临死前留下一封遗书讲述了被抄家的全过程，惨状和父亲在世时的显赫对比太强烈了。书中道：“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草木，岂能堪此！”要死的人也不怕酷吏了，张敬修咒骂道：“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惨烈。”遗书最后对继自己父亲为首辅的张四维表达了怨怒：“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很明显张家认为幕后指使者是张四维，但有人认为抄家时张四维已经丁忧在家，怎么能遥控局势呢？他可没有张居正回江陵葬父时依然控制朝局的神通。张居正是张四维的恩人，居正和四维的亲舅舅、当过宣大总督后任兵部尚书、一手促成鞑靼俺达部落入贡受封的王崇古交情很深，所以张四维才能仕途顺利，壮年就入阁当了大学士。但张居正总把他当成晚辈和下属对待，他心里不舒服，有怨气是真的。张居正死后，又是他首先联合宫内太监，扳倒居正的政治同盟冯保，从而开启了清算张居正的大幕。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张家把账算在张四维头上。其实真正的幕后指使者是当朝皇帝，可对皇帝哪敢公开表示怨恨？
张家长子自缢，饿死家人十余口的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哗然。多数人还是有些恻隐之心的，申时行给湖广巡抚写信，要求网开一面，丘侍郎的上级、刑部尚书，也就是那位被张居正重用治理黄河卓有成效的潘季驯看不下去，上疏皇帝说“治居正狱太急”，“至于奄奄待毙之老母，茕茕无倚之诸孤，行道之人皆为怜悯。”皇帝看后不高兴，善于窥察的御史李植马上弹劾潘，潘季驯被削职为民。但对众大臣的求情，皇帝总得给个面子，恩准给张家留空宅一所，田十顷养老太太，几个还活着的儿子都充军“烟瘴地面”，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对张居正所说“看护先生的子孙”。目睹如此骨肉惨状，老太太哪有勇气活下去？一年后赵氏在悲伤中死去。
办大案要案有功的丘侍郎回京后升任左侍郎，从副部长变成常务副部长，不久后又升任南京吏部尚书，寿终正寝，赠太子太保，酷吏的下场很不错。
改革家的宿命
张居正到底没能挣脱改革家的宿命，和他的前辈商鞅、李斯的下场差不多。只不过商、李亲身遭遇惨祸，张居正报在子孙而已。
中国的帝制时代，改革者本人除非掌握最高权力，否则就难免被清算的命运。“良相”行改革之法，像曹操这样完全把皇帝当成手中的傀儡，而自己的儿子干脆篡位，才免于身首异处或身败名裂。其他的“良相”，不管自己手腕多强硬，见识多高远，权术多娴熟，只要是依靠皇帝而改革，很难善终，为何？因为改革得罪的人太多，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太大了。而支持他改革的最高统治者，个人态度太容易发生变化，改革不是由制度而是由帝王进行保驾护航，不可知的风险太大了。
改革总是利益分配的再次调整，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猛烈反对，试以张居正为例。
他实行考成法，提高了行政效率，控制了言路，得罪的是大多数文官特别是监察官员。黄仁宇对此评价极为中肯：“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自己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和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就随之付诸流水。”
他进行土地清仗和推广一条鞭法，得罪了大肆兼并土地却逃避赋税的大地主；他为了节省财政支出，规定外戚封爵不许世袭，及身而止，得罪了后宫和外戚，而且对皇室宗族的岁禄和田地进行整顿，得罪了宗室；他进行机构和人员精简，裁减冗员，得罪了底层官员；他整顿驿站，不许官员任意旅行时免费使用驿驰，得罪了大多数在任和致仕的官员；他严令不许滥增学额，对各县生员人数严格控制，不许私人开办书院。——就如日本幕府时代有无数不治产业的落魄武士一样，明帝国有许多当不了官的落魄文士。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