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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按明朝的祖宗规矩，上疏和皇帝的批示，就如红头文件一样，必须发给各级官僚学习。不知内情的人看完这份奏折，当然以为张居正是何等光明磊落的男人。对于张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摆pose简直就是必修的武功。这种pose摆出来后，对失败的一方高拱来说，觉得更是一种侮辱。张居正这道挽留高拱的奏折，自然皇帝不会照准，而且批示，众卿不可党护高拱。《明史。高拱传》对此只作寥寥数字的交代：“居正乃与（高）仪请留拱，弗许。”真是春秋笔法。
张居正还对来向朝廷辞别的高拱说，我为先生申请了驰驿。所谓驰驿，又叫乘传，就是沿途由兵部管理的驿站，免费提供食宿。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是一项特权，控制得非常严。到了后期就冒滥了，很多本来没资格享受这项特权的人，也想办法从兵部那里搞来驰驿的文书，大揩官家之油。，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形容：“山人术士皆得乘传”，“驿使交驰”，“过客百倍于昔”，“夫马仆从动以百数”。驿卒、挑夫不堪其苦，明朝陆粲有一首《担夫谣》说到偏僻的贵州，乘传者都多不胜数，“归来息足未下坡，邮亭又报官员过。朝亦官员过，暮亦官员过。贵州都来手掌地，焉用官员如许多！”
如海瑞在当淳安县县令时，浙江巡抚胡宗宪的儿子，也享受老子的特权驰驿，而且因为一个驿站的工作人员招待不好，把人家绑起来殴打。海瑞知道后，将胡公子逮起来，交给上司胡宗宪，说有人冒充大人的公子招摇，被我抓了。大人严以律己，不可能有这样的混账儿子。
我估计面对张居正的惺惺作态，高拱恨不得朝他吐一脸唾沫。但毕竟是读书人，老先生忍住了，但用挖苦的话回敬，俺回家就回家，要驿驰干啥？先生如此关照老夫，不怕皇帝再责怪你“党护”我么？搞得张居正脸红一阵，白一阵。高拱装孙子的功夫还是不到家，事以至此，不如也假惺惺地表示感谢。
这世上少雪中送炭之人，多落井下石之徒。皇帝命令高拱马上回家，就不能一刻耽搁，那些锦衣卫前几天还对首辅毕恭毕敬，此刻三番五次催促、威逼、将他积攒的钱勒索得干净，而原来的仆人也大多携款逃逸，真正是树到猢狲散。高拱坐着骡车，带几名老仆，出宣武门，沿着大约今天的京珠高速公路的走向，往河南老家赶路。今天开汽车或坐火车，很快就到郑州了，可那时得风餐露宿好些天。脱毛的凤凰不如鸡，混杂在普通商旅中的高拱，很是狼狈。出京不远，刚到今天房山良乡时，一个差人手持公文赶上，说奉张居正的命令，来给高拱送驿驰的勘合。高拱还想硬到底，大骂张居正两面三刀装好人，不受这道文书。旁边的亲朋劝他别硬扛了，这把年纪了。而且这享受特权的待遇，是皇帝批准的。君有赐而不受，那就是大罪。
气愤归气愤，权衡利弊的高拱，最终还是接受了政敌的这番好意，一路接受公款招待，回到了老家。
且将剩勇打死虎
在张居正、冯保的联手策划下，皇帝和太后驱逐了高拱，此时高拱已是62岁高龄，如果不出大的意外，高拱没有在政坛上复出的可能，基本上是一个死老虎。
但对这个死老虎，冯保和张居正也不放过，尽管张居正表面上表现出大度和温情，向皇帝求情挽留高拱，为他申请到乘传的待遇。愤愤不平的高拱，远在河南老家，没想到自己被勾连到都城一件蹊跷的治安案件中，差点遭遇灭族的大祸。
万历元年的一个早晨，年幼的皇帝照例从后宫出乾清门，到外廷去上朝。一位穿着太监服装的陌生男子直奔过来，被警卫擒住，皇帝命令掌管东厂的大太监冯保去侦查此案。
事关圣上人身安全，当然是超级大案，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尽快侦破。
首辅大臣张居正闻讯后，上疏皇帝，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平白无故混进宫内，肯定有极大的阴谋，背后一定有指使之人，务必追查出来。
由于东厂是皇帝的私人武装，直接听命于冯保，其侦缉、预审都在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因此特别便于屈打成招或诬陷他人。冯保和张居正商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以此案牵连高拱，从肉体上消灭政敌。
冯保亲自审问这位自称叫“王大臣”的嫌疑犯，私下里密语王大臣，告诉他，只要说是高阁老（拱）指使的来刺杀皇帝，将给你官做，并命令自己的仆人辛儒，陪着往大臣吃饭喝酒，帮他捏造一套说陷害高拱的口供。然后在这个人两腋下面，分别绑刀、剑一把。如此，才开始审讯。王大臣按照冯保的吩咐，说自己受高拱的指使，并供出高拱在京的家人李宝、高本等人是同谋，而且一搜查，嫌疑犯身上还藏有利刃。这样看来，能将此案办成弄死高拱全家的“铁案”了。
“审讯结果”一传出，朝野议论纷纷，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件案子背后有政治报复的影子。吏部尚书杨博（字维约，山西蒲州人）和左都御史葛守礼（字与立，山东德平人），相约找到张居正，为高拱辩解，杨博说，这件案子关系重大，如果就这样草率的定案，恐怕大臣将人人自危。张居正对二人说，难道二位先生怀疑我要深文周纳，勾连高拱么？杨博回答得很巧妙，说，不敢这样怀疑，但只有先生您才有回天之力，洗刷高拱的冤情。而且更搞笑的是，急着撇清自己的张居正竟然很不谨慎，自摆乌龙。他拿出一份东厂的审讯笔录给杨、葛二人看，意思是此乃嫌疑犯的招供，与自己无关。可里面有四个字“历历有据”，葛守礼不愧是最高监察官员，一眼看出 这是张居正亲自删改的笔迹，张居正连忙解释，审讯的人不通法理，我替他们改了几字。
主管刑部监察的邢科给事中，大多是些依法办事、不畏权势的正人君子，他们商量道，这样的案件审理和刑科相关，如果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案子就这样定了，我等以后还哪有脸见人！于是联合上了奏折，要求这件案子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法司联合审理。
案子一旦公开审理，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冤案，难度就大多了。
张居正和冯保主意早定，硬要搞死高拱，不把此案交给刑部，但迫于舆论压力，命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再去会同冯保审理。朱希孝虽然是张居正的门客，但和高拱关系不错，他对王大臣用刑，要他从实招来，王大臣大叫，你们许诺我的富贵，让我说高阁老指使，凭什么又要拷打我？而且朱接受杨博的建议，将王大臣原来的招供的高府同谋的家人，叫过来混杂在人群中，王大臣竟然辨认不出。显然这是栽赃陷害，事情到这一地步，冯保怕反过来牵连自己，匆匆将王大臣用毒药弄哑，让他说不出话来，然后再草草宣布处决。
也有史家认为置高拱于死地，是冯保一人的主意，张居正并没有参加预谋。但作为首辅，如果他不默许，冯保一人也不敢有这样大的胆子。
冯保、张居正如此追打死老虎，固然阴毒，但在那样的帝制时代，万一高拱重新掌权，他们害怕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政治就是这样残酷。好在当时司法还不算很腐败，一大帮正人在朝，如果像后来魏忠贤那样，可以任意陷害东林党人，估计高拱难逃一劫。
新政之初先自我扩权
在内阁中驱逐了高拱，无人再能对自己掣肘，宫禁内有冯保的密切配合，两宫太后充分信任。皇帝的老师、首辅大臣张居正一人大权独揽，完全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充分展示平生抱负。
当时的大明，已建国二百余年，矛盾百端，尤其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如果要使社会稳定，必须从经济、财政方面进行较大的改革，达到富民强国之目的。我们知道，张居正的改革最有成效的两项措施是“清丈法”和“一条鞭法”。清丈是重新清量全国的田地，再确定应交的赋税，并查处许多隐匿的土地，如此不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兼并，减轻了普通农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则是将原来缴纳实物的赋税和出劳动力的徭役，统一折合成银两，简化了收税方式，稳定了国库收入，也做到了尽量不扰民，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如果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作保障，再好的方案只能是画饼，很可能在实施中无疾而终。而当时明朝的官僚系统已暮气沉沉，推诿、扯皮、低效。
张居正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革僵化日久的政治制度，退而求其次，他选择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必要的行政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以考成法来督促各级各地官吏的勤政。
所谓考成法，类似现在许多公司都在实施的绩效考核。传统的行政系统运转，主要靠公文的传递、落实来维系，但公文维系的行政系统，极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和文牍作风，上面的文件发下去了，下面也就简单地再往下转发，类似现在许多《关于转发〈XXX＇关于转发xxx某某问题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之类的具文。至于公文所提的要求，办理得怎样，是否完成任务，上面就很难控制了，有些朝廷来的公文，一耽搁就是好几年，形同一纸空文。
万历元年，张居正针对这种弊端，上书皇帝提出公文办理的改革，皇帝当然照准。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行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远近，限定办理的期限，每月底清点。另外造两册帐簿，上面记录事情的概要和规定的期限。一册送主管监察的六科，随时掌握办理的进程，一册送到内阁备查。六科的监察官员将执行情况随时记入帐簿，半年再复查一次，对拖延的追究责任，向上参奏。如果地方巡抚、巡按拖延，由六部中分管的衙门举报；而六部有拖延欺骗蒙蔽的，由负责监督的六科给事中举报揭发；如果六科的监察官员自己拖延欺蔽，就由内阁来监督、检举。官员工作的评定，就以此为基础。
考成之结果，直接和乌纱帽挂钩，可想其威力。官场上，悠悠万事，官帽最重。如此一环扣一环，责任和权力明确，明朝那生锈的管理系统，似乎一下子就上了注入了润滑油，机器加速运转起来。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条办法，会发现一个奥妙，作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在自我扩权。各部督促地方，六科的监察官督促六部，而内阁督促六科监察官。也就是说，内阁把自己摆在官僚体系中最后裁决者的位置上，成为整个文官系统中最后负责人，而内阁只向皇帝一个人负责。而明朝自主元璋因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后，百官理论上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内阁仅仅是皇帝私人的顾问班子，法理上没有统领六部等行政系统的权力。如此一改革，天下百官要向内阁负责，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宰相。
钳制言路乃揽权关键
张居正用考成法扩大了内阁的权力，自然要引起一些人的反弹，特别是主管监察的给事中、御史的监督、考核，也由内阁负责，这一下就惹怒了一些监察官员。他们不愿意受制于人。
明朝的监察制度完备而严密，监督中央六部九卿的给事中和监督地方的御史合称科道官，又叫言官，他们多是些七品的小官，但是能监督正二品的尚书，关键是科道官相对独立，比如兵部尚书够牛的吧？负责监督兵部的兵科给事中根本不用拍尚书的马匹，也不用奉承内阁辅臣，因为他不由兵部尚书管理。再加上有“风闻言事”的免责权，就如今天西方一些国家的议会，议员如何说行政官员的过失，不一定要证据确凿，哪怕有失实之处也不能说议员是诽谤诬蔑。所以，小小的七品官，动不动就敢弹劾尚书、侍郎、内阁辅臣，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的过失。
考成法一实施，言官们的监督、评价由内阁来行使，这一下我们想一想，给事中和御史这类监察官还能独立、自由地弹劾内阁以及六部尚书么？那么大多数监察官员当然要想方设法取悦于内阁辅臣。此法一实行，相对独立的监察权受到了内阁的侵蚀。一位大臣在《群臣阿附成风稽祖制以安社稷疏》中，批评考成法实施后造成的监察官员独立性的丧失：“科道欲论一人，荐一士，则先送辅臣揭帖，名曰请教。”
言官们认为张居正此举是钳制言路，是对二百年来成熟的监察体制一种破坏，于是针对张居正的第一波批评浪潮袭来，发动者主要是科道官。
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是言官们弹劾大臣一贯的路数，此次对张居正也不例外。明朝迁都北京后，太祖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