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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是言官们弹劾大臣一贯的路数，此次对张居正也不例外。明朝迁都北京后，太祖朱元璋当年定鼎的南京作为留都，保留了一整套政府班子。万历二年，南京的一个太监张进喝醉酒了，殴打给事中王颐。这本来是一件小小的治安案件，但在正满肚子不平的科道官看来，一个阉人敢殴打堂堂的监察官，说明言官的地位下降，太监气焰的嚣张，而大力钳制言路的张居正，正好和大太监冯保亲如兄弟。物伤其类，户科给事中（监察朝廷财政部门）赵参鲁（字宗傅，浙江鄞县人）等人，便把这件事上升到政治高度，要求严惩惹事的太监。北京、南京两都的言官纷纷跟进，好不热闹。张居正十分恼火，在给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南京的最高监察官员）写信抱屈说，张进就是一个管膳食的太监，酒后放肆，送给内监执法者鞭笞，革掉他的馆管事权，也就行了。就算交付大家讨论如何处罚，也不能没完没了争个不停。到底为什么要议论纷纷？为什么要借一个太监酒醉而引起南北两都的台谏官员交相议论？
当然张居正知道言官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必须用铁腕制止这股针对他的风潮，醉酒的太监被处理后，上疏弹劾的赵参鲁因没事找事连降数级，贬至广东高安县当一个典史。——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小官。
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1）
朝廷对赵参鲁的处罚并没有吓住言官们，明朝的士大夫中，很有一些骨鲠之人。赵参鲁在上疏中对张居正仅仅是影射，而紧接着三个言官，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字行之，徽州婺源人）、河南道御史傅应祯（字公善，江西安福人）、巡按辽东的御史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上疏批评新政，炮火一个比一个猛。尤其让张居正伤心的是，傅、刘二人是隆庆五年张居正当考官取中的进士，是不折不扣的门生。明代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近乎父子，为此张居正很愤怒地说，二百年来无门生弹劾老师，这样的事情竟然让我碰倒了。
余懋学在奏折里提出五条建议：一是“存敦大”，要对下面宽厚一些，考成法使官场之风变得十分冷酷，国家元气大伤；二是“亲謇谔”，即要广开言路，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三是“慎名器”，要赏罚分明；四是“戒份更”，不要轻易变更祖宗之法；五是“防谀佞”，内阁不要胡乱称赞司礼监太监。每一条都是针对张居正而来。
而刘台更干脆，指名道姓批评张居正，奏折的题目便是《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言辞十分激烈，说，“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盟。二百年来，既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三四年矣。”“阁臣例无印信，衔列翰林，翰林之职，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异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并进一步发挥，说巡按御史巡按各地，进行监察，不是特大的官员违法案件，一般不派出。因为挑选的人很精明强干，授予的权力较大，各地官员大多知道顾惜名义，不至于太狼狈不堪。即使是都察院对御史也是有统无属（用现在的话来说，最高监察部门对督察各地的御史是业务指导，并不是他们的直接上司），如此是为了不对御史控制太多。现在张居正用考成法控制了监察官员，权力集中于内阁，没有了独立性，负责监察的给事中、御史谁愿意冒着丢官甚至生命的危险，直言为政的过失呢？这番话和现代比较，依然有其价值。如果美国没有独立检察官制度，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点事，独立检察官能穷追不舍么？刘台的立论法宝是祖制，就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设宰相的制度，为了显示自己是大公无私，他还特意强调：“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私恩有不得而顾也。”
这当然也是政治上相当正确的手法。
刘台在上疏中所说巡按御史的权责，如果看过传统戏曲的人想必不陌生。许多戏曲中总有类似的情节，富小姐后花园和穷书生一见钟情，赠书生钱财上京赶考，书生高中黄榜，点了八府巡按，拿着尚方宝剑，替天子出巡，有先斩后奏之权，回来后和小姐完婚。《玉堂春》中的苏三，被洪洞县的商人买回老家做小妾，遭遇冤案，被判死刑，如果不是她在南京青楼时有过数夜情的王公子，中进士后作为御史巡按山西，她不可能苟全性命。
这样重要的监察权，现在要受到内阁的控制，搁谁也不愿意，御史们道理说得都挺好的，但不能不说有利益之争的成份在里面，屁股决定脑袋，身为言官，当然要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话语权。
对言官们的密集炮火，张居正当然要反击，尤其是对背叛师门的学生，一定恨得咬牙切齿。
张居正和弹劾他的言官之间，处于实力极不平衡的状态。一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深得圣眷的宰相，而另一方是几个职位低、资历浅的言官，徒有一身胆气。双方交锋的胜负，估计这些上疏捋虎须的官员们事先知道自己的下场，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还是很值得钦佩。
张居正最管用也是那时候大臣最常用的反击办法，就是撂挑子，以辞职来自证清白，同时给皇帝施加压力。皇帝那时候哪能离开他的张老师呀，自然是安慰。安慰也没用，张居正还是要辞职，并且以一种诚心诚意的语气对皇帝说，照理说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不应该请辞，但受到了如此的非议，没法再在内阁待下去了。而且在皇帝面前伏地不起，哭得很伤心，皇帝亲自离开御座，扶起张居正，而且话说得很干脆，朕给你把刘台逮起来投进监狱。回到官邸的张居正虽然不说辞职了，但就是不出来办公，皇帝没办法，派太监带着礼物，上张居正的家中慰问。皇帝给足了张居正的面子，他见好就收，继续做他的首辅大臣。
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2）
皇帝下旨对刘台廷杖一百，充军远方。但张居正虽然恨透了刘台，就如他上疏挽留高拱一样，必须摆出一副心胸开阔的姿态。刘台不顾座师的情谊和首辅的权势，冒死直谏，博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如果因为上疏弹劾张居正而被廷杖，张居正在舆论上将会更加失分，所以他上疏皇帝替刘台求情，免了刘台的廷杖和流配，仅仅削籍回家。
但张居正心中是不会放过刘台的，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整治刘台，而贪赃枉法等腐败问题，往往是打击报复政敌最佳的方式，因为贪官谁都恨，因腐败被处罚没谁会同情。刘台巡按辽东时，和辽东的巡抚张学颜合不来，——明代的巡抚和巡按不合，清代的总督和巡抚不合是常态，因为谁都想说了算。而张巡抚此时已调到户部做官了，他知道张首辅痛恨刘台，便诬告刘台曾经私下里收取罪犯的罚金替人免除刑罚，张居正如获至宝呀，派御史去辽东查核，同时派自己的亲信王宗载去刘台老家江西做巡抚，搜集他在老家不法之事。这些人都是张居正授意的，他们要拼命讨好张居正，周纳罗织，何愁没有“证据”？于是刘台以贪污腐败之罪流配广西，他的父亲和弟弟都受到了牵连。刘台后来死在流放的地方，巧合的是，他恰好与张居正死在同一天，这一对冤家师生好像约好似的。张居正一死，便有人上疏替他抱不平，刘台的案件再复查，纯系冤案，当年诬陷他的官员被处分，他得以平反昭雪，赠官荫子，反正是中国传统平反游戏的老一套，没啥新鲜的。
除了控制朝廷言官外，张居正还想办法控制民间的舆论。最主要的做法是重申明太祖朱元璋的《卧碑文》，即天下百工技艺之人，都可以议论朝政，唯独不许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学生）谈论国事。因为他担心在朝廷对言路的钳制，会引起民间那些还没有出仕的知识分子反弹。并在万历七年，下令毁掉天下书院，首当其冲的是常州府龙城书院。后来举办东林书院的民间士人领袖顾宪成，还没有中举时曾在龙城书院学习过，龙城书院是江南一代士子们相互切磋、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种象征。张居正此举，实际上是和天下士人为敌，自然也引起顾宪成这类要求广开言路的知识分子反感和抵触，也使他死后被万历帝清算、改革人亡政息具有某种群众基础。
但张居正当权时，可不顾了这么多，他用独断专行的法家手段，短时间内成功地钳制了朝野的言路，使人不能对他的改革说三道四。
一则鸡蛋里挑骨头的故事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处在不同位置，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人，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这是社会的常态。而以监督、批评各级官员为职业的言官，他们对其他官员的为政提出不同意见，更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能因为彼此有意见的差别，就能分出谁对谁错，谁进步谁守旧。
比如刘台等人对张居正改革的直言批评，其中也不乏迂腐的意见，今天看来，张的改革是很有成效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台等监察官员批评意见的价值，尽管批评者也可能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想法。但在那样的帝制时代，不同意见之间很难得到平和的交流，而往往演变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激烈斗争，其代价是一方惨败而被淘汰出局，甚至其生命和健康都得不到保障，这是制度的悲哀。
刘台反对张居正，可以视为因政见不同，都是为了大明江山。而有一些言官的批评，却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沽直求名的嫌疑，放到传媒发达的今天，就是故意骂名人吸引眼球来炒作自己。
万历朝吏科给事中雒遵弹劾兵部尚书谭伦，就是典型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例子。万历登基之初，这人揣摩当时首辅大臣高拱的心思，上疏弹劾大太监冯保，说冯保在皇帝登基那天接受百官朝拜，而冯宝立于皇帝身边，等于搭了万岁爷的便车，他在疏中说“文武百官果敬皇上耶，抑拜冯保耶？”这种说臣子僭越的指责，在那个时代是很要命的。但当时冯保深得皇帝信任，这一弹劾没起到什么作用。
一年后，兵部尚书谭伦一个小小的失误，被雒遵抓住了，上升到相当的高度弹劾谭伦。
先交待一下谭伦这个人的基本情况，他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名臣。《明史》说他“沉毅知兵”，属于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一类的人物，文人带兵而建立功勋。从宋代以来，我国就有文官治军帅兵的传统。嘉靖中期，倭寇在东南横行，他正担任浙江台州知府，和戚继光一起练兵。“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既成精锐。”倭寇进攻台州及周边的县，谭伦亲自带兵迎击，三战三捷，将几乎所有入侵者擒斩，保住了浙江沿海的平安。后来升任福建巡抚，倭寇攻占了政和、寿宁两县，全闽震动。谭伦带领戚继光、刘显、俞大猷等将领先断倭寇退路，然后大破之，光复了一府二县，并请求朝廷蠲免受战火祸害地区的赋税。后又在北部边疆练兵，防备塞外胡骑。万历初升任兵部尚书，已是年迈体衰的老人了。
万历二年春分（公元1574年），皇帝派成国公朱希忠和谭伦，代表朝廷去日坛祭祀，对为人臣者，这当然是莫大的荣誉。不巧的是那几天老谭感冒了，祭祀时咳嗽不停，这个小辫子被雒尊等几位言官抓住了，上疏弹劾谭伦不胜任兵部尚书的职位，说“岂不能将祀事于一时者，能寄万乘于有事”，意思是他连一时的祭祀都搞不好，怎么能在国家有事时领兵呢？因为这点小毛病被攻击，谭伦上书辞职。明朝的官员特别爱以辞职来表白自己，今天受儒教文化影响很深的韩国，高官受到在野党议员或媒体的攻击，也动不动辞职。一些人认为这是议会政治所固有的现象，其实在东方国家里，文官一直就有此传统。
这谭伦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据说是内宠过多，这人在战场上比较卖力，在房中和妻妾在一起同样比较卖力。当然，对于这样一位颇有战功的官员来说，在那个时代也许连小节都算不上。据说他有壮阳的秘方，进献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但这种药方为一时快乐而损害整个身体，谭纶死去时年岁并不高，他在病榻上嘱咐过张居正：那样的药方最好不要用。可惜这种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教训，张居正同样未能吸取。
皇帝烦这些言官的上纲上线，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