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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居正擅权跋扈，以非常手段行使新政，遭来了许多阻力和朝野间的议论，但这个强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是成功的，无人能挡其锋芒，尽管他和他家人因为大权在握，而造成了贪腐，但他给大明朝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无论从国防、财政、民生和吏治，他力挽了正德朝后江河日下的颓势，营建了万历初期的繁华，《明史·万历纪》评价道：“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国防方面。隆庆朝时，张举正鼎力支持北方边防最高长官宣大总督王崇古，对威胁明朝北疆最大的鞑靼俺答部，采取羁縻政策，封俺达为顺义王，开互市，换来了北部的和平。倭寇之患在嘉靖晚年已基本解决了，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蓟州把守都城东北的门户，另一位名将李成梁出山海关，深入辽东取得数次大捷，东北基本平静，女真各部正在相互攻伐，努尔哈赤还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建州女真威胁十数年后才显露出来。
财政方面。经过清丈法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全国统计上来新增耕地面积182万余顷，比原有耕地增加了35％，自然税源也就增加了。万历五年帝国中央银库太仓库收银436万两，比11年前隆庆帝登基时201万两增加了一倍多，兵部管理的太仆寺（总后勤部）当年的岁入银两也超过了400万两，京师仓库所存的粮食足够六年消费。
民生方面。全国老百姓的生活基本安定，特别是江南一带民间经济十分活跃。张居正重用了潘季驯，于万历七年完成了黄河的治理和运河的疏通，吏治方面。随着考成法的推行，官员懒散推诿的毛病得到了很大的校正，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基本上实现了“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生前在给一位官员的书信中说到自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张文忠公全集》）这位不怕前有陷阱和万箭穿身的改革者，没有想到，他教出来的皇帝是那样对待他的子孙，也没想到自己创建的中兴之局只是昙花一现，一个甲子后就亡国了。
皇帝推翻了最后一座大山（1）
比起自己的叔爷爷正德皇帝，少年万历帝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他是在“三合一”式的严格管教下成长的。贤母慈圣太后、严师张居正、忠仆冯保将他包围，按照尧舜之君的标准培养小皇帝。
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对儿女过于严格，往往事与愿违，教育皇帝也是这个道理，而且比培养普通的未成年人更加困难，因为人家是万民所系的天子。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对一个正在成长、不无叛逆性格的少年而言，贤母、严师和忠仆是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三座大山的合力下，万历帝没有办法，甚至是无意识地服从，显出他聪慧勤勉、少年老成的一面，但这种违反少年心理特点的教育方式，难免在万历帝心中暗暗种下仇恨的种子。
慈圣太后教子甚严，她好比一个有着万贯家私的女主人，丈夫死得早，孤儿寡母看管这份家业，最担心的是儿子变成一个败家子，何况这不是份普通的家业。万历登基后，她住在儿子的寝宫乾清宫，全天候24小时看管，再冷的冬天也让宫女把儿子从被窝里拉出来，督促其学习。万历帝犯了错，动不动就让他下跪。——人家虽然年少，但毕竟是皇帝。等万历帝大婚后，老妈不能再日夜看管娶了媳妇的成年儿子了，慈圣太后搬回自己的寝宫。万历帝第一座大山从头上卸掉了，老妈更多的精力放在关心同胞弟弟潞王。
凡对儿子要求严格的母亲，一般比较重视请家庭教师，而且对老师很尊重。张居正当然是先帝和太后聘请的一个非常合格的家庭教师。过去农村严母教子，对先生特别信任，常说诸如此类的话：小孩子不好好读书，不听话，你帮我好好管教，打他都不要紧，这是为他好。慈圣太后当然不能授权张居正体罚做皇帝的儿子，但那思路和农妇差不多，鼓励他严格对待万历帝。甚至拿先生吓唬万历帝——“使张先生闻，奈何！”（《张文忠公全集》）和现在差不多，很多孩子畏惧老师甚于父母。皇帝大婚后，太后还叮嘱张居正，我不在皇帝身边，先生得更加用心教导。张居正也慨然以严师自居，不顾及自己学生的特殊身份，就像对待普通学生那样悉心教导、严格要求，只差没用戒尺打手板心了。一次教万历帝《论语》，万历将“色勃如也”的“勃”字念成“背”字，张居正大喝一声，要念“勃”！吓得皇帝大惊失色，在场侍读的其他官员也惊慌失措。我估计万历帝在睡觉时也觉得张先生一双威严的眼睛在盯着自己，真如芒刺在背。张家招祸，固然有居正生前威权震主的政治原因，但这类细节不容小觑。尽管皇帝理智上可能知道先生是为了大明江山，但情感上因为张居正的严厉而屈辱感日生，那种仇恨的情绪有机会就会释放出来，人是复杂的动物，大恩成仇，赤忠招怨是常有的事呀。现在张居正死了，第二座大山不存在了。
和张居正结成神圣同盟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没有了外援势力大减，皇帝推翻自己头上最后一座大山的时机成熟了。
第一家庭的成员，远不如庶民那样彼此亲密无间，尽享天伦之乐，儿子要见皇帝爸爸很不容易，嘉靖晚年，他和太子干脆多年不见面，说两龙碰头不吉利。皇帝的儿孙，很难享受到正常的父爱，如此，和他们朝夕相处、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保姆”太监，相当程度地充当了父亲的角色。也许因这个缘由，少年皇帝万历和天启，对他们成长时的贴身太监冯保、魏忠贤十分敬重。
这冯保，还真是个忠心耿耿的仆人，不仅对皇帝照料十分细致，尤其时刻提防他接受不健康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看管现在的孩子一样，不许他进网吧，不许他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尽量净化他的成长环境。万历御极之初，内阁大院的池塘里长出白莲花，翰林院飞来一双白燕，大家以为这是祥瑞，张居正准备将这祥物敬献皇上，冯保毫不客气地对这位老搭档说：“主上冲年，不可以以异物启玩好。”（《明史·冯保传》）
因为太后和皇帝的信任，这冯保和张居正一样，气焰越来越旺，“后保益横肆，即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这是凡夫俗子很难克服的人性弱点。 对这样一个恪尽职守的奴仆，太后很仰仗，曾对冯保说“万分当心，引君当道，勿得顺从，致伤圣德。”（《神宗实录》）神宗像对张居正一样敬畏冯保，可毕竟是热血少年，天性好玩闹，每当和小太监游戏，看到冯保进来，马上正襟危坐，说，“大伴来矣”。——“大伴”是皇帝对冯保的尊称。
皇帝推翻了最后一座大山（2）
摊上这样严厉的母亲和老师，再加上这样一个生活秘书，可以想象皇宫中长大的万历，应当阳光灿烂的少年时代过得是何等的压抑。对自己亲生母亲他没办法怨怒，可对老师和贴身生活秘书，那就不一样，渐渐地对这位大伴的态度，由敬畏到厌烦，再到怨恨。有一天皇帝在身边两个小太监孙海、客用的引诱下，喝醉了酒。酒壮怂人胆，对冯保的怒火一下就喷发出来了，他将冯保认作养子的小太监打伤，骑马到冯保住宅，门外仗剑大呼冯保的名字，吓得冯保抱住大石头顶住宅门。第二天冯保报告给慈圣太后，太后大怒说要告太庙，废黜万历帝，另立其弟弟潞王。这下皇帝知道闯大祸了，跪下向母亲痛哭流涕地求情，诱他喝酒的两位太监被罚到南京孝陵种菜，可他心中恨死了冯保。
张居正一死，万历帝着手剪除冯保。宫内太监也多是趋炎附势的，一看冯公公快失势了，急于争宠邀功的太监张鲸帮助策划——无论太监还是大臣，踩着别人往上爬是悠久的传统，没办法，位置就那些，自己要上就必须别人倒霉，自己上了又得担心别人觊觎。张鲸将皇帝的心思传到外廷，接替张居正为首辅的张四维和冯保有过节，立马指使言官山东道御史江东之、江西道御史李植弹劾冯保。深文周纳是言官的专业，何况冯保这些年来毛病很多，于是两位言官洋洋洒洒罗列冯保当诛的罪名。皇帝立刻降职，令冯保去南京新房闲住，赏银一千两，衣服两箱，其他来源不明的财产没收。皇帝对这位劳苦功高的忠仆没有把事做绝，就在万历帝拟职处分冯保时，心中积年累月形成的畏惧感还没有消除，对出主意的张鲸说：冯伴伴来奈何？张鲸给他壮胆，说皇帝的旨意，他再狂也不敢违抗，万岁爷就就这么干，没事。
冯保家被抄，他带着早就隐匿的财产以及亲随来到南京养老。从三座大山下解放的皇帝，此时真有翻身的快感呀。
万历帝轻易就能打发冯保，再一次说明明朝太监虽然很有权势，但仅仅是寄生于皇权下面，对皇帝本人很难有威胁。明帝国的控制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皇帝变脸怎的这般快
张居正去世时，皇帝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备极哀荣，这有点盖棺定论的意思。按常理说，如果此后不是发现他有谋逆、篡位之类的罪状，张家不应当被清算。张居正尽管生前权势熏天，但对皇室是十分忠诚的，这点想必皇太后和万历帝心知肚明，所以才敢放手让张居正去干。
但是，张居正一片忠心，却给皇帝的青春期带来了难言的心理创伤，从理智上万历帝知道张居正所做的一切是为自己、为大明，但情感上受不了身为帝国至尊十来年处在辅臣的阴影下。现在，这个人死了，皇帝长舒了口气，紧接着便是报复。将生前对其尊重有加的老师踩到脚底下，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才能获得一种发泄的快感。
自古帝王多薄恩，但万历帝对张居正翻脸之快，仍出乎人的意料。
万历十年六月份居正殁于京师，当年十二月冯保被驱逐到南京闲住。御史李植等上疏弹劾冯保时，并无一句涉及张居正。这些言官聪明得很，他们知道皇帝已经讨厌了冯公公，但对刚刚风光大葬的太师张居正态度如何，心里没谱，这张居正对社稷江山的功勋远非冯保能比，而且位居首相多年，门生故吏遍天下，一上来就攻击张居正，闹不好会引火烧身的。
看到万历对冯保的处置，再看到张居正重用的门生兼同乡曾省吾、王篆被免职后，善于揣摩上意，对政治气候极度敏感的言官们这下知道了，皇帝心中很烦张居正，只是没有机会发作，现在立功的机会到了。
说到工部尚书曾省吾，我再饶舌几句。这人少年科第，仕途顺利，且才能出众，很有政声，因为门生和同乡的关系被张居正重用，在当时也属正常。张居正老爸在儿子进了翰林院后扔下考篮，而曾省吾的老爸矢志不渝，在儿子中进士后九年自己终于会试高中，儿子倒成了科第上的“前辈”。当然父子之伦重于科甲资格，按规矩儿子要称呼父亲的同年为“年伯”，等曾省吾当了兵部侍郎时，和他父亲同届的“年伯”们，因为入仕晚了九年，好几位是他手下的郎官（司局长），可这位曾侍郎对自己的部下兼科场晚辈恭恭敬敬，修父执之礼毫不含糊。从这则轶事可略知曾的为人。但那时的政治斗争以人划线，跟对人是最重要的，和品行政绩的关系不大，皇帝要清算张居正，他当然逃不掉。
十年十二月，朝廷将镇守北京东北门户的蓟镇总兵戚继光调到广东，理由是“继光不宜于北”，而真实的原因是他和张居正关系过于亲密，张十分信任他，他对张心怀知遇之感。这样一个张居正的“余党”怎能拱卫京师？三年后，一代名将戚继光郁郁而死。
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一马当先，上疏把矛头明确对准张居正，列举他十四大罪，说“贪滥潜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等等（《神宗实录》），反正是常用的栽帽子、抓辫子、打棍子那一套。
此奏章正合皇帝心意，皇帝亲笔批示：“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圣恩。”（《神宗实录》）尽管皇帝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同时还批示“不必追言往事”。但万岁爷的心思早让言官们看清楚了，这恶人要留给臣子们做，言官们争先恐后上书弹劾张居正，追言往事。
万历十一年三月初二，皇帝下旨削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的官衔和文忠的谥号。——要把居正打成“文奸”才罢休，这“文忠”当然不合适。此时距张居正死才七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