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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之我见》中主张“把训诂方法与训诂方式严格地区分开来”《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不能把“义训”作为一种训诂方法，这也是一派意见。但他主张训诂方法应区分为“基本方法与一般方法”，层次关系比较清楚，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突破。
（四）“反训”问题
古代汉语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所谓“反训”词，从郭璞而来就有不少人进行研究。本世纪三十年代董著《反训纂例》《燕京学报》22期，1937。，张舜徽有《字义反训集证》（见《旧学辑存》卷中），八十年代，反训研究进入高潮，徐世荣发表《反训探原》《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又出版专著《古汉语反训集释》，郭在贻、徐朝华、蒋绍愚、刘庆俄、吴永坤等也都发表过文章论反训。直到九十年代还不断有讨论文章发表。
以往的研究，问题有二：一是概念不清，理据不足；二是例证杂乱，似是而非。因此，有人根据这两方面的问题，武断地认为反训不可信。经过这次大讨论，虽然不可能所有的讨论者都能达成共识，但对“反训”问题的认识的确大大深化了。
1汉语中某些词在共时系统中存在两个对立的意义，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2由于字形讹误而造成的所谓反训，或不是同一共时系统的所谓反训，这类词都应该排除在“反训”词之外；
3“反训”词因为受语境的制约，一般不会妨碍交流，但毕竟不是词义发展的大道，所以这类词的生命力是有限的；
4“反训”这个概念有问题。齐佩早已指出：“反训只是语义的变迁现象而非训诂之法则。”“严格地讲，‘反训’这个名词根本就不能成立，训诂是解释古字古言，基于相反的原则而去训释古语，才可以叫作反训，现在既知这些例子不过是语义演变现象中的一少部分，那么，就不应再名为反训而认为训诂原则了。”《训诂学概论》145，155页。陆宗达、王宁也认为“反训”这个名称欠妥，“‘反训’或‘反正为训’这个术语容易使人误解它仅是一种训释方法，从而掩盖了反正词或反正同源现象的实质，实在是很不妥当的。”《训诂与训诂学》1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我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主张“不用‘反训’这个术语，改为‘同词相反为义’”。并认为“同词相反为义是由语义内部结构对向演变造成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38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上述四大分歧，均属于理论性质的。尤以训诂学性质的分歧，至关重要。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到训诂学的健康发展，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深入研究，平心静气地争论。
八、训诂学如何走向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的训诂学将会怎样发展，现在谁也无法预言。因为像训诂学这样的传统语文学科的发展，不能不受社会需要、学术风气的制约。如果社会能保持平稳，不断发展，整个人文学科能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训诂学的发展就会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训诂学自身而言，我们也应当冷静地看到：八十年代以来，训诂学的发展主流是健康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整个时代出现的“文化快餐”热，对古老的训诂学也有明显的影响。愿意精研古书的人越来越少，敢于妄解古书的人越来越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1919年黄侃说：“学之兴废在人。”《国故月刊题辞》，见《国故月刊》第1期，1919。能兴绝学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杰出的人才。二十一世纪的训诂学不仅需要一般人才，更需要杰出人才，需要有精通传统文化又有现代头脑的大家。跨世纪优秀人才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大展鸿图，只能靠奋斗，靠业绩，“名山事业”与“炒作”无缘。不愿坐冷板凳，心浮气躁，肯定搞不好训诂研究，更不要说成为“大家”了。
训诂学的深化改革，首先当然是严守阵地，进一步明确自己的领域，但作为训诂研究工作者，又必须关注相邻学科的发展。章太炎是通儒，黄侃在音韵、文字、训诂诸方面都有创新。作为新时代的训诂学家，要求更高了，西方的语义学，中国的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乃至科技类的研究成果都应该注意。民族学家早已用彝族十月历的知识解决了《诗经·豳风·七月》、《管子·幼官图》中的历法问题陈久金、卢央、刘尧汉著《彝族天文学史》22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又刘尧汉、卢央著《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51，5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而注释家置若罔闻。现代训诂学的理性建构，无论是学理资源、操作模式、技术手段，都应该是多元的、综合的，充分利用各学科的优秀成果为我服务。处在信息时代，还作独门独户的研究，发展就会很困难。我们既要把眼睛盯住许郑段王章黄，又要牢牢地盯住相邻学科。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既不顾传统，也不管现实，学了几篇古文就要著书立说译经作注。许多古人早已注清了的字句，弃而不用。目前古书注释、阐释中有那么多无稽之谈，与师心自用蔑视传统的学风大有关系。
对于“古为今用”的问题应当有清醒的科学的理解。这个原则本身是完全正确的，而如何运用这个原则却大有文章。七十年代前期出现的《论语批注》、《孟子批注》、《历家法家著作选》、《法家诗选》之类的出版物也是以“古为今用”的原则而出笼的。训诂学应始终保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忠实于历史文化的本来面貌。训诂学不应是政治权力的工具。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已经给训诂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这是训诂学走向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二十一世纪计算机技术将会在古籍研究整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可以预期的。
所谓训诂学现代化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基础上创建符合古汉语特点的历史语义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精确解释古代文献语言。这和整个汉语史研究水平密切相关。清代训诂学高峰的出现是以古音学的大发展作为前提的，古音学的发展推动了古义学的发展，现代训诂学的发展更需要以音韵学、古文字学发展作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十世纪训诂学的现代化也不过是刚刚起步，它的综合过程、理论化过程还很漫长。许多喧嚣一时的时髦文字将被历史冲刷，学术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学术本身，从来都是如此，不可怨天尤人。梁启超说：“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摩风气，随人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62页，东方出版社，1996。章黄都是二十世纪的豪杰之士，训诂学能独立于现代学术之林，二氏功不可没。在此价值取向、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重大转换的新时期，我们应总结章黄的学术成就，更应重视他们的学术品格，独立精神，要记取那些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当然，也要勇于突破他们的局限性，勇于迎接一切新的挑战。沈兼士、杨树达、王力、陆宗达、张舜徽，他们的训诂实践精神，以学问为生命的思想品格，同样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发扬学术正气，呼吸新鲜空气，实现训诂学的全面变革，这是二十一世纪训诂学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郭在贻《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何九盈《乾嘉时代的语言学》北京大学学报1984，1
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黄永武《六十年来之训诂学》程发轫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台湾正中书局1972
吉常宏等《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蒋礼鸿《怀任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蒋礼鸿《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李开《汉语语言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
陆宗达《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
施光亨等《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共5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
孙雍长《管窥蠡测集》岳麓书社1994
王力《新训诂学》，《王力文集》第19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同上
王宁《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国科学院出版1954
杨树达《积微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1906年12—13号
张永言《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2
郑远汉主编《黄侃学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周法高《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年第一卷
何九盈男，生于1932年11月，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古汉语音韵学述要》、《上古音》、《古韵通晓》（合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实用文言词典》（与李学敏合编）等。
第三章 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1）
更新时间2010…6…8 15：48：30 字数：11959
限于时间和资料，本文所述主要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汉语文字学研究情况，港台和国外情况偶有涉及。
裘锡圭沈培一、概说对汉字的研究，在我国开始得很早，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学则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旧的文字之学是所谓“小学”的一个部分。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是西汉刘歆的《七略》。其“六艺略”中有“小学”类。此书早已不传，但班固《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它写的。《艺文志》“小学”类里记载的书，基本上是一些识字课本（如《苍颉》《凡将》等篇）。后来，“小学”的范围有了扩大。《唐书·艺文志》经部小学类的书，大体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书法四个方面。清代乾隆时所编《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小学类”下分“训诂”“字书”“韵书”三小类。
“小学”一向被认为是经学的附庸。它所注重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书面材料，所以这种研究大致属于“语文学”的范围，与“语言学”尚有区别（参看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研究者中，很少有人直接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绝大多数人不能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因此在“小学”研究中形成了以文字统帅语言的局面。传统文字学的经典，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在整个“小学”界长期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治“小学”的人大都把它奉为圭臬。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有两件事为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形成准备了初步的条件。这两件事是西方语言学思想的传入和古文字研究的进步。
晚清以来，由于金石学的发达和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其中包括殷墟甲骨文等前所未见的重要资料的发现），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清末的吴大、孙诒让等人已经根据古文字指出了《说文》的一些问题。进入民国时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进一步的发展。大量的古文字资料和有关的研究成果，为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对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建立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的，是西方语言学思想的影响。
1906年，章太炎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国粹学报》2卷12、13号）。他认为：“合此三种（按：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为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章氏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他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语言学思想。他提出“语言文字之学”这一名称，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端。
但是，正确确立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民国初年，很多人把“小学”改称“文字学”，而不把它称为“语言文字学”，这是小学研究中以文字统帅语言的思想的反映。他们所研究的“文字学”，仍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如1917年，北京大学的文字学分别由朱宗莱、钱玄同两位学者担任，他们所写的讲义分别叫《文字学形义篇》、《文字学音篇》，前者包括文字与